在兩湖煽動罷工 以奪取政權

1924年9月，孫中山在廣東韶關北伐誓師時留影。（新華社資料照片）

共產黨不僅造出「三大政策」口號，且將「三大政策」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混而爲一，解釋爲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但據國民黨人的解釋及學者研究的結果，聯俄、容共（共黨稱爲聯共）祇是一時的策略，其最重的理由，就是孫中山並沒有因聯俄而拿他的主義和共產黨人妥協。

現在必須立刻向商人發表宣言，很明確地指出上述兩種法令對他們所產生的利益。

至於大資本主同地主問題，現在暫且不說，他們已經逃往沙面租界及香港。

鮑羅廷還建議廣州市各區黨部要召集更多的黨員，前往農村，把沒收土地的命令交給農民。如此，勢必立刻引起農村的暴動和混亂。國民黨方面，沒有立刻採取行動。數日以後，孫中山約鮑羅廷到大本營晤談，告以：「關於工人的社會法令，同減輕小商人負擔的法令，我仍像從前一樣，同意付諸實施。關於土地法，我建議先同農民聯繫，瞭解農民的需要；而主要的還是要成立宣傳隊，向農民來解釋這項法令。」同時，廖仲愷即在各區黨部聯席會議上提出三個法令的處理辦法：選舉起草土地法、調查農民生活狀況和需要的委員會。旋即成立農民、工人、中流階級狀況三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的方式，擱置了三個法令。

「扶助農工」的真相

鮑羅廷仍不罷休，在國民黨一全大會的宣言審查委員會中，又對孫中山提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意見，他建議凡大地主的土地，以及自己不耕作，而從事商業或擔任公職，並向農民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人的土地，一律列營，以分配給農民。爲此問題，會中曾發生大的爭執。胡漢民當着孫中山的面，把鮑羅廷的建議，駁斥得不留餘地。

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的政綱中，有關土地問題的政策，仍是根據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理論而定。鮑之建議未被採納。後來鮑弄了一個「感化遊民土匪及殊遇革命軍人的決議案」，就是要從土地上打主意。雖然戴季陶極力修正，才獲國民黨一全大會通過，不是他的原案。

到一九二六、七年北伐期間，共產黨在兩湖地區所做的農工運動，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中的農工政策，似無關係。汪精衛認爲：共產黨在兩湖的農民運動，其唯一口號，是沒收土地，所以創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種種名詞。其結果大中小地主一齊打倒，農民一無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遺憾的，他們還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來做護符。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民生主義第三講中，已說得明白，乃是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的。共產黨藉此口號來沒收土地，且由下級機關，自行沒收，不經過政府。而共產黨之所以這樣做，是要利用失耕農民的騷動，作其獲取政權的憑藉。就工人運動言，汪認爲：共產黨在兩湖煽動罷工，工廠商店紛紛關閉，造成大量工人之失業。共黨則利用工人失業之衆多，做成社會的恐怖，經濟的混亂，得所憑藉，以奪取政權。

汪精衛以上對共產黨農工運動實況的說明和批評，是他在武漢政權中所得的經驗。也就是共產黨當時所喊「三大政策」中「扶助農工」的真相。

誤信「三大政策」

「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共產黨替國民黨所宣傳的口號。在孫中山的著述中，以及國民黨的宣言或議案中，並無「三大政策」這一名詞。此一名詞之出現，就目前所見資料，是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上海《區秘通信七號》，祇說「三個政策」或「三個革命政策」。同時，俄共鮑羅廷在武漢正式用了「三大政策」的名詞。而其內容初爲反帝、聯俄、農工。稍後則變爲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共產黨人造出一人口號的目的，在結合以汪精衛爲中心的國民黨「左派」，以圖扼阻國民黨內部的反俄、反共、反勞農運動的強盛思潮。指「三大政策」爲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定。不僅一般民衆盲目的跟着在喊，即國民黨人如汪精衛者亦不例外。宋慶齡、何香凝等，當時也都是跟着「羣衆」在高喊擁護「三大政策」者。

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國共鬥爭中，中共常譴責國民黨不應該違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反共；附共之國民黨人亦以此爲向中共與蘇俄投靠之辯護。甚至有反共的國民黨要員亦誤信「三大政策」爲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所制定。共黨宣傳影響之深，於斯可見！

共產黨不僅造出「三大政策」口號，且將「三大政策」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混而爲一，解釋爲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但據國民黨人的解釋及學者研究的結果，聯俄、容共（共黨稱爲聯共）祇是一時的策略，其最重的理由，就是孫中山並沒有因聯俄而拿他的主義和共產黨人妥協。而其容共，更是要加入國民黨的共黨分子服從國民黨的主義。同時，在國民黨改組時，政策至多，一全大會宣言中的政綱列有對外政策七條，對內政策十五條，除有農工政策外，並無任何一條有關「聯俄、容共」的政策。且其農工政策，亦系依據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理論而來，旨在「思患預防」，以期消弭階級鬥爭於無形。故將聯俄、聯共（容共）與扶助農工三者，並列爲「三大政策」，實屬欠妥也。

爲了澄清這些模糊不清的觀念和多年來的爭論，應就直接文獻與可靠的資料，來了解孫中山聯俄、容共，及其農工政策的本意，自不難明其真相了。就聯俄言，在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的聯合宣言中，開宗明義即認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而中國最重要最急迫者，乃爲民國的統一與國家的獨立。實際上，孫中山之聯俄，亦有防止蘇俄與中國軍閥勾結之意。同時亦在制衡列強對其革命政府之壓迫。而蘇俄及第三國際則欲藉孫中山之聯俄以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從事「世界革命」，則爲孫中山所拒。

就容共言，孫中山祇允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而爲國民黨員，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李大釗亦曾代表共方向國民黨一全大會聲明誓言：服從國民黨主義，遵守國民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不把國民黨化爲共產黨。國民黨一全大會接受了李的聲明，是爲容共。中共後來則用「聯共」一詞以代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