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外賣平臺算法是可以改的，如何保障福利？
澎湃新聞記者 陳宇曦 吳雨欣
尤其是支撐系統運行的智能算法，爲“實現勞動價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不斷壓縮外賣騎手的送餐時間，繼而引發交通安全等系列問題。算法，是如何困住人的，能怎麼改？
餓了麼提出，將在結算付款的時候增加一個“我願意多等5分鐘/10分鐘”的小按鈕。這一表態雖快但爭議頗多。美團的迴應則更晚也更長，稱系統的問題，終究需要系統背後的人來解決，將優化系統，給騎手留出8分鐘彈性時間。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向澎湃新聞記者（www.thepaper.cn）表示，不論是5分鐘10分鐘的小按鈕，還是8分鐘的彈性時間，都是權宜之計，而不是釜底抽薪之道。
但孫萍表示，平臺目前提出的方案，至少傳遞出信息：平臺算法系統本身是可以更改的，而且是可以做出很重大的更改。
“這進一步表明，技術的社會偏差性是可以被糾正的。”孫萍說，“我覺得當務之急，是在中國乃至全世界日漸走進算法時代的大背景下，建立起社會層面和組織層面的算法協商機制。”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系教授盧向華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也表示，未來真正解決問題的肯定不是延遲的5分、8分或10分鐘，而是企業內部對騎手們更有效的、多維度的一套激勵及關懷機制。
實際上，市場競爭讓外賣平臺長期處於囚徒困境：慢一點可能意味着被超越。因此，有觀點認爲設計系統的人天然地傾向於冷冰冰的極致效率。在此情況下，應如何鬆動系統，注入更多的人文關懷、保障福利？
系統牢籠如何被構造？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從2017年起開始研究外賣系統算法與騎手之間的關係，《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中引用了不少孫萍及其團隊過往的研究內容。
孫萍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之所以外賣員的配送時長，被算法系統壓縮得越來越短，在於平臺採用了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人工智能算法：用收集的真實數據訓練現有的算法，讓算法越來越“智能”，從而進行路線預測推導，實現對外賣配送員的監督。
舉個例子：如果一開始系統規定的配送時間是30分鐘，爲了避免超時受懲罰，外賣員將配送時間控制在了28分鐘甚至25分鐘，這時算法蒐集的數據就顯示，這段路程外賣員有能力提前送達，“聰明”的系統便可能將規定時間改成28分鐘。
爲了配合更短的配送時間要求，外賣員以闖紅燈、逆行等方式應對，卻讓系統誤以爲這段路程仍有壓縮空間。幾輪之後，“算法就縮得越來越緊”。
孫萍認爲，此時系統所收集的數據存在社會結構偏差，“這表現在外賣配送員怕懲罰，冒着生命危險提速跑。逆行了，闖紅燈了，這些算法都不會考慮，算法看到的只是一個結果。人在算法裡變成了一個運力數字。”
孫萍在2019年發表的田野研究《“算法邏輯”下的數字勞動: 一項對平臺經濟下外賣送餐員的研究》中對此總結道，算法通過日益增強的精準性和標準化管理，將外賣員的勞動過程置於細緻入微的監管之下。從言語表述、肢體行爲到時間、空間、數量、級別等各個層面的數字操控，使得技術理性最終得以管理“人的情感”，並以此實現勞動價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
長期從事企業信息化管理和電子商務研究的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系教授盧向華表示，外賣平臺連接商家、用戶和騎手三邊的需求、供給與服務給力，算法是作爲提升這多方需求供給匹配效率而存在。
“理論上，算法本身應該同時考慮平臺各方的利益，但目前外賣平臺的算法設計中，明顯把消費者的體驗與平臺的服務量作爲最主要目標，商家的地位次之，而騎手的體驗是放在最低的位置。”盧向華說，“算法本身並沒有錯，但算法的效率評價機制過多地向消費者和平臺傾斜時，到一定程度騎手這一方就會出現異常，導致整個算法的失效。”
實際上，不光是算法的鉗制，外賣配送有這類靈活職業從業者，還普遍面臨着勞動關係不明確的問題，導致權益難以保障。
孫萍介紹，其研究團隊在2017年做調研時瞭解到，最初平臺方是與外賣員直接簽署勞動合同，外賣員享有底薪，被稱爲直營團隊。“美團餓了麼當時都有，但到2018、2019年就逐漸取消了，平臺把每單運費收入提高，但底薪沒了，外賣員全部轉爲外包，平臺不再直接簽署勞動合同，由外包公司與外賣員簽署勞務協議，將所有責任、生產資料轉嫁給個人。”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鄭廣懷教授及研究團隊在《武漢市快遞員外賣員羣體調查：平臺工人與下載勞動》中寫道，在該研究中，40.82%的外賣員和快遞員沒有簽訂或不清楚勞動合同。
研究還發現，“五險一金”的覆蓋面十分有限，覆蓋面最廣的意外傷害險也只有49.31%的平臺工人（指快遞員和外賣員）享有。在遇到交通事故時，62.17%的配送員表示需要自己承擔責任，得不到工傷、醫療保險的救助。
“外賣體系不斷髮展，監控越來越精細化，但對於勞動者利益的保障卻變得越來越模糊。”孫萍說，“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政策和法律層面缺少保護，現在的勞動法還沒有對新興共享經濟、零工經濟（從業者）進行實質的定性和劃歸。”
系統是可鬆動的嗎？
不可否認，外賣行業爲吸納就業、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美團研究院發佈的《2020年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美團平臺上的有單騎手達到295.2萬人，同比增長16.4%，45.7%的騎手月收入爲4000-8000元，7.7%的騎手月收入超過一萬元。
餓了麼在6月公佈的數據稱，1月下旬以來，餓了麼累計提供超120萬藍騎士就業崗位，疫情期間新增入職的藍騎士中，22%爲工廠工人，16%爲個體創業者。
配送時間不斷縮短，讓消費者對外賣依賴度不斷提高，助推外賣平臺成長爲巨頭企業，是中國數字經濟甚至中國速度的驕傲一面。我們越來越難以離開外賣帶來的便利，但也確實到了該反思如何實現更公平、合理機制的時候。
系統由人設計，代表人的價值取向。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引發廣泛關注後，9月9日，餓了麼和美團一早一晚分別作出迴應。
其中，餓了麼設置“我願意多等5分鐘/10分鐘”小按鈕的做法，有些譭譽參半。對於此舉爲何招致批評聲，孫萍認爲，按鈕將決定權轉移給了消費者，與此同時也將責任“甩”給了消費者。
“外賣算法體系中，消費者和外賣員只是參與者之一，導致算法最終出現問題，並不只是這兩個參與者，其實是有非常多元的因素。 ”孫萍說。
美團的迴應姍姍來遲，表態“沒做好就是沒做好，沒有藉口”，提出了優化系統的幾項具體措施：給騎手留出8分鐘彈性時間；惡劣天氣下，系統會延長騎手的配送時間，甚至停止接單；升級騎手申訴功能，對於因惡劣天氣、意外事件等特殊情況下的超時、投訴，覈實後，將不會影響騎手考覈及收入。
誠然這是一種公關姿態，但兩家公司的迴應至少說明：“平臺算法系統本身是可以更改的，而且是可以做出較大的改善。這進一步表明，技術的社會偏差性是可以通過社會協商或者算法審計被糾正的。 ”
認爲系統可“鬆動”的，還有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盧向華。
她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這些措施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外賣平臺已經開始積極地去探索一種更好的與騎手、用戶期望進行合作的方式。
外賣小哥和系統，正如當年的流水線工人和背後的監工。2010年起發生在富士康的數十起工人跳樓事件，使得飽受輿論壓力的富士康嘗試了安裝防護欄到反思管理模式、加強心理疏導等各種方式，試圖摘除“血汗工廠”的帽子。
盧向華表示，此次人們討論外賣員受困於系統與早期流水線工人因工作枯燥等引起罷工具有相似性。
“現在科技領域與知識型產業與員工之間形成了比較好的機制，甚至流水線製造企業與一線員工之間經過多年的博弈也達到了一種較爲平衡的狀態。但外賣騎手作爲近些年的新興職業，不管是從企業還是從業者而言，也還在探索最佳的合作方式。”盧向華說。
但技術的前進方向是更冷酷還是更溫暖這個問題，對於這一問題，不是沒有悲觀者。
平臺平均配送時間縮短，追求極致的效率，代表了更低的運營成本，更高的市場競爭力。現存的外賣平臺，都是效率戰的優勝者。這時，外賣小哥的權益，就被放在了輕重緩急的最低位，低於商戶、消費者。
“市場經濟最根本的準則就是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一旦沿着規則去走，整個算法體系和機制其實是完全偏向於資方的。”孫萍稱。
“（但）總是要去探討一個解決辦法。”孫萍說，“在我看來，最大的鬆動點就在於，要讓算法機制由純技術性變成‘技術性+社會性’，要給技術開一個口子，讓它變得更加靈活和包容，這一點不是不可以實現的。 ”
“我們可以是悲觀主義，但要是一種不妥協的悲觀主義。每個人要在自己儘可能的範圍內去做一點事情，發一點聲音，才能至少使得現有的世界不變得那麼糟糕，使社會保留變好的可能性。”一位社會學者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
可以做些什麼？
鬆動算法、柔化系統，孫萍提出了建立“算法協商機制”的思路。
外賣經濟的參與方包括商家（資方）、程序員（技術）、外賣員（運力）、商家（出餐的製作方）、外包公司、消費者。目前系統的制定，屬於“單項的話語權”，即由資方說了算，程序員爲執行者，外賣員、商家作爲平臺參與者，話語權沒有納入到算法的規則設定之中。
因此，孫萍的觀點是未來要形成一種全社會範圍的算法協商機制，除了平臺、程序員，應納入外賣經濟、平臺經濟更多的參與者到算法運作規則的設定中。
“我們要讓外賣員勞動者，讓政府，第三方機構，還有社會科學家都參與進去，增加外賣員的話語力量，讓社會科學家帶來人文關懷，體現社會情感和社會價值。這樣子出來的算法，才（儘可能）公正公平，包容開放，而不是一刀切。”
被系統困住的，不僅是外賣小哥，還有996的白領、網約車司機、流水線工人……能夠改單項話語權的對話機制都顯得尤爲重要。
再進一步，孫萍認爲建立協商機制的重要基礎是，外賣員自發的組織與機制形成，“有了這樣的組織和機制後，聲音至少可以被傳遞，再來看可否協調各方，獲得更好更多的話語權。”
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可能也正等待伸出的時機。
盧向華談到，互聯網行業中常被問起的問題是：贏者通吃、強者恆強的趨勢明顯了，大家都在擔心這些大平臺做大了，話語權越越大，萬一他們做惡了怎麼辦。
“但我覺得這種擔心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因爲這些平臺無一例外，都是生態型的平臺，也就說平臺的成功依賴於參與方的積極貢獻。平臺如果只做對自己有利的行爲，平臺會很快消失，被更合理、公平的平臺所取代。”盧向華說，“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幾乎所有的平臺都在非常努力地平衡各生態參與方之間的關係，保持與他們的共贏，這樣才能讓平臺生存得也更好。”
在法律法規一側，已經有多方關注到了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羣體作爲勞動者的權利保障問題。
7月份，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3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提出強化靈活就業勞動權益保障，探索多點執業。探索適應跨平臺、多僱主間靈活就業的權益保障、社會保障等政策。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保費繳納、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確平臺企業在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的相應責任，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報酬權、休息權和職業安全，明確參與各方的權利義務關係。
“在最自由主義、在最自由競爭的市場裡，也是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社會的法律。”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鄭廣懷教授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要解決現在外賣員的困境，首先我們要把外賣員的活動理解成勞動，我們纔有可能按照解決勞動問題的思路，建立勞動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