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科學家隕落 中關村再難尋大師北影
《中關村回憶》封面
如今的中關村“特樓”13號
中國青年報報道：如果不是刻意尋找，在北京市中關村，你很難發現一個名叫“科源社區”的地方。早已生鏽的鐵門旁，豎着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匾，上面的“科”字斑駁剝落，剩下了“鬥”字。不遠處，在號稱“中國最時尚的電子商城”的鼎好大廈的牆壁上，一塊足有5層樓高的LED顯示屏幕，正滾動播放着聯想最新的筆記本電腦廣告。
就像萬花叢中的一株小草，“科源社區”完全被淹沒在喧囂的鬧市中，特別是其中三棟樓號爲中關村13號、14號、15號的灰磚小樓。很少有人知道，這些名爲“特樓”的建築裡，先後住過新中國科學界的數位巨擘。除了人們熟悉的“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和錢三強、中國實驗胚胎學的創始人童第周外，還有氣象學家趙九章、中國核物理的開拓者趙忠堯、中國實驗原子物理的奠基人王淦昌、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楊承宗，甚至包括語言學界“一代宗師”呂叔湘和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家顧準等人。
“少時與他們爲鄰，真是一生幸事。”2006年，旅居加拿大的蔡恆勝回國，依舊青灰的磚牆讓他的記憶鮮活起來。身爲中國昆蟲生態學奠基人蔡邦華的兒子，他和家人從1953年起居住在這裡，直到1966年搬離。
回到北美，他決定用筆墨留住這段回憶。兩年後，中國分子光譜研究的先驅者柳大綱之子柳懷祖也加入其中。2011年上海書展前夕，這本題爲《中關村回憶》的回憶錄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集結了28位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科學家的子女們對其父輩的回憶。
“我們要留一個真實的他們給後人。”柳懷祖說。他表示，這本著作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側史，即子女眼中的科學家們。
很少有人知道，趙忠堯、童第周和蔡邦華曾被稱爲“三隻老虎”。這個外號來源於他們都出生於1902年的虎年，又碰巧在特樓做了鄰居。
“三隻老虎”比鄰而居的正是中關村13、14、15號樓，每棟3層，總共48戶。住戶包括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32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9人。在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有8位曾經居住在這裡。
作爲書稿的組織者，柳懷祖是1955年隨着父母住進特樓的。當時，在這位高中生的眼裡，中關村還是一片種着小麥和白薯等農作物的田地。“保福寺”還是座廟宇，改成小學後，“黑黢黢”的正殿和偏殿都用作教室。
兩年後搬進特樓的顧南九是顧準的兒子。他回憶說，剛到中關村感到一片荒涼：“荒草長得比小孩子還高”，南邊有很多墳地。
相比之下，建造於1951年後的特樓洋氣極了。如今已經71歲的柳懷祖提起筆來，幾下便勾勒出特樓的平面圖：中間的14號樓呈“一”字型，“L”型的13、15號樓如兩翼般東西而立；樓前是座圓形的小花園，“外面一圈是冬青，裡面種着各種花草”。
“國家那時是儘可能地照顧了。”柳懷祖回憶說，一梯兩戶的屋子很寬敞，只是房間之間的隔斷是用木板和葦子釘上去的，外面抹上泥巴和白灰，“一拳可以打一個洞”。
這位中國科學院原任辦公廳主任一邊用鉛筆畫出單元門棟，一邊唸叨出那些名字：“13號樓，這裡是楊承宗，這裡是熊慶來，這裡是顧準……14號樓，這裡是錢學森，這裡是錢三強、何澤慧夫婦，這裡是貝時璋，這裡是趙忠堯……我們老頭是15號樓313，呂叔湘是314，王淦昌和趙九章是311和312……”
“特樓裡不僅學界泰斗薈萃，而且有的師徒同樓。”蔡恆勝說，14樓裡貝時璋的夫人是對門錢三強夫人何澤慧的老師，而住一層的趙忠堯又是錢三強就讀清華大學物理系的老師。
當時，人們也會看到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的身影。這位“文革”後首批中科院的研究生，也偶爾來此向前輩們請教。
一張薄薄的便籤，很快畫滿圈圈點點，平面圖上，新中國一代科學家漸漸顯現出來。
正是在這片荒郊上，他們一手創建了中國現代科學的研究所羣落，其中包括中科院近代物理、地球物理和應用物理三個研究所，號稱科學城中第一樓的原子能樓，實驗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所，四個社會科學研究所——文學所、經濟所、語言所和哲學所；他們也完成了“兩彈一星”、“中國綜合自然區劃”、“質子靜電加速器”、“地質部地球物理勘探（發現大慶油田）”等重大科技項目，使一些學科完成了在中國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
他們像是再普通不過的人，在大街上走着，根本看不出來是大科學家
“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脊樑，”柳懷祖說，“又是普通得再普通不過的人。”他總記得，那些叔叔伯伯在樓梯上遇到，就“老張、老王、老李”地打着招呼，“在街上走着，哪能看出是大科學家”？
其中的很多故事和細節，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生物物理學的奠基人貝時璋等4位學部委員每週都在院子裡等一輛吉普車，去文津街的科學院上班；每天早上，錢三強都會準時出現在中關村小賣部門口，排隊領取牛奶，中午又出現在中關村小學的街道食堂裡，爲外孫們打飯，直到生病住院的前一天；《中國植物誌》的主編林鎔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午飯都是包子——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隊總有人讓位，他故意去晚，學生又把飯端到辦公室，最終他只好夏天吃涼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氣上，以至於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5點就起來蒸包子”。
據王遵明回憶，父親王淦昌在生活上從沒有什麼要求。家裡用的桌子和櫃子，油漆大都已經脫落。父子倆有段玩笑話：“家裡連小偷也不願光顧，倒是挺安全的。”
柳懷祖也回憶，直到父親去世，家裡都沒有像樣的傢俱，貯存物品用的還是父親1949年回國時裝書的舊木箱。無論是在生活享樂方面，還是場面派頭方面，他們都沒什麼訴求。正如貝時璋所說，“學問要比勝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那時的氛圍和現在不一樣。”柳懷祖表示，近年來發生的校長剽竊論文之事，在父輩們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幾年前他爲父親出版紀念論文集，很多學生要求在一些本由他們署名的文章加上大綱先生的名字後收入該論文集。
“很多論文是他的思想，是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甚至有他很多的工作。但他堅決要把自己的名字抹去，不像現在的有些導師。”柳懷祖說。
1951年，著名物理學家小居里夫人的弟子楊承宗揣着導師親自頒發的博士學位回國，帶着一家老小住進了中關村13號樓105。在兒子楊家雷看來，一家人擠在木凳、牀板搭就的“鋪板牀”上睡覺、經常入不敷出的生活並沒有消磨父親的精神。
這位因留學法國而得名“法楊公”的學者曾因擔心同事、學生受到輻射，親自進行最危險的工作——直接暴露在鐳溶液高強放射的照射之下。在操作時，他囑咐身邊的人站在他背後，這樣他可以擋去一部分射線。當時，在場數人都記住了這位“原子能功臣”寬厚的肩背。
這件事做得太遲了，我的兒子都未必知道他爺爺的事兒，更別說我的孫子了
“這件事做得太遲了，我的兒子都未必知道他爺爺的事兒，更別說我的孫子了。”柳懷祖提起來很是遺憾。
2010年，答應一個月交稿的郭沫若之子、理論物理學家郭漢英突然與他失去聯絡。他把電話打過去，才得知郭漢英去世，遺物中留下的書稿也成爲遺作。他又花大力氣去尋找分析化學家樑樹權和高分子物理學家錢人元的後人，一無所獲。
不僅如此，起初郭沫若和顧準等人的後代因爲不想觸及傷痛回憶，都不願參與寫作。不少交稿的科學家後人，又因爲對“文革”懷有心結，表示無法“就科學家寫科學家”。爲此，柳懷祖專門召集老友們開過兩次座談會，強調將眼中和心中的科學家們“還原”。
郭漢英在《憶郭老二三事》一文中，並沒有對世人對郭沫若的評價做出解釋。在寫到1969年“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風波時，他突出了父親的無奈和堅決：“公開反對批判相對論難以奏效，而默認這種愚蠢的批判氾濫下去，後果將更爲嚴重。”文末他總結說：“時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時代。”
其實對柳懷祖自己來說，父母在“文革”期間被誣陷爲“美國特務”的經歷，讓他至今心有餘悸。當時，柳大綱被“四人幫”隔離審查：“如果你不是特務，你爲什麼要放棄國外那麼好的條件回來？”這個問題令老教授啞口無言。
1958年，顧準被打成了右派，一家人在特樓住不下去了，就搬到顧準妻子汪壁在建築工程部的住所；童第周、柳大綱先後在“文革”期間被趕了出來，被迫遷進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1970年，真菌學家鄧叔羣帶着淤血與傷痕在14號樓105中去世；楊承宗直到1994年還住在14樓宿舍，冬天冷得老人把棉背心纏在腰間。
如今，大師們的背影早已遠去，特樓大多爲出租戶所居住。敲開13樓一層住戶的門，或拉住樓前散步的老者，問“貝時璋是誰？王淦昌是誰？”反應都是搖搖頭。
歡迎各教育機構、高校聯繫合作! 廣告：010—82558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