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放電熱壺煮過再烘乾」 女博士目睹前線醫療物資匱乏：防護衣也重複穿
▲艾曉明爲中國紀錄片導演，也是女權學者。（圖／鏡週刊提供，下同）
圖、文／鏡週刊
父親身後，艾曉明強迫症般地仔細消毒父親使用過的所有物品：溫度計用酒精洗過、泡過，再噴灑數遍；蓋住父親遺體口鼻的棉布手帕、降溫用的石頭，都用消毒液泡了一夜，洗淨，又用專門消毒的電熱壺煮了2遍；用酒精擦拭屋裡每個角落，衣衫被褥日以繼夜洗刷，洗淨不祥和傳染病的嫌疑。只有到陽臺晾曬時，她才能解下口罩，感到空氣清新冷冽，聞到一股太陽曬過衣物特有的烤香味。「他臥牀10年，我早已有思想準備。」對於父親死亡，她並未流露太多情緒，保持理性是面對恐懼的方法。
父親也算善終了。1925年生的艾仁寬是戰爭難童，被國民黨雄踞湖南的一級上將、南京保衛戰總司令唐生智收養。偏偏唐家親生女兒愛上這個孤兒，不顧反對，婚後生下艾曉明與弟弟。文革期間，「僞軍官」「官僚地主」出身的他們被劃爲黑五類，當時13歲的艾曉明被迫寫大字報批鬥父親：「艾仁寬是軍閥作風，堅決與他劃清界線。」她至今沒問過父親有沒有看到那張大字報。原本在中學教英語的父親不能教書了，要勞動改造，掃廁所、掃教室、給食堂採購蔬菜、換燈泡玻璃。所以有點像工友？艾曉明簡直快笑出來：「誰跟你友啊！叫牛鬼蛇神，階級敵人。」
階級敵人在文革後恢復教職，艾曉明也爭氣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中文博士生，和劉曉波是同學，1988年拿下學位，成爲中國文革後第一個文學女博士。與此同時，母親憂鬱症與思覺失調症時好時壞。她在文革中爲丈夫孩子擔心受怕，文革結束後精神失常猛然爆發，反覆10多年直至去世。國民黨軍人唐生智在文革中去世，被草草埋葬，女兒抑鬱而終。父親60歲從學校退休，10年前一次摔跤後，逐漸腦萎縮、缺氧嗜睡，漸漸無法行走，衰老下去。
節省過生活 逆境不絕望
懷疑的蔓延是看不見的。艾曉明思忖，照顧父親的2位護工都沒有感染，探視父親的親戚至今也沒有症狀，但什麼無症狀、潛伏期40天的說法漫天飛舞，她還是很小心，與2位護工同住家中，但各自隔離在不同房間，分開吃飯，互不接觸。
小區封閉，外人不得進入，住戶出門要有通行條，通過樓下穿着防護服、口罩的管理員，3天才出門一次，到小區樓下的菜攤買新鮮蔬菜，也不特別貴，青菜、大蒜、雞蛋都有。經濟在崩壞，但市場還是存在，她並不絕望，「社會裡面很多細胞，不是想凍結就凍結，還是有出租車、運輸車、快遞、電單車在跑。」家中食物充足，吃飯不成問題，她每天只用水煮白菜、蘿蔔加點肉，簡單解決。
口罩呢？艾曉明說自己家離重災區漢口很遠，也沒進出醫護前線，頂多在三線疫區，萬人小區中確診的只有5人，「不就跟5個感冒的人一樣嗎？何況確診可能都送去隔離了，用專業口罩很浪費。」封城至今她頂多用10個口罩，回家後把口罩放到消毒用電熱壺裡煮，再放電暖器上烤乾。「煮一次不會壞，但不知道能夠過濾病毒多少。」一個口罩人民幣25元，除了成本考量，全城物資匱乏使她不得不出此下策。
物資極匱乏 防護服不足
封城初期，艾曉明曾3次跟着兒子幫忙組織的志願者前往21個醫院，送了約6,500件防護服。「大家都很年輕，看到我就說：『婆婆，讓一下。』」但她也看到醫院的物資匱乏超出想像，行政人員只穿白袍，防護服只能留給前線醫護，「防護服也做不到用一次就扔，醫生都是紫外線照一下，重複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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