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注意大陸工資「報復性上漲」勢頭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得宜，中國大陸經濟今年可望迴歸常態增長軌道。但在如此「破繭而出」良好局面達致之前，今年初大陸工資水平已出現「報復性上漲」勢頭，主要是部分省市新公佈的最低工資（基本工資）漲幅偏高，顯然急於扳回去年該項工資凍漲的缺失。這種作法若成風潮，恐將迅速帶動大陸整體工資水平過度上漲，而挫傷今年大陸經濟復元力道。對此，大陸中央有必要及早加以過問。
今年初以來，大陸已有江西、黑龍江、陝西三省，宣佈調漲2021年最低工資標準，漲幅約爲8％至10％；其中，江西省「一類區域」調漲幅度更高達10.1％。除此之外，吉林、天津、四川成都等省市，亦已表態要調漲今年最低工資，具體調幅將陸續公佈，勢將比肩已公佈之省分。換言之，今年全大陸基本工資很可能普遍顯著漲升；果如此，則其可能帶動整體工資上揚的程度，殊應研究。
大陸去年受疫情影響，各省市幾乎全面凍漲最低工資。今年由於官方對疫情控制已有把握，經濟展望相對樂觀，所以各省市都醞釀調漲最低工資，而且已公佈者的調漲幅度，顯著超過大陸國務院所定今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6％，似乎要儘速補滿去年凍漲最低工資的缺口。
另可發現一個比較微妙的原因，就是當前大陸各省市似爭相迴避「低工資地區」符志。人們記得，去年5月大陸全國人大與政協「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全大陸有6億人，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此言既出，難怪各省市今年莫不盡其所能調漲最低工資，以避免成爲上述「千元戶」的集中區。如果說，那是李克強的「激將法」，也說得通呢！
無論如何，最低工資漲得太快、太猛，亦會激化整體工資上揚的誘因，而不利企業機構控制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剛在大陸開局實行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高度強調「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這也是該綱要用以全面推進民生福祉的最大憑藉。按其思路，應該是先全面提升企業發展活力、優化整體經濟質量，以創造新的附加價值來回饋民生；因此，太快出現的工資漲風，並不利該綱要的貫徹落實。
除了考量上述中長期經濟規劃的發展邏輯之外，大陸各級政府在工資水平相關政策上，更應參酌當期整體經濟績效，其中，GDP年增率是最方便參酌的指標。不過，今年大陸GDP實際年增率將是多少，理應到下半年纔會逐步明朗化。因此，若在上半年就採高標準的工資政策，難保不會在下半年變成拖累經濟增長的因素，亦會干擾大陸吸引外商投資之工作，甚至，可能在當前全球通膨陰影下，觸發大陸物價漲風；其影響面甚廣，不可不慎。
而今年大陸經濟增長的真正考驗，會落在下半年。因上半年的GDP增長，有去年同期疫情肆虐下的低基期來「墊底」，很容易出現亮麗增長數據；然而，到了今年下半年，要和去年同期已解封、復工的大陸經濟表現相比，就不容易有突出的GDP增長率，當然也沒有大幅調漲工資的條件。換言之，大陸工資是否適宜大幅調漲，至少須待今年下半年才能見真章。
其次，當前大陸是否有條件大幅調漲工資，亦應考量勞動市場供需。大陸國家統計局新近發佈一組相關數據，即去年農民工總量2.86億人，比前年下降1.8％。這樣的減幅，在去年疫情下，屬相對輕微，也顯示大陸基層勞動力供應尚稱充足。因此，最低工資之調漲，可以緩步爲之、避免急躁，否則，反而會減損基層勞工乃至其他上班族的就業機會。
於今之計，首應由大陸中央主管機關出面表態，要求各省市按照經濟規律和供需法則，訂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漲幅；惟可允許經濟較落後省分稍多調高，以縮小地區間的貧富差距。如此的表態，在當前多數省市尚未公佈最低工資漲幅情況下，仍有相當大的矯正偏差作用。
此外，各省市引導一般工資水平的「工資指導線」，大陸中央亦須及早過問，以免其偏高而脫離經濟現實、反挫今年的大陸經濟增長。
總之，大陸工資水平誠然應反映經濟發展成果，但其調漲應有序、漸進，以追求「勞資兩利」及助益整體經濟永續發展。若是人爲的刻意大幅調漲，即是「揠苗助長」，恐導致勞資雙輸；自應避免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