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基因的形成發展

【讀史札記】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時期，各種思想百家爭鳴、相互激盪，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基因的集中創制時期，這一時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作爲傳統文化的基本要素長期影響着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傳承。

百家爭鳴，海納百川

西周時期，人們突破原始的天道觀，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思想。春秋時期，鄭國的子產明確提出“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的主張，後來又出現了以“仁”爲本、和而不同、“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的孔子，主張“道法自然”的老子和倡導“兼愛”“非攻”的墨子等，同時還出現了編年體史《春秋》和《詩經》的十五“國風”等文化成果。所有這些文化創制，無不反映出當時人們思想的極度活躍與開放。與此相應，私人聚徒講學驟然興起，打破了學在官府制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淮南子·泰族訓》）。墨家的另一個鉅子孟勝，爲楚國陽成君守城，“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呂氏春秋·上德》）。孔子、老子和墨家學說的創制與私人聚徒講學之風的盛行，打破了貴族的學術壟斷，一改沉悶的文化氛圍，拉開了百家爭鳴的大幕。

戰國時期人們積極行動，認真思考，自然現象和社會運動等都成爲他們認識和思考的對象，不同社會階層與各家學派紛紛提出別具一格的學術與思想。司馬談把戰國百家之學概括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劉歆把戰國百家概括爲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縱橫、雜、小說等十家。諸家分別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方式力圖探索自然、社會、歷史、人性以及道德的本質，提出諸多治國安民、富國強兵的奇謀良策。孔子的富而教之，老子的道法自然、無爲而治，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孟子的王道與仁政，莊子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荀子的人定勝天，韓非子的法、術、勢等，無不如此。諸家之說未必盡善盡美，但都能開放包容，奮力創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展現出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築壘出百家爭鳴的文化氣象。

革故鼎新，開拓進取

春秋中期分封制、宗法制和禮樂制逐步瓦解，地方行政組織由采邑制轉變爲縣、郡制，鄭國、晉國先後頒佈成文法，包括軍隊編制、兵種、武器裝備、軍賦徵收等軍事制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改革改良之風逐漸興起。齊國“三其國而伍其鄙”“相地衰徵”；晉國“作爰田”“作州兵”；魯國“初稅畝”“作丘甲”；楚國“書土田”“量入修賦”。這些改革雖還不能與戰國變法相提並論，但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卻成爲戰國變法的文化先導。

面對殘酷、激烈、複雜的兼併和反兼併鬥爭，變法圖強成爲戰國曆史的主旋律。魏國李悝變法、趙國公仲連改革、楚國吳起變法、韓國申不害改革、齊國鄒忌變法、秦國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雖然具體內容、深度、廣度以及推行的力度不盡相同，社會效應與歷史價值也各有千秋，但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卻是相近的。戰國變法觸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涉所有社會成員，改變了社會形態與戰國七雄的力量格局，也使整個社會充滿了進取改革的激情。敢於開拓進取、勇於改革創新不僅成爲中國歷史上多次重大改革的思想動力，也成爲中華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

憂國憂民，居安思危

隨着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展的動盪起伏，在有識之士的思想深處，普遍孕育出一種“憂國憂民憂社稷”的憂患意識，成爲春秋戰國時期的共識。春秋時期，晉國的魏絳把居安思危作爲治理國家的重要規則，教導晉悼公：“‘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左傳·襄公十一年》）孔子對當時不修道德、不講學問帶來的社會問題深感憂慮：“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君子憂道不憂貧”“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等思想逐漸深入人心。

戰國時期，人們把憂患意識統稱爲“憂社稷”，“憂社稷”被概括爲五種類型：第一種是“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第二種是“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第三種是“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第四種是“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第五種是“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戰國策·楚策一》）

憂患意識是春秋戰國時期知識階層的主流社會心理和意識，體現了這個階層的主體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李悝、吳起、商鞅、黃歇、孫臏、蘇秦、張儀等都是在憂患意識的驅動下，爲社會發展與穩定，或推行自己的學說，或實現自己的主張，不怕艱難困苦，不論成敗得失，四方奔走，努力拼搏，而憂患意識也深深熔鑄於中華民族的文化深處。

英勇無畏，捨生取義

在春秋戰國的語境下，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推行和實踐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剛強的意志與不怕犧牲的精神。孔子強調“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並將“仁勇”分爲兩個層面。在精神層面，志士仁人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的氣概，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在行動層面，要見義勇爲，臨危不懼。孔子夾谷之會怒斥齊景公、從容面對“畏於匡”、桓魋追殺和“在陳絕糧”等困境，堪稱頂天立地之大勇。墨子亦是英勇過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盡心上》）。其弟子中不乏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勇士。

孔子的“仁勇”思想被孟子演繹發展爲捨生取義。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仁勇”與捨生取義在行爲層面體現爲不怕犧牲，敢於獻身。魏國唐雎與秦王政交涉安陵之事，針對秦王政所說的天子之怒而盛言布衣之怒：“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戰國策·魏策四》）秦王政爲其無畏精神所震懾，最後不得不放棄以五百里地換安陵的打算。戰國時期英勇無畏精神的集中體現者是荊軻刺秦王。他“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戰國策·燕策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悲歌與視死如歸的豪俠之氣撼人肝膽，千古流傳。

春秋戰國在繼承總結夏、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了一次新的文化集結，涌現出了衆多的歷史文化典籍，這些文化典籍和歷史活動所蘊含的文化精神長盛不衰，早已深深融入人們的日常行爲和語言之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人行必有我師，老子的順其自然、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孟子的浩然之氣、捨生取義，荀子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等，都以鮮活的語言述說着春秋戰國時期文化基因的歷史意義。

（作者：張劍偉、張彥修，分別系嶺南師範學院國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