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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丸山真男的論述，已知中國歷史的特性。正是父權家長制社會的政治結構，適應了儒學的那套方法與理論；也正是儒學的那套思維方法與道德政治理論，是父權家長制文化土壤裡生長並漸漸成熟。由此，儒學思想並深深地浸透了那種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
根據馬克思主義學說，社會意識依賴並反映社會存在。社會意識是人們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過程的反映。有什麼樣的社會存在，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意識。社會意識的形式多種多樣，但它們的內容都是源於社會存在，反映社會存在。
社會意識依賴並反映社會存在，同時又具有相對獨立性，這種獨立性表現在社會意識同社會存在之間變化發展的不完全同步性。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社會意識往往落後於社會存在，當社會存在變化以後，後來的社會意識在一定時期內還會繼續存在，並起作用。另一種情形是先進的社會意識，能在一定程度上預見社會發展趨勢。
而哲學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哲學所反映的社會意識，也存在有進步與落後的意識。
恩格斯指：“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化，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爲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06頁，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的互相影響和作用，歸根到底受經濟基礎的制約。也就是所謂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經濟基礎決定論者。西方的社會發展是經濟支配社會的過程，“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中國古代社會則是個政治（即權力）支配社會的過程。西方是經濟實力制約着權力集中，而中國正是政治權力干預着經濟，制約着經濟發展，始終是強大的政治權力在支配着社會。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另一面特性。
如何導致中國權力支配社會？如同中國哲學如何與古希臘哲學如此的不同的道理一樣，都應是與其社會歷史時空條件分不開。
爲何希臘哲學是“愛智”，是追求知識的學問，即追問“正義”，“公正”，“真理”的學問。而如何中國古典哲學不是“愛智”，即不是追求知識的學問，而是統治術，即講治國之術，治民之術。不但不愛智，而且孔子與老子（當然《老子》一文是後人假託老子所寫，也就形成習慣的思維，認爲是老子的思想了）恰恰都向往的是推行愚民政策。如《論語》說：“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裡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一言之蔽之，民主是古希臘政治哲學的基礎。而“父家長式”是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基礎。東西方古典哲學建立的社會基礎不同，自然所反映的社會存在的意識不同，其結果的發展路徑也不會相同，這似乎都是歷史的必然。
通過以上的比較，由此而知，古代中國哲學家特別關注王權統治術，先秦哲學常常與政治倫理思想融爲一體。而古希臘哲學思想則往往同自然科學知識交織在一起。中國先秦哲學核心是“內聖外王”的政治學，哲人們都熱衷的是“王政”，而圍繞着“王政”進行的“道德”（或叫倫理）說教。
古希臘最早的哲學是自然哲學，非常關心自然，熱心研究自然問題，探討自然的世界，爲科學的思維奠定了基礎。古典時期的柏拉圖創建歐洲等第一所學園，不僅傳授哲學，還包括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等學科。而我們的先秦除王權王霸學說外，就剩下的是巫術及神秘主義思想了。
中國哲學注重直觀思維，注重對事物的直觀感受和切身領悟。由此缺乏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和發達的形式邏輯，因而往往帶有直觀性，臆測性，詩意性的侷限。常常缺乏對客觀事物複雜關係的邏輯分析和理論論證。
古希臘哲學則比較注重邏輯思維，喜觀對事物作細緻的解剖和嚴密的推論，由此形成比較發達的抽象思維及一整套邏輯推論的方法。
東方思想核心，不在於增進積極的科學知識，只在於能夠“明於治亂之道”和宣揚“內聖外王”之道。爲統治者述求一種理想的人格，從而爲封建氏族父家長制統治服務。
先秦雖然出現百家爭鳴，但無不關注的是王制的思想與王制主張，而很少有關注的是個體的“人”或“精神理念”，最終隨着王權專制思想的加強哲學滑向神秘主義。先秦哲人們是生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之下，維護的是家長制的王權體制。
古希臘建立在財產私有制基礎上，手工業和農業分工比較明顯，商品交換比較發達，城市成爲商業手工業經濟的中心，城邦林立，每個城邦（國家）是獨立的，沒有形成統一的集權國家，沒有統一的統治思想。城邦的公民亨有民主權力。他們重視現實，重視金錢，重視自然，爲了發財致富，熱心於自然現象的研究。
古希臘哲學家都很重視演說和辯證，重視邏輯論的過程。他們講求概念的清晰明白。而中國古代哲人，還處於詩性思維，貫用比喻例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
先秦的諸子之學，過於依附於政治，甚至變成了政治的奴僕和工具。從而削弱了哲學理論自身發展及相對獨立性。因沒有自然科學的研究，缺乏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和發達形式邏輯，影響了哲學理論的系統化，所論之題不是隻言片語，就是前後矛盾，互相沖突。
特別是古希臘由於工商業發展的需要，人們很重視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尤其是在梭倫政革之後，實行民主政治和陪審團制度，演說和辯論十分流行，演說甚至成爲當時成名致富的途徑。城市有專門教授演說術，修辭術的學校。這些無疑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對邏輯形式及其規律的研究，推動了形式邏輯的充分發展，以至於對古希臘哲學思維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希臘的這些在古代中國都不曾出現。先秦的思維方式還停留在詩性思維地步。這正如張光直所講的兩種世界模式，在中西的產生。一個是突破式的，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系統束縛的突破。而另一個是連續性，就是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許多文化，社會成分延續下來。
我們通過以上中國古代與古希臘文明之比較，即通過以上諸多方面的對比，不難發現，導致兩地不同的社會發展路徑，是與其背後的經濟方式有關，即商業與農耕的生活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