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學解讀 第七篇(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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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爲何儒家特強調“道德治國”的政治學說呢?這應從歷史文化背景去認識。正如黑格爾指出:“哲學作爲時代的思想:……由此可以推知哲學與它的時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學並不站在它的時代以外,它就是對它的時代的實質的知識。同樣,個人作爲時代的產兒,更不是站在他的時代以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現這個時代的實質——這也就是他自己的本質。”(《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 [德]黑格爾著 商務印書館 1997年印刷 第57頁)

所以,古希臘的哲學與中國古典哲學,都與各自的時代分不開。希臘哲學的時代精神與中國古典哲學的時代精神是不同的,故兩地的哲學家們的思維方式與哲學精神內涵是不相同的。

那麼,中國古代是什麼樣的歷史背景呢?即是什麼樣的歷史特性呢?

我們依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書中真對“中國歷史的停滯與儒學”所引用黑格爾的話以及自己以一段論述,做爲以上問題的回答: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緒論》中對中華帝國的特性作了如下的闡述:

"中國和蒙古是神權專制政治帝國,其根基是父家長制。父之一人位於最高層,對我們來說是服從良心的事,他也要進行統治。在中國,這種父家長制原理,系統化地被擴展到了國家。……在中國,專制君主一人位於頂端,他通過等級制度的衆多序列,指導有組織機構的政府。在此,就連宗教領域和家庭事務也要由國法來定奪。個人在道德上處於無意識狀態。"

不言而喻,在此,黑格爾關心的是他的歷史哲學圖式。這一圖式開始於東方世界,經過希臘羅馬,在日爾曼完成。黑格爾是從擔當各個時代世界精神的民族興亡的角度,來闡述世界精神的發展過程。因而在他那裡,地理上的區分同時就意味着歷史的階段。黑格爾的這一圖式本身,從實證歷史學的立場來看,不免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但是黑格爾所說的作爲中國的或東方的那種特性,儘管在程度上的差異,但幾乎在東方所有國家的歷史中都一度存在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這種特性不只是出現在一個階段上,而是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這就是所說的中國歷史的停滯性。在這一點上,黑格爾也作出了準確的洞察:

"因此,在這裡,首先所看到的是,國家是這樣的國家,即主體尚未自覺到自己的權利,索性說,是法律法的直接的人倫形態統治着,這是歷史的幼年時代。這種形態可分爲兩個側面。第一個側面,它是在家庭關係上所建築起來的國家,是憑藉訓誡和管教,賦予全體以秩序的國家。在這裡,對立和理念性尚未表現出來,所以,可以說是具有詩意性的帝國。與此同時,它又是持續性的帝國。換句話說,它沒能通過自身使自己發生變化。這正是東亞特別是中華帝國的形態。與空間上的這種持續性不同,第二個側面是時間形式上的對立。這些國家在自身內部,即在自己的原理中,儘管沒有變化,但是,它們相互間的地位卻在不斷變化之中。它們相互殘殺,從不停息,促使了它們自己的迅速沒落。……但這裡所說的沒落,並不是真正的沒落。因爲在這一切的不斷變化中,並沒有任何進展。那個取代沒落而新出現的東西,依然看不到什麼進步之處,隨後卻又走上了沒落的老圈子。這部歷史可以說是非歷史的歷史,因爲它只是重複着那終古相同的莊嚴毀滅。"

黑格爾所指出的中華帝國的特性,只有與中國歷史的反覆性放在一起考慮時才能被理解。被父家長絕對權威所統領的封閉性家庭社會成了一切社會關係的單位,國家秩序也是在這一根基上以階梯性的形式被構築起來的。具有"父親般關懷"的專制君主位於它的頂點。由於這種社會結構在中華帝國極爲牢固,所以在其內部,主體(個體)還不能自覺到自己的權利,並且只能停留在自身之內沒有孕育出對立的直接的統一 。因此,這應是一個"持續的帝國"。但是,正因爲在自身中它泯滅了對立,對立就在固定的國家秩序之外從天而降。"一方面所看到的是持續,固定的東西,與此同時,另一方面所看到的則是對此的隨心所欲地破壞。……這樣,極爲放縱的隨意性就與不允許有任何東西的分離,禁止一切獨自性東西的形成這種強大的權力構造結成一體。"因此,這種乍看起來其固無比的王朝,一旦遇到像蠻族入侵這種外部的衝擊,一下子就分崩離析。但是,新的王朝也因仍舊是在同一基礎上產生的,並採取完全相同的結構,所以也只能完全重複同樣的命運。儘管王朝頻頻更替,但是,中國歷史的"非歷史性"並不是因爲內部有分裂,恰恰相反,是因爲內部完全沒有分化。黑格爾的這種解釋可以說是入木三分。

那麼,中國歷史的這種特性與中國歷史中儒學的地位難道沒有密切關係嗎?不管儒學的起源考證性研究如何,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儒學,是通過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論逐漸形成體系,經過秦到前漢,隨着統一的國家秩序大體上產生,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之時,它作爲官學開始佔據了獨尊的地位。儒學把子對父的服從置於一切人倫的出發點上,在與父子的類比中,在上下尊卑關係中,使君主、夫婦、長幼(兄弟)等這種特殊的人際關係結合起來,強調嚴格的"區別"。儒學的這種道德,對於由"帝王之父的關懷和不脫離道德家族圈從而不能獲得任何市民獨立自由的兒子之臣下精神"所構成的龐大漢朝帝國來說,大概是最爲合拍的思想體系。前漢以後,王莽、後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先後王朝,興興滅滅。但是,不管有多少盛衰,儒學卻總是依靠新王朝而確保了國教的權威。一般認爲,這與作爲儒學道德產生之前題的中國社會關係不斷再生產這一事實分不開。在此,能夠與儒學對抗的思想體系一直到清代都未曾興起。如果把宗教思想除外,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可以說只是在儒學思想內部進行的。與中華帝國一樣,中國學術思想亦未曾體驗過真正的思想對立。從近代開始,當國際性壓力漸漸使現代性,市民性的東西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時候,儒學第一次直面到了三民主義這種與自己完全不同系統的社會思想。”(中譯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著 王中江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0年版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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