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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對比看一看先秦的諸子哲學與古希臘城邦時期哲學到底有何不同？又是爲何造成的不同？
希臘哲學起源於前公元六世紀。“在希臘的上古時期，人類對世界的看法都是由神話來決定的，對神，英雄或非凡事件的描述，使世界的產生及其秩序，人類的本質以及民族的習俗，變得能夠讓人理解。這些神話故事經由風俗習慣而深入人心，同時，因爲它們鮮明而生動，激發起人們豐富的想象力和強烈的性感。不過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們和眭相處的地方，由於思想和文化得到了廣泛的交流，神話的地位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因爲不同民族對世界的看法各有千秋，經過比較就會發現，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未必就那麼正確，那麼理所當然。首先，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人們開始了批判性的思考，他們不再依靠傳統或權威，而是憑藉經驗和理智來尋找問題的答案，併力爭讓每個人對這答案都能夠理解。對事物進行理性的解釋，依靠的不再是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啓示，它們的基礎是單純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根本事物，比如各種不同的力，萬事萬物的起因或自然規律。在對世界進行理性解釋的基礎上，哲學誕生了。”（中譯本《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 唐陳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頁）
的確，古希臘在哲學出現之前，人們生活在神話中，並且也是多神信仰。但希臘的神話優美動人，不具有神秘思想。荷馬時代，詩人們運用豐富的想像力把流傳各地的神靈編織進神話故事中，爲希臘宗教提供了一個信仰系統。古希臘哲學出現，是把人從神性中解放出來。而中國在哲學出現之前，人們生活在巫術中，還沒有出現神話傳說。希臘的神話孕育出了希臘哲學，換個說法希臘哲學從神話的母體中突破出來，而促使哲學的突破，正是商業的動力。
是商業促成了希臘哲學從神話世界裡突破而出。在古希臘古典時期哲學之前是屬於自然哲學，是對世界基本規律或起源的探討，隨着探討的深入，這個問題逐漸分離成兩個問題，即有關“組成現實世界的基本元素”以及“決定其存在形式的規律”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奠定了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的基礎。
古希臘的哲學最早是自然哲學，併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
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米尼首開先河，他們認爲像水或空氣這類重要的物質，是組成萬物的基本元素。而畢達哥拉斯用數學的方法解釋現實世界存在的規律。赫拉克利特認爲世界處於純粹的運動變化之中。恩培多克勒認爲，水、土、空氣和火是組成現實世界的四大永恆基本元素。早期自然哲學中最著名的是德謨克利特有關原子的學說，認爲宇宙間萬物都是原子組成的，而原子是不可分的物質。
古希臘哲學是西方文明的火種，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而古希臘最早的哲學是自然哲學。知識精英非常關心自然，熱心研究自然問題，這與其海洋商業貿易經濟分不開。
公元前5世紀中葉，雅典成爲古希臘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出現了一批以教授演說的論辯術爲業的思想家，被稱爲智者，他們討論的中心集中到人類社會政治倫理方面來。“人”成爲研究的中心，爲了反對傳統奴隸主貴族統治的制度和思想。代表人物是普羅泰戈拉，他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哲學命題。希臘哲學探討的重點問題發生了改變，哲學家們開始關注人，以及由人創建的文化和社會。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受到理性的審視。在詭辯學派（智者）的推動下，希臘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誕生了。
希臘政治哲學的歷史背景
希波戰爭（前500—前479年）後，雅典逐漸成爲海上的霸主，雅典也成爲希臘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雅典海上霸權全盛時期，正值其經濟進入繁榮階段，與此同時，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盛極一時。民主政治的實施很快就爲各派學說的爭鳴創造了條件，百家爭鳴的局面，又爲科學、哲學、文化藝術、教育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
“儘管民主侷限在少數自由的男性公民身上，不過，還是使公民大會成爲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會，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要想影響國家的政治決策，人們必須在公開場合進行演講，並想辦法使自己從衆人中脫穎而出，得到大衆的關注。……詭辯學者在雅典的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不是偶然的，雅典爲公開討論提供了寶貴的自由和空間。”（《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 第22頁）
而不是所有希臘的城市國家都建立了民主政體。雅典最大的對手——斯巴達，就是建立起帶有濃厚軍事色彩的奴隸主貴族寡頭政治。在希波戰後，希臘經過一個時段的繁榮後，在它內部終於燃起戰火。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發生了戰爭，即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年），最後雅典戰敗結束了這場戰爭。由此希臘的黃金時代也就結束了。
而希臘古典時期的哲學（古典時期的三個最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正是希臘城邦制從繁榮走向衰落的時期產生的。古典時期大體指公元前5世紀到前4世紀40年代馬其頓統一希臘以前的100多年時期。
在希臘哲學的古典時期，“當人們提出一個一個問題：爲什麼現行法律就一定要得到遵守？從這一刻開始，希臘的政治哲學就誕生了。是否有一個自古以來就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律”？所有由人類頒佈的“人爲的法律”，都會隨着地點和時間的變化的變化而相應地改變嗎？怎樣證明一個國家的政治統治是“合法的”？在希臘哲學的古典時期這些問題都與建立“最好的國家形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應該怎樣使國家中不同社會等級之間的關係變得井井有條？……詭辯學派第一次提出：現行法律與自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既不是上帝創造的，也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由人制定的。詭辯學者首開先河，最早提出著名的“契約理論”。他們認爲，國家之所以形成，是建立在國民之間達成契約的基礎上。……蘇格拉底提出“公平的本質”這個問題。古典希臘哲學從蘇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開始，他在這場有關法律的討論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和詭辯學者一樣，他也以雄辯著稱；對他來說，法律不僅僅是建立在傳統的基礎上。在他看來，必須通過理性的思考來找到公正和平等的標準；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蘇格拉底還鞭策自己，對政治的現行標準產生的原因的原因進行深入的研究。柏拉圖在雅典人民法院宣讀了爲蘇格拉底撰寫的《辯護詞》，其中談到蘇格拉底是怎樣對希臘政治家提出“公正的本質”這個問題，這本身就蘊涵了這位政治家的智能。因爲蘇格拉底提出了“政治行爲的價值標準”這個問題，使自己的信仰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同時，也爲自己樹立了不少敵人。”（《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 第24、25頁）
“蘇格拉底的繼承人柏拉圖（前427—前347年）是古代最著名的研究國家問題的哲學家，在他主要著作《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公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本著作的核心內容。”（《哲學史思路》[德]馬丁·摩根史特恩等著 第28頁）
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不僅討論了公正問題，而且對城邦（國家）護衛者的教育問題，對兒童時期的教育問題，反對神話性的教育，優生學問題，婚姻自由問題，獨身問題，宗教，道德，文藝，詩歌問題，專政，獨裁，共和，民主，男女平等，男女參政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如《理想國》第八卷對政體問題的討論：
“格：我本人的確極想聽你說一說，四種政制你指的是什麼？
蘇：這並不難。我所指的四種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稱的四種。第一種被叫做斯巴達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廣泛讚揚的。第二種被叫做寡頭政制，少數人的統治，在榮譽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處的。第三種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頭政制之後產生的，又是與之相反對的。最後，第四種，乃是與前述所有這三種都不同的高貴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後的禍害。你還能提出任何別種政制的名稱嗎？所謂別種政制，我是指的能構成一個特殊種的。有世襲的居君主國，有買來的王國，以及其它介於其間的種種類似的政治制度。在野蠻人中比在希臘人中，這種小國似乎爲數更多。
格：許多離奇的政治制度，確曾聽到傳說過。”（中譯本《理想國》柏拉圖著[古希臘]商務印書館 1986年版 第279頁）
《理想國》一書是通過對話與辯論的方式，來闡述國家政治理論，這就是最早的政治哲學。而我們的古典哲學裡從無討論過國家政體，也不談國家合法性問題，更不涉及公正問題。而是致力於王權體制下權力等級維護和分析統治策略。只有從君主角度去維護或獻計獻策，讓君王如何去統治‘天下’。多討論的是政治謀略，也從沒有“正義”這一概念。
而《理想國》裡卻貫穿着對“正義”的討論，如：
“蘇：克法洛斯，您說得妙極了。不過講到＂正義＂嘛，究竟正義是什麼呢？難道僅僅有話實說，有債照還就算正義嗎？這樣做會不會有時是正義的，而有時卻不是正義的呢？打個比方吧！譬如說，你有個朋友在頭腦清楚的時候，曾經把武器交給你；假如後來他瘋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會說不能還給他。如果竟還給了他，那倒是不正義的。把整個真情實況告訴瘋子也是不正義的。”①
“蘇：哦，我明白了。看來我們正在考慮的不單是一個城邦的成長，而且是一個繁華城邦的成長。這倒不見得是個壞主意。我們觀察這種城邦，也許就可以看到一個國家裡，正義和不正義是怎麼成長起來的。我認爲真正的國家，乃是我們前面所講述的那樣——可以叫做健康的國家。”②
“蘇：我說，我們關於國家和政治制度的那些意見並非全屬空想，它的實現雖然困難，但還是可能的，只要路子走的對，象我們前面說過的那樣做。只要讓真正的哲學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這個國家的政權。他們把今人認爲的一切光榮的事情都看作是下賤的無價值的，他們最重視正義和由正義而得到的光榮，把正義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過促進和推崇正義使自己的城邦走上軌道，你看我說得對嗎？”③
“不管怎麼說，願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靈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惡和善。讓我們永遠堅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④
（注：①第5頁 ②第58頁 ③第276頁 ④第380頁 見《理想國》）
《理想國》是政治哲學。柏拉圖通過老師蘇格拉底的死，對雅典民主制有所
懷疑，因他的“理想國”裡所向往的是哲學家出任對國家的管理。柏拉圖認爲：“哲學家是智慧的愛好者，他不僅愛智慧的一部分，而是愛它的全部。”①
“除非哲學家成爲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爲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爲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須排除出去。”②（注①第193頁 ②第191頁 見《理想國》）
柏拉圖有關國家的學說，在西方哲學史中，第一次勾畫了有關理想國度的藍圖，至今仍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