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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先秦同樣被稱爲經歷了一場“精神運動”，但後來卻沒有走向理性呢？
從西周晚期，以《周易》爲開端，開啓了中國理性之門。孔子無疑受到《周易》一書的影響，推動儒學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學又是王權主義倡導者。從戰國時期，雖着王權思想的上升，王權思想（仁政）轉向了專制主義思潮（法家主張），因專制必然與神秘主義結伴而行。《周易》裡的貴族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學被巫史所閹割與後儒學所遮敝。而孔子與神學思想又是若離若即。古典哲學在“祛魅”上是無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從西周末年一直到戰國後期，中國社會主要是知識界和思想界中出現了一個理性或無神論思潮的進步過程。這種狀況表明這一時期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界已經高度地理性化地。毫無疑問，理性化精神爲整個中國文化奠定了十分堅實的基礎或提供了十分積極的成果，這特別體現在以儒家爲代表的思想傳統中。但從戰國中後期開始，中國的知識與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術的氛圍之中。它爲某些象數“結構”所迷戀；從根本上說，這就在於中國宗教始終保持着一種原生形態；同時，它也表明純粹的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祛魅”是無力的，它的影響也是有限的；並且個別或少數的無神論者事實上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07頁）
而所謂的“軸心期”卻是個趨於理性的時期。
“我們看到的春秋以後的理性趨勢就是奠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從春秋末年到戰國中期甚至晚期的這樣一個區間，愚昧，迷狂已經退避三舍。所有這些大致就是我們在這一時期看到的圖景。這的確是一個理性勝利和高奏凱歌的時代。”（《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13頁）
事實上這一時段並非是“理性勝利的高奏凱歌的時代”。這一時段一方面體現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潛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動。否則也不會出現正如吾淳的這樣認爲：“戰國中期以後的知識與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這由“理性而迷信”
似乎是個悖論。而事實戰國末期帝制興起，使那點理性徹底的被摧毀，全面的墜入一種非理性的迷狂之中。爲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釋是：“但我們要思考和發問的是，在中國，先秦時期如此盛極一時的理性精神爲什麼又會爲迷信所替代呢？特別是高度發展的無神論思想甚至思潮爲什麼又會爲巫術的氣氛所淹沒呢？我以爲：從根本上說，這就在於中國宗教始終保持着一種原生形態，也即原始信仰的傳統；用張光直的話說就是始終保持着連續性而未曾發生中斷或斷裂；……從戰國起，各種原始巫術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現。……鄒衍的五德始學說，《易傳》、《月令》、《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以戰國末年到漢代各種各樣方土與儒生的思想與社會活動，董仲舒的目的論和王充的命定論。於是，原本較爲簡單的占卜方式通過知識與思想界魔術般的變換已經發展出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這其中，儒家命定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與命觀念相關，經術士與學者之手，占星知識也與風角，雲氣，骨相理論等相結合而逐漸落入民間……且在《易傳》基礎上所形成的象數學從此成爲中國學問與思想界的一門顯學，並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哲學；大量的儒生參與到讖緯活動中，使整個漢代的學術思想瀰漫着一片荒誕的氣氛，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日後的民間生活；至於方土，則更以神仙長生之說作爲騙取統治者的工具，我們清楚地看到它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事實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實踐意義的鼻祖。凡此種種，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中國未來宗教，知識與思想的發展。”（《中國社會的宗教傳統》吾淳著 上海三聯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21——122頁）
吾淳先生把戰國後期至帝國裡的巫術復興，歸結爲沒有實現宗教革命的原因。雖然戰國出現了百家爭鳴也被西方學者稱爲“軸心期”，也稱得上進行了一場“精神運動”，但並沒有扼制着巫術的全面復興，這是事實。若尋求原因，並不能歸結爲沒有出現宗教革命，而是沒有出現政治革命。因中國的宗教從來沒有強大到超過世俗政權，不同於歐洲的中世紀。中國在強大的專制王權裡，也不可能有何宗教凌架於王權統治之上。帝王專制正需要的是‘自由’的‘宗教’信賴，以成爲專制統治的有力工具。
事實上原始巫術在春秋到戰國從沒有退出人們的視線，這一時期的精英們只是更關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學說，在諸侯爭霸與生死存亡的“列國”競爭中，只是疏忽了巫術，而並無拒斥“天命”與“巫術”。隨着王權思想的上升，知識精英們最終以新的“巫術”，即神秘主義（象數，陰陽，五行）來爲王權專制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爲何從戰國到帝制時期出現“有理性趨向非理性”，是因“亞西亞生產方式”或農耕生產方式與農業村落生活方式沒有絲毫的斷裂，進一步導致王權專制思想加強與鞏固，所以政治上一搞專制，迷信就回潮，這纔是根本的原因。
作爲王權制度支撐的儒家思想，本身與原始宗教是若即若離，而到戰國中期，隨着王權思想上升，儒家與神秘主義則是形影不離了。王權專制思想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專制理論的理性，而另一面是爲專制服務所需要的神秘性，即非理性。隨着專制思想的上升，與專制政體的加強，必然與神秘主義結伴而行。在專制的土壤裡，也不可能產生西方式的宗教。農耕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不被斷裂，才導致中國宗教保持着原生形態，纔有專制帝國時期原始巫術迷信的大回潮。纔有戰國末期至漢產生出近乎譫妄和瘋癲的那些非理性的神秘思想學說；如《繫辭》、《說卦》、《老子》、《月令》、《呂氏春秋》、《淮南鴻烈》、《春秋繁露》、《論衡》以及天象星佔，風角卦氣，讖緯符瑞，八卦納甲等等。這種荒誕不經的巫術思維與神秘思想學說瀰漫着帝國的思想界。一場所謂的“精神運動”卻被全面的巫術氣氛所淹沒。這種譫妄與瘋癲一直延續到魏晉及兩宋，並達到新的神秘高潮，直到明清，中國人不能不變成衆魔纏身的“東亞病夫”。
這正是原始的巫術思維及原始宗教迷信，不但沒有斷裂與突破，反倒得到系統與理論化。巫術思維與原始宗教的觸角，完全觸伸到古代中國的各階層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古代中國典型的生產，生活方式適宜巫術思維與意識的延續，茲生與成長。
事實上先秦諸子精英的理性思想，所關注的是讓君王去如何統治，即如何去統治人民。雖儒家不凡大講仁政，但目的是提供給君王的統治術。在諸子的政治學說中，唯法家在對得巫術迷信上表現的更理性，排擊的更堅決。但法家將王權推向專制的金字塔尖時，也意爲就可以“王天下”，目的就達到了，也就撒手無策了。熟不知，握着強大專制權力的帝王，變成了肆意吃人的“魔獸”。在“魔獸”及其“爲魔做障”的一羣虎狼的利爪血口下生活的中國人，不皈依到巫術迷信裡，還有什麼精神支撐呢？正是極權專制制度，使原始巫術迷信徹底大回潮，這不能不與先秦諸子精英的政治哲學有關，是先秦諸子專制主義學說，間接的成了巫術大回潮起了作用，因爲巫術大回潮的推波逐瀾者正是帝王專制制度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