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四、一聲已動物皆靜
公民黨胃口比較大，想一口吞下所有這些香餑餑。新中國黨雖然是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則參與競爭的，但也不會輕易放棄一城一地，派出本部得力助手與每位議員接觸磋商，爭取多拉幾個到自己陣營，擴大新中國黨在國會中的優勢地位。
在新中國黨最初提出驅逐部分違憲議員議案的時候，國民黨籍議員都惶惶如喪家之犬，對各黨派伸出的橄欖枝幾乎視若救命稻草，甚至放下身段主動貼過去。在那段時間，城外新中國黨總部門口不知蝟集多少投機的政客。
但隨着公民黨豎起招兵大旗，國民黨籍議員很快意識到自己由喪家之犬搖身一變，成爲各方極力拉攏的關鍵人物，一個個都好像是從東莞成功脫險返回故里的年輕女子，收起了原先的驚惶之色，開始傲嬌起來，裝出溫良淑德從一而終的模樣，彷彿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其實他們端着捏着的目的，無非就是想賣個好價錢。
當然，他們矜持也不是沒有回報，至少議員賣身的價格一路飆升。公民黨成立短短一個月不到，議員在國會中投一次票的車馬費補貼已經漲到了200元，在表決憲法、選舉總統等關鍵時刻可能還要更高。
孫元起私下算過一筆賬：按照《臨時約法》規定，選舉大總統需要參衆兩院四分之三議員以上出席，得票超過總數三分二才能當選。而現在衆議院有596個議席、參議院有274個席位，舉行大總統選舉至少需要653人出席、436人贊成纔算勉強有效。即便按出席200元、投贊成票500元的價碼來算，僅一次總統選舉投票就要花費35萬元以上！
照這麼揮霍下去，別說自己這樣家財萬貫的大土豪，就算有金山銀山都支撐不住，何況袁世凱是靠借外債度日的呢？很顯然，樑士詒他們組建公民黨屬於一錘子買賣，目的就是爲選舉總統。只怕選出正式總統之日。便是國會壽終正寢之時！
儘管孫元起也希望能招攬到更多的議員，使得新中國黨在國會中一家獨大，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則，比如新來的議員待遇不能超過新中國黨原有議員，頂多就是持平；再比如新來的議員可以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助，但不能提出干涉司法、違規升遷等非分要求。
相比之下，公民黨完全就沒有任何底線可言。從包攬訴訟到安排職位，從圈佔良田到贈送名妓，簡直是無所不能。
公民黨的金錢攻勢很快就見到了成效。在1913年11月底國會對憲法起草委員會擬定的憲法草案進行表決時，公民黨輕鬆否決該項提案。這次成功更刺激了公民黨的囂張氣焰，不僅對其他小黨派的議員大肆招攬，甚至把牆角挖到了新中國黨籍議員的頭上！好在新中國黨前期工作做得夠紮實。孫元起對本黨派議員的關懷也無微不至，這才讓樑士詒等人鎩羽而歸。
等到12月份的時候，國會中的議員爭奪戰終於塵埃落定。因爲顧忌吃相，新中國黨在這場盛宴中只撈到三十多人，雖然戰果遠不及公民黨豐厚，但憑藉這個成績也坐穩了國會第一大黨的寶座。就憑手中掌控國會350個以上的席位，袁世凱便應該讓孫元起三分。因爲孫元起或許不敢說將來的總統肯定是誰，但卻有底氣說將來的總統肯定不是誰！
毫無疑問公民黨是此次爭奪戰的最大贏家，前後共收穫國民黨籍議員100多名，此外還收編其他小政黨的議員數十人，加上舊有班底，其所擁有的參衆兩院議員人數突破200人，一躍成爲僅次於新中國黨的國會第二大黨。儘管沒有達成最初掌控國會的目的，但公民黨已成爲一支不容小覷的政壇勁旅。在否決約束大總統權力的憲法、提議儘快選舉大總統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至於國民黨，毫無疑問是最悲催的輸家，不僅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拱手讓人，連辛苦競選出來的議員也被別人瓜分殆盡，只剩下三四十名死忠分子在苦苦支撐，算是勉強保全了昔日同盟會的名頭與輝煌。真可謂底褲都輸掉了！
隨着議員爭奪戰的結束，因爲對方都擁有否決權。所以新中國黨和公民黨都保持了相對的剋制與冷靜，不敢再輕易把憲法草案、總統選舉等重大敏感議題提交國會表決。表明上國會趨於平靜，但誰都知道下面蘊藏着即將蓬勃噴發的火山，成立不到兩年的中華民國局勢頓時變得微妙起來。
新到任的美國駐華公使、前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芮恩施敏銳察覺到中國國會中的奇異景象。在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會刊《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撰文指出：
“最近一兩年來，遠東最大的帝國隨着國家體制劇烈變動，政壇人物、機構以及法律、政治上都發生數不勝數的變化，即便最熟悉遠東情勢的評論家也覺得眼花繚亂。而在眼下這一刻，它突然變得沉靜起來，好像是歌劇快到高潮的時候突然鴉雀無聲、故事漸入佳境的時候突然戛然而止，在令人錯愕的同時，也讓人情不自禁轉而追究其背後的原因。
“表面上看，局面平靜的主要因素是國會兩大黨派，由內閣總理孫元起先生（他的另一個名字約翰遜博士，或許更爲我們所熟知）統領的，主張先制訂憲法的新中國黨；與由臨時大總統、也是最強有力的軍隊派系北洋軍最高領袖袁世凱先生掌控的，主張先選舉總統的公民黨，互相都擁有否決對方的權力，於是各自都保持了相對剋制，使得局面暫時冷靜下來。就如同決鬥時雙方劍鋒同時指在對方的咽喉之上，在這個時候，雙方最理智的行爲是各退一步再尋良機，而不是愚蠢地選擇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兩三千年裡，這個古老的帝國一直實行專制統治，直到1911年底前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先生率領一羣熱血學生、青年士兵以及不知民主共和爲何物的暴民推翻皇權統治爲止。流亡美國多年的孫文先生在倉促之間借鑑美國的政治制度，爲新建立的國家規劃了最初的民主共和制度，包括總統制與三權分立，但不包括內閣總理。
“爲避免遠東發生人道主義危機，在西方各國政府積極斡旋下，孫文先生與北方處於軍事優勢地位的袁世凱先生達成和議，允諾讓出臨時大總統的職務。但爲了限制袁世凱先生的權力、保護革命黨人取得的果實，孫文先生在卸任之前突然改總統負責製爲責任內閣制。從那一刻起已經埋下禍根，府院之間的衝突成爲必然，關鍵只在於何時爆發。
“在最初的制度設計中，國會是作爲制約府院權力與府院之爭的工具而存在的，不過現在這種作用已經非常淡薄。此時國會更像是大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爭鬥的一個場所，可以避免訴諸武力的手段相對和平的爭鬥場所。但國會的約束手段非常有限，失敗一方隨時可能無視國會裁決，訴諸武力，進而引爆一場全國性戰爭，帶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時刻關注的！
“以上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爭鬥背後存在着更深層次的原因，可以從多個角度加以解析，比如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的制度之爭、大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權力之爭、軍事派別與教育團體之間的派系之爭等等。如果我們想竭力透過複雜煩亂的政情，企圖用清晰簡明的方式來探究最深層原因的話，筆者更願意將之歸結爲中國傳統儒家思想與西方近代民主自由思想之間的思想之爭。
“衆所周知，袁世凱先生出生於中國傳統官僚家庭，傳統儒家思想和專制統治思想對他的影響根深蒂固，從而使得他對權力極端迷戀，尤其是放縱的、至高無上而不受絲毫約束的皇權；而孫元起先生自幼生長在美國，民主、法制的觀念伴隨着科學知識一起成爲他思想的組成部分。當他們在一起共事時，就像烈火與海水、生命與死亡一樣，爆發出最激烈的衝突。
“當然，他們兩人的思想並不是絕對的，袁世凱先生雖然被革命黨人斥爲保守主義者、獨夫民賊，但他在清末自強運動中也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比如德國的陸軍、英國的海軍、美國的議會等；而在孫元起先生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背後，也有着追求權力、排斥異己、意圖獨裁的念頭。這也是當前中國政局日趨複雜的原因之一。
“儘管現在中國局勢日趨緊張，爭鬥隨時可能從國會爆發，進而變成武裝衝突蔓延到全國，但在筆者看來，卻並非沒有解決當前中國困境的辦法，因爲袁世凱先生和孫元起先生的思想裡已經互相交融，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基礎。他們只需像劍鍔互指着對方喉嚨的決鬥者一樣，各自後退一步，然後劃分好權力分屬，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所有的爭端自然都會迎刃而解。這也是近三百來西方政治鬥爭的經驗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