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_一、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各個部分相互聯繫和交互作用而組合構成的社會有機體,並且不斷地從較低的層次向更高的層次發展變化。社會主義社會也是這樣的社會有機體,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生態和諧共生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以及社會系統內部所包含的不同領域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社會發展形態,是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相互協作、相互推動、相互配合、相互影響而形成的社會發展形態。經濟建設提供物質基礎,政治建設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社會建設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和條件,生態建設提供人們生存的基礎。全面改善城鄉人居環境,必須依靠完善機制、科技進步和生態治理,進行全方位建設。生態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生態文明是一項關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任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制度是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石,制度缺失和體制機制不合理,是導致我國資源浪費和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必須花大力氣消除制度性障礙。完善有利於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

一、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當今世界,保護資源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已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們黨從世情國情出發,提出了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的新要求,這既是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也是破解經濟社會發展日趨強化的資源生態環境約束的有效途徑。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可見,不同時代條件下社會發展的基本約束條件是不同的。社會發展在農業文明時代主要受制於資源約束,商業文明時代主要受制於資本約束,傳統工業文明時代受制於市場約束,現代工業文明時代受制於科技約束。只有破解了這些約束因素,才能順利實現社會的持續發展。當代中國發展面

臨的約束是多元的,既有資源約束,也有資本約束,還有市場約束和科技約束,但最根本的還是資源生態環境約束。之所以如此,是因爲當代中國的資源生態環境對社會發展的承載力已經日趨嚴峻,資源生態環境的“短板”已經嚴重製約到經濟社會的發展。

從國內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獲得了長足發展,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人民生活水平總體實現了小康。但也要看到,我國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已成爲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近年來,我國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取得積極成效,但總體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我國耕地、淡水、能源、鐵礦等重要戰略資源的人均佔有量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1/2。能源消費總量持續增加,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水、大氣、土壤等污染仍然嚴重,固體廢物、汽車尾氣、持久性有機物、重金屬等污染持續增加,生態系統更加脆弱,水土流失加重,天然森林減少,草原退化嚴重。發達國家兩百多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現階段集中凸顯。比如,我國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的大規模開發利用,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影響。根據權威估算,要使污染物排放處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降解能力之內,全國最多能容納1620萬噸左右的年排放量。而實際情況是,我國的排放總量遠遠高於這一水平。2011年僅工業廢氣中的二氧化硫就達到2217.91萬噸,煙(粉)塵達到1278.83萬噸,遠遠超過環境的承受能力。淮河、海河、遼河、太湖、巢湖、滇池(三河三湖)等重點流域和區域治理污染任務十分艱鉅;全國有的地表水國家重點監控斷面劣於水環境V類標準,有的斷面達不到III類標準;多條流經城市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有的湖泊出現富營養化;有的重點城市飲用水源地水質達不到III類標準;近岸海域環境質量不容樂觀;有許多設區城市空氣質量達不到二級標準,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數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沒有減輕。在一些地方,人們呼吸新鮮空氣、飲潔淨的水、食無公害食品,成爲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爲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一個重要因素,嚴重製約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加強生態文明

建設,節約能源資源,發展循環經濟,加強環境治理,纔能有效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資源生態環境瓶頸的制約。

從外部來看,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外貿出口規模不斷擴大,但以綠色壁壘和綠色遏制爲基本手段的外部生態鉗制日趨擴大,嚴重限制了我國的生態空間。一是綠色貿易壁壘縮小了我國出口空間。我國加入WTO以後,從2002年開始,就成爲“綠色貿易壁壘”限制進口最多的國家之一。綠色標準提高了我國出口產品成本,比如,2010年5月,美國公佈了一項汽車油耗和排放全國標準,根據該標準,每輛車平均生產成本提升1300美元,美國政府對美國廠商給予財政補貼。這種綠色標準實際上提高了中國汽車出口美國的門檻,限制了中國汽車拓展美國市場的空間。同時,發達國家還一方面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減排責任,並不斷製造輿論、施加壓力,另一方面開始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力圖保持自身優勢,進一步限制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二是綠色貿易壁壘侵害着我國的生態主權。伴隨人類社會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換,生態主權開始成爲最重要的主權,生態利益開始成爲最重要的國家利益,生態財富成爲國家最爲重要的財富。而我國在國際貿易中:一方面,在國際產業鏈中,由於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產品較少,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處於不利的分工地位,許多時候成爲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成爲西方污染轉移地,淪爲“污染者天堂”,生態福利嚴重流失;另一方面,我國出口結構中能源資源型產品比重大,出口產品的平均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強度大,雖然貿易總值是順差,但在資源環境覈算上卻是“逆差”。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地區司牽頭的課題組計算的結果表明,如果不考慮生產結構與貿易結構的差異性,約有30%的二氧化硫、25%的煙塵和20%的化學需氧量的排放源於出口貿易,外貿造成的二氧化硫“逆差”每年約爲150萬噸。長此以往,必將摧毀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中華民族將淪爲“生態難民”。只有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才能進一步拓展我國發展的生態戰略空間,打破西方綠色遏制;才能減少和遏制生態流失,保持國際貿易中生態收支的平衡;才能爲經濟社會永續發展打下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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