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父親司馬昭一樣，司馬炎也不是不知道鄧艾是冤死的，而且新朝開基，赦免鄧艾，無疑可以大大的收攬人心，可是司馬炎卻沒有這麼做，關鍵的原因就是，當初誣陷鄧艾的胡烈、殺害鄧艾的衛瓘等等一批將領，現在都已經成了西晉的高官，給鄧艾平反，就不能不追究這這些人的責任。可是鄧艾就好辦了，他本來就出身低微，在朝廷裡也沒有什麼朋友，所以不會有人爲他說話，爲了維護這些當權士族的面子和利益，司馬炎只好犧牲鄧艾了。段灼雖然在敦煌也是大家族子弟，可是在朝廷裡仍然是人微言輕，他的話，沒有人會支持，所以也就註定不會被採納了。
一直到了公元273年，鄧艾才終於得到了部分平反。有一天，司馬炎和前蜀漢帝國的尚書令（國務院總理）樊建聊天，聊着聊着，就談到了諸葛亮治國的故事，司馬炎非常佩服諸葛亮的才能，不禁感嘆說：“要是我能得到諸葛亮這樣的人輔佐，哪能這麼勞心費神啊！”樊建一聽，立刻說：“我聽到現在社會上流傳的一些言論，都說鄧艾死得冤枉，陛下您明知道他確實是冤枉的，但是都不肯爲他平反，即使您得到像諸葛亮一樣的人才，也用不了他啊！”
這一席話，讓司馬炎萬分感嘆。當看到連當初被鄧艾亡了國的樊建都替鄧艾說話，司馬炎才意識到，鄧艾死得確實太冤了，如果不讓這位老將軍含笑九泉，那麼不僅會動搖朝廷的威信，更會動搖軍心。朝廷的威信畢竟是虛的，一時半會兒就是動搖了，也不會馬上出什麼大事兒，可是軍心是實實在在的，在東吳還沒有滅掉、四處都要用兵的時候，如果阿兵哥們不願意賣命，打仗的時候就不會用心，那可要出大事兒。所以，司馬炎出於良心、出於現實的考慮，終於頒佈了赦免鄧艾的詔書。
我們爲什麼說鄧艾纔得到了部分平反呢？因爲在詔書裡，司馬炎是這麼說的：“鄧艾以前屢建功勳，有了罪也不逃走，可是子孫卻淪爲奴僕，我心裡常常感到憐憫，現在讓他的孫子鄧朗做郎中（低級禁衛軍官）。”這就是說，鄧艾雖然有功，雖然得到了寬恕，卻仍然有罪，而當初誣陷、殺害他的那些人、那些以當朝士族爲主的人，依然沒有罪。
當初轟動全國的鐘會、鄧艾事件，到了將近十年之後，纔算了結，然而，對於鄧艾來說，他最終仍然是個功過相抵的有罪之臣，這個爲司馬家族立了半輩子軍功的人，最後仍然死不瞑目。
再說鍾會的叛變。
鍾會的叛變，給司馬家族留下了一個解不開的結：那就是，爲司馬家族服務了多年的鐘會，爲什麼那麼輕易的就叛變了呢？原因當然會有很多，比如鍾會本身的性格、品質等等，但我認爲最重要的，正是司馬家族所代表的士族政治本身的原因。
說穿了，司馬家族雖然尊貴，但它只不過是各大士族的盟主而已，和全中國的其他士族，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鍾會的想法代表了同時代的和以後的相當一部分士族的看法，那就是：天下是我們士族共同的天下，你司馬家摸得，我爲什麼摸不得呢？
鍾會出身於和司馬家族不相上下的大士族，正是因爲這樣，他這種把司馬家族不當回事的想法才越明顯。司馬家族從鍾會叛亂的事件以後，深深吸取了外姓人不可相信的教訓，對同樣出身的士族，開始採取既聯合又防範的做法。從此以後，出身低微的人更加不被信任、更加受排擠，士族也因爲眼高手低的狂妄和自己單幹的慾望,受到司馬家族的嚴格戒備，爲了遏制士族集團的勢力，司馬昭以及司馬炎開始大量重用同族親王，同時不斷的把自己的各路親戚、還有自己培植的各種親信安插到朝廷裡來，這使得西晉王朝掌權的家族越來越集中，也讓曹魏帝國本來就已經非常封閉的官場，到了西晉王朝的時候更加狹窄、更加僵化。
但再壞的事情，也總會有受益者，尤其對於賈充、荀勖來說。鍾會、鄧艾事件發生的時候，作爲司馬昭親信的賈充奉命帶領一萬軍隊進入陝西南部重鎮漢中，防備更大的意外，在鍾會、鄧艾先後死去後，又是賈充奉命把蜀漢帝國的末代皇帝劉禪一家接到了洛陽。荀勖因爲向司馬昭密報鍾會不可信任，最後又準確應驗，被司馬昭特別提拔到了自己身邊出謀劃策，通過這次事件，賈充、荀勖的忠心和能力，被司馬昭深深的記在心裡。賈充功德圓滿，回到首都洛陽之後，被封爲臨沂侯，和荀勖、羊祜、裴秀等人，代替死去的士族派紅人鍾會，一起進入了司馬昭的權力核心，司馬昭去世後，他們就一同成爲了司馬炎的心腹重臣。
但是我們都知道，在西晉建立初期，賈充並不是官職最高的官員，也並不是權力核心裡的唯一成員，這樣我們就必須要講講，他爲什麼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了西晉初期的第一權臣。
賈充是什麼人，我想已經不必再向大家詳細說明了，基本從司馬炎的大爺、爸爸的時候起，賈充在每件大事中都要露臉，他就是屬於男二號的角色，所以單憑這一點，司馬炎就必須要重用他。而且，賈充的政治手腕應該說是十分高明，拍馬屁的功夫絕非一般人能比，所謂當官兒不打笑臉人，司馬炎這個皇帝也不例外。
更重要的是，當初司馬炎和弟弟司馬攸爭奪晉王世子的時候，賈充曾經堅定站在司馬炎一邊，爲司馬炎最後獲勝出了大力。司馬昭在臨死前的時候，司馬炎就問他，今後應該怎麼辦，司馬昭就說：“知你者，賈大人啊！”所以，在剛剛登基的時候，在這些大臣裡面，司馬炎對賈充的依賴，是任何人都難以超越的。
但僅憑這兩點，並不足以讓賈充成爲第一權臣的，最後還得說說西晉初期官場上的大環境。
西晉建立前後，帶領中央禁衛軍的，是羊祜；處理朝政的，是裴秀、賈充、荀勖。可是，羊祜主要在軍界，又在公元269年就去鎮守荊州（湖北），而裴秀一直亂吃丹藥，身體狀況快速惡化，在公元268就擔任了司空的閒職、公元272年就因爲亂吃丹藥暴死，荀勖自知威望、勢力無法和賈充相提並論，乾脆倒向了賈充，這樣，賈充在很短時間內就獨霸了西晉中央，可以說，是能力、資歷、精力、幸運，共同造就了西晉初期賈充第一權臣的地位。賈家黨，就這樣，偶然而又必然、讓人憤慨而又無可避免的，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