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陸和朱憙的分岐雖然不算是小，但雙方的大前提卻是基本一致，就是通過個人修養的提高，使自己達到聖人境界。只是雙方實現這一目地的方法不同而己。因此雙方的觀點雖然對立，但卻還能夠互相欣賞，甚至是彼此兼補所長。
真正與朱熹的學說無論是思想、目地還是觀念針鋒相對的，其實是陳亮功利學說。
陳亮所持的學說最大的特點就是經世致用，因此在根子上對朱熹所主張的天理性命之學是對立的。正所謂“君子不言利”，在利義發生衝突的時候，必須舍利而取義，這是宋朝的士大夫，也是任何一種儒家學說都必須尊守的一條最傳統的倫理道德。因此在陳亮之前，也從來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把功利提升到一個明確的位置，而陳亮不僅提岀功利之說，而且將致用的目標徹底地具體化，那就是中興復仇，致達王道霸業的目標。
但這種觀念，自然會受到朱熹的排斥。朱熹並不是一個胸懷寬廣的人，對事對人的涵容量都不夠寬洪，這一點遠不及呂祖謙。而陳亮更是居材自負，激揚踔勵。按說這樣觀點迥異的兩個人在任何一點上，都沒有結成朋友的因緣。
而這一次恰恰又是呂祖謙從中穿針引線，才兩人對對方的學說和爲人有了一些俱體的瞭解。因此在朱熹擔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的職務，到浙江視查衢州和婺州時，陳亮也專程趕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訪了朱熹。成爲兩人的第一次相見。
這一次兩人盤桓了十數日，相互之間對各自都有了一番更新更深的認識。也使得兩個人對彼此的印象都有了許多改善。朱熹發現陳亮不只是一個尚氣任俠、縱情酒色的性情中人，還是一個學問淵博、見識深刻的學者，才氣識略確異流輩，是可以和他討論問題的；而陳亮也發現朱熹也不是傳說中的那種只會死讀書、空談性命道理之學的腐儒，也有收復失地，中興大宋的一腔熱情。
於是兩個人跨越了不相思，以相互理解爲基礎，建立起良好的個人友誼。但隨着交往的深入，兩個人內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顯地凸顯出來，因此儘管後來兩個人見面不多，但還是進行了多次通信論辯，因爲這場論辯核心內容是“王霸”與“義利”，因此兩人的論辯也被後人稱爲“王霸義利”之辯。
直到後來朱熹被朝廷罷職，隨後金軍南侵，孝宗殉國而崩，大宋一度處在亡國的邊緣，而陳亮又在辛棄疾的引薦下，做了楊炎的幕僚，投入到大宋復國的戰鬥中，兩人的這一番通信論辯才算暫告結束，雖然誰也說服不了誰，但卻並沒有影響到兩人之間的友誼，這一點看頗像當年的王安石與司馬光。
在大宋復國之後，陳亮出仕在新朝廷中，擔任了趙忱的侍講兼制詔，並且還向趙忱大力推薦朱熹，才使朱熹也能夠重新得到朝廷啓用，兩人又成爲一殿之臣。隨着鐘山書院的成立，兩人又同在書院教學授徒，幾乎天天都可以碰頭，那麼再度開論辯自然是再所難免的。
朱熹的觀點就是王道與霸道，義與利是本質不同的，就好像天理與人慾的對立一樣，只有“王道”纔是正道，只有“義”才符合天理，才能成爲盛世，而“霸道”是邪途，“利”是人們心中利慾之私的產物，並不直得推崇；因此明確提出：尊王賤霸，重義輕利。而陳亮則認爲天理與人慾是不可分割，道德與事功是統一的，道德應見於事功之中，因此王道就是霸道，義與利也可以雙行。
可以說兩人的觀念截然對立，絕對不可能調合，因此兩人從上三代辯起，以至漢唐以下，通過歷史事實互爲詰難，都希望證實對方是錯的，自己纔是對的。
朱熹列舉程顥所說過的“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的話作爲自己的論證，並道：“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有，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
按照朱熹的觀點，也就是隻有堯、舜、禹三聖的時代纔是完全沒有私心，纔是符合天理的王道時代，而漢唐以來的後世帝王，既使是漢高祖，唐太宗這樣的帝王，只是完全出於個人的私慾，根本沒什麼天理。因此都不能算是有道徳，有功的人。
而這種觀點在陳亮看來則大不以爲然，他列舉的出：“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慾，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這段話中，陳亮明確指出，漢祖、唐宗既然能夠建立國家，而且又傳之久遠，其中豈能全無“道”的存在嗎？也就是說個人動機是什麼，既無法考察，也沒必要考察，只要在治國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實事，就是有道，而這樣的人就能稱爲有德君子。
在這一點上，朱熹自然不會贊同，他認爲：“常竊以爲亙古亙今，只是一理，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捨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慾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
他的意思是把事辦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兩回事兒。漢高祖、唐太宗雖然成就了漢、唐盛世功業，但他們的出發點並不是出於大義，而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因此動機不純，其行爲在道德性質上和盜賊差不多。並不值得稱讚。
陳亮對此也予以了反駁，道：“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個頭顱做得成耳。只如太宗，亦足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
也就是說陳亮認爲，道是依附於人的行爲而存在，並不能孤立。如果在做同樣一件事情上，自己說的就是講義，是王道，而漢唐的行爲就是求利，是王霸，那麼按朱熹的觀點，不是說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自已的學說纔是前後一致，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業，他的那些小過錯就可以忽略不計，所謂王道、霸道其實是一回事，把事情辦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
儘管兩人又經過了多次論辯，還是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這一番論辯所涉及的深度和廣度卻超過了之前任何一次學術上的爭論。也引發了其他人的極大興趣，其他學者也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其中又以陳博良對雙方的總結最爲精闢，他說道：“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陳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做功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做功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偶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爲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
這段話高度概括，言簡意賅，切中要點。即按陳亮的觀點：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而朱熹的觀點是：把事辦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兩回事兒。漢高祖、唐太宗雖然成就了漢、唐盛世功業，但其行爲在道德性質上和盜賊差不多。
同時陳傅良對於朱陳各自的觀點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後果的判斷：按陳亮的理論原則，很能出現完全沒有任何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即“上無兢畏之君”；而按朱熹的理論原則，則任何大臣們都可能借口皇帝行爲不夠道德，而起廢立之心，謂“下有覬覦之臣”。所以，按兩人的觀點，都可能產生“驕君亂臣”之弊。
自然，對這個評論，朱熹和陳亮都是不贊同的，因爲陳傅良的說法，僅僅只是從純粹的邏輯上，來推理兩種理論的後果，並不關心兩人前提是否與事實相符，因此兩人又分別在其他場合加以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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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忱讀到這裡，也不禁連聲讚道：“筆力縱橫馳騁,氣勢慷慨激昂,如此好文。朕以經連看了三遍，猶自覺得意猶未盡也。”
楊炎也笑道：“‘推倒一時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除了陳同甫之外，還有誰能做得出這般豪邁俊逸，豪氣干雲的文章來。”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同時大笑起來。
楊炎出任樞密副使之後，主要分管軍事方面的事務，一直付責監督軍隊的訓練，演練戰術，制定日後對金國作戰的計劃。而趙忱當然也非常重果軍事，自然經常招楊炎入宮，詢問軍隊的情況。不過兩人在談論政務之餘，也不免也會談論鐘山書院的學術辯論。
而在論辯中最令趙忱感興趣的，也就是朱熹和陳亮之間的關於“王霸義利”之辯。當然從趙忱心裡來說，是更傾向於陳亮的思想。一方面是因爲陳亮是楊炎的朋友，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還算是楊炎的對方，因此在趙忱心裡，自然就偏向陳亮一些。
而另一方面，趙忱覺得陳亮的觀點，似乎更對自己的胃囗一些。因爲陳亮的學說，從根本上講，就是針對當今的現實而發，在“成人之道”的問題上，陳亮堅持經世濟用的態度，以志在天下的胸懷，發展成爲對天下生民計利的有爲之論，對於有志收復失地，開創大業的趙忱來說，這種觀點顯然要比朱憙獨善其身的保守思想要高明得多。
不過儘管如此，但趙忱從不在朝堂上對大臣們公開發表自己對各學派的評價。因爲大宋的學術之風比效開放，但到目前爲止，能形成巨大影響力的，只有王安石的新學和二程兄弟的洛學。不過雖然這兩種學術雖然一直針鋒相對，而且都一度都被推到了官學的地位，但這些都是政治作用的結果，而並非學術本身的影響力。
而把學術和政治結合在一起治治就肇始於熙寧時期的王安石，後來隨着新舊兩黨的爭鬥，王學與程學也成爲各方政治力量的興衰也一直起伏不定。每當新黨上臺，就必然對王學推崇倍致，將程學斥之以鼻。而當舊黨執政，又對程學奉若經典，對王學大加貶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