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是一個學術鼎盛的時代，早在宋神宗熙寧年間，就有周敦頤的理學、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王安石的新學、蘇軾的蜀學等等學派。同時期前後，還有李覯、邵雍、張載等一系列的知名學者。
而在南渡之後，隨着江南地區生產發展，社會逐漸穩定下來，亦產生了呂祖謙、張栻、朱熹、陳亮、陸九淵、陸九齡、陳博良等一批知名的學者。他們中間有的並承古人，有的集前人於大成，有的另避新境，各持所說，而且紛紛開館授徒，傳描自巳的學術思想。一時之間學術隆盛，頗有幾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勢頭。
不過由於各家學說都各自堅持己見，而且其中如朱熹、二陸、陳亮等人，都是個性自負的人，對別人的觀點都不能接納，因此各家學說之間的交流並不多。諸家之中，只有呂祖謙爲人謙和，而且有容納百川之量，也和各家學者都保持着良好的關係，而正是在他的引見拉隴之下，朱熹、二陸、陳亮等人之間纔有了一些交流和溝通，如朱熹與二陸的鵝湖之會，陳亮和朱熹以書信的形式，進行了一番有關於王霸利義之辯。雖然誰也沒有說服誰，但對於傳播交流各人的思想，活躍學術氣氛，還是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只是一來各人都各居其地，見一面也不容易，而且也輕易不願自墜身份，與拜訪其他人，因此這種交流也並不多。
而鐘山書院的設立，正好解決了這一個問題，將天下的知名學者都彙集到建康來教學，共聚一堂，可以隨時交流勾通，而且對每一個學者來說，也不存在誰拜訪誰的問題。對朝廷來說，這也是宏揚文治，彰顯太平盛世的一種形式。
因此這個設想一出，立刻得到了呂祖謙和張栻、陳亮等人的響應，他們爲此爲多方奔走，在他們的積集勸說下，再加上彙集都城的便利條件，朱熹、二陸、陳博良、劉子澄、趙景明、潘叔度等當代知名的學者也都紛紛響應朝廷的號招，入住鐘山書院，教學授徒，傳播各自的思想。
而各地的年輕學子也都紛紛趕到建康，投到鐘山書院中學習。尤其以呂祖謙、張栻、朱熹、二陸、陳亮這六人的學徒最衆，而且張栻、朱熹、陳亮三人都有官職在身，因此日常的例行講課都有弟子代替，本人只是定期開堂主講。
經過了四年多的建設發展之後，鍾厶書院以經具有相當的規模，能夠容納三四千名弟子同時入住，還有六十多間用於普通教學教室，八間大型講演教室和三間大型禮堂。其他的各項設施也都一應俱全。朝廷每年都會拔出一筆錢來，支付書院的開支費用。並公推呂祖謙和張栻主持書院的政務，朱熹、二陸、陳亮監督協助。
不過天下學者聚集一堂，在開館授徒之餘，互相之間自然免不了爭論,有時候還會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好在呂祖謙和張栻都是老誠持重的人，索性就定時定期在大禮堂中進行公開的辯論，並且允許學生傍聽，又定好了規矩，所有辯論都只限於學術之中，不許進行人身攻擊，而且辯論完畢之後會，也不能記仇，把情緒帶入平時的授課中。
正是甴於呂祖謙和張栻的努力，參與辯論的衆人也都基本能夠尊守這些規矩，因此這種辯論也能夠得到良好的方向發展。影響力自然也越來越大。每次辯論，不僅是書院的學生傍聽，就連不是書院的文士也被吸引了不少來觀摩。能夠容納一千餘人的大禮堂不伏坐無虛席，就連房外的回廓也被佔滿了。並且連皇帝趙忱也對這種辯論頗感興趣，在叛亂髮生之前，就以經御駕親身到書院中聽過三回。
見皇帝如此，大臣們自然也都紛紛效仿，而且大臣們幾乎都與一些學者多少也有些交情，如韓彥直的四弟韓彥古本身就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學者，也在鐘山書院的教學，而陳俊卿的孫子就拜在朱熹門下，因此到了後來每逢辯論的時候，除了學生和文士之外，都會有不少大臣傍聽。也以經形成一種風尚。
趙忱見狀又下旨，無論是自己還是官員，傍聽辯論時一率不許插言，辯論之後，也不許發表對辯論內容的評論，和普通學生一樣，聽完就走，以免學者有所顧忌，影響他們在辯論中的發揮。不辻對每次辯論都讓人做好筆錄，然後結集發行。而這些辯論集一經發行之後，往往都會立刻被搶購一空，甚至有不少都會運往其他地方銷售。
這些情況張鵠也知道一些，因爲有相當一部份的辯論集在金國都有銷售，儘管要比宋朝這也至少晚了兩個月，但也同樣十分搶手。張鵠也算是讀書人，對這些辯論集自然十分感興趣，凡是在金國發行的，他幾乎全都購買，並且都認真拜讀過。其中也不乏見識卓著，議論獨到的言論。
而在其中，又以朱熹與二陸，朱熹與陳亮這三方之間發生的辯論更多，大約要佔到全部辯論的七成以上。
陸九齡和陸九淵雖是兩人，但他們本是兄弟，而且主張相同，因此辯論時也是兄弟齊上，只算一派。
兄長陸九齡爲人謙虛，性格平和，頗有呂、張兩人的大度之風，而爲弟後陸九淵卻是才氣卓犖，英氣逼人，十三、四歲時，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要觀點。在十六、七歲時，知悉靖康年間大宋社稷覆亡的歷史，心情悲憤，遂不去學習科舉時文，反而剪去指甲，學習弓馬，立誓爲大宋復仇。而且性格自負，往往堅持自己的觀點到極端之處。因此兄弟兩人雖然一般被別人視爲一體，但在辯論時基本都是陸九淵爲主，陸九齡只是作些補充，並對其弟一些過於激烈的言辭加以制止。
他們兄弟和朱熹的學術分歧在於“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朱熹的主張側重於“道問學”，應該先博後約，即通過泛觀博覽羣書來認識“天理”，陸氏兄弟以之爲“支離”；而陸九淵則主張“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而直指人心，以求頓悟，朱熹則以之爲“大簡”、“近禪”。因此雙方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十分激烈的辯論。
最爲精采的一次，是以陸九淵一首詩開頭：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經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辯只今。
在詩中，陸九淵認爲自己的“易簡工夫”要勝過朱熹的“支離事業”。
朱熹自然不能接受，因此針對二陸的“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展開反擊，他的理甴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極。並認爲，“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認識的兩個方面。因此主張多讀書，多觀察事物，從古代聖賢的書中吸耶經驗，認理解聖人原意，加以分析、綜合與歸納，然後得出結論。這纔是達到聖人境界的有效途徑。
陸九淵則堅持己見，認爲人都有天賦道德之心，強調自古聖賢相傳的不過就是這種本心。人應該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這纔是入聖成賢之根本，何必將精力耗費於詮釋古人經典，探求什麼精微之義上呢？只要每個人能夠發現並堅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達到聖人的境界。
朱熹認爲，陸學以求本心來囊括天下萬事的思想，以及據之而提出的掃去一切窮理之事的簡易方法，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對理的認識。因此批評陸學談空說妙，崇尚心悟，“不肯就實”的治學方法，指出陸氏對於聖賢精義要皆不暇深考，而只一味樂於簡易，以“悟”之一字惑人，最終不可入堯舜之道。
而陸九淵則認爲自己的辦法是簡捷易行的，而朱熹的辦法不好，因爲聖人的經典說法本身就支離破碎、真假難辯，而且許多經典本身就互相矛盾，再加上學習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樣，那麼，難保沒有小人借聖人之言行小人之實，又如何依靠經典書籍來達到目前呢。因此反對多做讀書窮理之工夫，以爲讀書並不是成爲至賢的必由之路。
於是雙方圍繞着這一話題各自引經據典，脣槍舌劍，氣氛也越來越激烈。在最後，陸九淵甚致對朱熹的觀點半開玩笑的發出詰難：“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不過他這言一出，就立刻被陸九齡阻止，這場激烈的辯論纔算沒有繼續激化下去。
不過經過這場辯論之後，雙方也都部份接受了對方的觀點思想。特別是二陸之中的陸九齡，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變化，與朱熹取得了一定的契同，也逐漸改變了觀念，轉向了著書講學的求道方式。而朱熹在某些方面也承認過陸九淵說得確定有道理，認爲達到聖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裡真有敬仰之意也十分重要，讀書到是第二位的。這已經和陸九淵的主張沒什麼太多的差別了。
而只有陸九淵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毫不用準，在後來他又在書院中做了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爲題的單獨演說，聽者達千餘人，其中不少有人都被感動得落淚。朱熹對此也深爲欽佩，竟指示門人將其記錄下來，要刻石爲銘。
當張鵠讀到“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一段時，也不禁對陸九淵這個帶有一點強辯的尖銳問題忍俊不禁，同時也不得不佩服，宋朝的學術文化氣氛，確實不是金國所能比的。
這也是任何一個入主過中原地區的異族都難以逾越的問題，財富可以創造掠奪，國土可以征服擴大，精巧的工具可以仿造，先進的生產技術可以學習，但一個民族的文化卻是要靠一點一滳來慢慢積累，一點也不能強求。而漢族正是通過幾千年的沉積，才形成了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
而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或許不能使漢人比異族更強捍，更爲堅忍，但卻使漢人形成了強大的向心力，使侵入中原的異族無論有多麼強大的武功，無論在初時多麼強勢，但在最終要麼被漢文化所同化，側底放棄本族的習慣，成爲漢族的一部份，要麼拒絕同化，被重新掘起的漢族王朝逐出中原。因此也留下了“胡人立國不過百年”，這樣一句話。
在太祖完顏阿骨打立國之前，女真族不過是一個還沒什麼文化，以漁獵放牧爲生的民族。雖然漁獵放牧的生活鑄就了女真族強捍、堅忍的性格和強大的武力，但在入主了中原之後，雖然還不足五十年，由於在文化上距大落差，使輕易佔領了宋朝半壁江山的女真族對於漢族的文化卻毫無抵抗之力，經過金熙宗、海陵王的兩次改制之後，女真族對於漢族的文化幾乎全盤接收。
儘管世宗皇帝對這一點早有戒備之心，在位其間不斷強行以政令，來使女真族保持相當一部份自己的民族特性，但也收效甚微。女真族整體的漢化趨勢幾乎無可逆轉。
現在的金國，在女真族平民中間還保着一定的民族特性之外，女真貴族的生活習慣幾乎和漢人沒有太多的區別，他們以正統禮儀而自居，把北方的蒙古人視爲蠻夷之輩，以呤詩填詞作賦爲時尚，也尊崇孔孟之道，接受各種儒家思想。宋朝這邊關於道理性命之學的書籍，在金國都被視爲經典。
想到這裡，張鵠也不禁苦笑起來，自己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張家是祖居勃海的望族，然而深受漢億，到了張浩這一代，其實和一個漢人還有什麼區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