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沒過多久，羅馬和波斯的緊張關係便逐漸緩和，對待宗教的壓迫也日趨寬鬆。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爲羅馬人在公元4世紀時有了新的威脅，他們必須爲保全自身而戰，因此被迫從波斯撤退。在沙卜爾二世去世（公元379年）前的一系列戰役中，波斯成功奪取了通往地中海的貿易要道及交通關塞：尼西比（Nisibis）和西納格拉（Sinagra）被重新收復，大半個亞美尼亞被納入版圖。雖然地區間的重新平衡有助於化解仇恨，但一直要等到羅馬和波斯共同面臨新的挑戰，雙方纔真正化敵爲友：災難正沿着草原飛馳而來。
此時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氣候環境變化。歐洲的海平面上漲明顯，北海沿岸瘧疾盛行；在亞洲，鹹海的鹽分從4世紀初便出現驟減，乾草原上植被的變化（這一點通過高精度的花粉分析可以證明）以及天山山脈上新冰川的形成，一切都表明，這是一場影響廣泛的全球性環境變化。
這種變化的後果是毀滅性的。比如前不久在中國敦煌附近發現的4世紀古粟特商人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食物短缺，饑荒遍地，死了很多人，災難已經降臨，難以描述；皇帝已逃出都城，逃走前放火燒了皇宮；粟特商人被飢餓和死亡折磨殆盡。寫信人提醒他的同伴：別再去中國做生意，那裡根本無利可圖。他還描述了一座又一座被洗劫一空的城池。不得不說，這一切都是上天造成的。
混亂局面給原本各自爲營的草原部落創造了絕佳的統一機會。這些民族的活動範圍從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中歐平原，最好的牧場以及可靠的水源確保了政權的穩固。其中一個部落在擊敗其他競爭者之後成爲草原上的霸主。那位粟特商人在信中把這些人叫作xwn，即匈奴人，西方的稱法是匈人（Hun）。
公元350年到360年間，草原部落開始放棄自己的地盤向西部移動，於是引發了一股較大的移民浪潮。這很可能和氣候變化有關，因爲這讓草原生活變得格外艱難並導致了激烈的資源競爭。移民浪潮的影響波及了從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亞到多瑙河畔的羅馬邊界之間廣闊的區域。在多瑙河地區，難民的數量大幅增加，匈奴入侵黑海北部使他們喪失了家園，他們乞求能在羅馬帝國落腳。局勢瞬間變得異常危急。派往前線穩定局面的羅馬大軍於公元378年在色雷斯（Thrace）平原被打敗，皇帝瓦倫斯（Valens）戰死。防線已被突破，一支支草原部族如潮水般涌入帝國的西部行省，直接威脅着帝國心臟。過去，從黑海北部延伸至亞洲內陸的草原帶一直被看作是難以生存的蠻荒之地，那裡只有野蠻的武士，沒有文明和資源。羅馬人做夢也沒想到，那裡也能像連接東西方、穿越波斯和埃及的路線一樣，成爲世界的主幹道。然而現在，草原部落正是通過這一地區，將死亡和災難帶入了歐洲的中心。
波斯人面對草原部落的威脅同樣感到震驚。他們的東部邊境行省遭受着瘋狂的襲擊，灌溉系統嚴重失修，人去城空，幾近崩潰。匈奴對高加索地區的攻擊規模同樣浩大，戰俘和殘骸遍及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和小亞細亞的各個城市。隨後，在公元395年的一次大規模進攻中，匈奴人摧毀了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主要城市，在被擊退前一直打到了都城泰西封。
爲了驅除野蠻部落，維護共同的利益，波斯和羅馬出人意料地達成了聯盟。他們一起修築了一道防護牆以阻止遊牧部落順高加索山脈南下。防護牆從裡海綿延至黑海，總長近125英里，在南方文明世界和北方野蠻世界之間構成一道天然屏障，保護波斯內陸免遭外部攻擊。這是建築工程史上的一項奇蹟，防護牆全部用從大量磚窯燒製出的磚塊砌成，牆腳下挖有一條15英尺深的護衛運河，沿線還均勻地建有40座要塞——要塞由大約3萬名士兵把守，駐紮在遠離城牆的營地。這道屏障只是薩珊王朝保衛波斯北疆免受草原部落侵襲的衆多革新舉措之一，同時也是爲了確保梅爾夫等貿易中心的安全——進攻者若來自卡拉庫姆荒原（Karakum，位於今土庫曼斯坦），梅爾夫將首當其衝。
羅馬不僅願意爲這道波斯城牆的維護提供常規的資金資助，而且還派出了軍隊協助保護。公元402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霍諾留（Honorius）指定只有波斯國王一人可以做他兒子即羅馬皇儲的監護人，表明他正設法與過去的敵人重歸於好。
但一切都已爲時過晚，至少對羅馬來說是如此。黑海北部草原部落的遷移已經在帝國萊茵河邊界掀起狂風暴雨，令羅馬人難以應對。4世紀後期的一系列進攻致使羅馬的西部行省門戶大開，部落首領不僅獲得了軍事上的榮耀，更有物質上的收穫，這無疑吸引了更多的追隨者，從而爲後續進攻奠定了基礎。帝國軍隊在邊疆保衛戰中苦苦掙扎，一輪又一輪的防衛被擊潰，最終導致高盧淪陷。當頗具野心和手段的阿拉里克（Alaric）帶領他的西哥特部族進軍意大利並屯兵羅馬城外的時候，局勢開始急轉直下。元老院很願意接受阿拉里克提出的條件，但阿拉里克失去了耐心，並於公元410年一舉攻下羅馬。
令人震驚的消息立即傳遍了地中海。耶路撒冷根本不相信這一噩耗。“信使的聲音被淹沒了，哭泣之聲打斷了他的講話，”聖傑羅姆（St Jerome）寫道，“一個征服了整個世界的城市卻遭遇了征服……誰會相信？誰能相信幾百年來靠征服世界建成的羅馬已經崩潰，衆國之母如今已成爲墳墓？”至少羅馬城未被大火焚燒——歷史學家約爾丹尼斯（Jordanes）在一個世紀以後寫道。然而，無論是否被大火焚燒，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如今已成爲事實。
沒過多久，西班牙地區也因遭受阿蘭人（Alan）等部落的攻擊而失陷。阿蘭人的家鄉遠在裡海和黑海之間，他們的貂皮貿易活動曾被兩千年前的中國歷史學家詳細記載。另有一支名叫汪達爾（Vandal）的蠻族，他們曾被匈奴擊敗，但之後於公元4世紀20年代攻入羅馬的北非領地，佔領了主城迦太基，以及周圍爲帝國西部供應大部分穀物的美麗富饒的行省。
這些似乎還不夠。公元5世紀中葉，在糾集了一大羣蠻族——特里溫哥特（Terevingian Goth）、阿蘭、汪達爾、蘇維匯（Suevi）、戈比德（Gepid）、紐裡（Neurian）、巴斯塔尼（Bastarnian）——之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親自率兵出征歐洲。匈奴人的到來造成了極大的恐懼。他們“就是罪惡之源”，一位羅馬學者寫道，而且“極端野蠻”。他們從小就在極爲寒冷、極爲飢渴的條件下生活，身上穿的是用野外老鼠皮縫在一起的衣服，吃的是草根和生肉——也許在吃之前會在兩腿之間溫熱一下。他們對農耕毫無興趣，另一位學者說，他們只想從鄰邦掠奪糧食，並在這個過程中奴役鄰邦——他們就像是一羣狼。匈奴人用刀在自己剛出生的孩子的臉上刻下劃痕，以防他們長大後臉上長毛；他們在馬背上的時間太長，以至於整個身體都已經卷曲變形；他們用彎腿站立的時候就像是野獸。
儘管我們想摒除這些偏見，但對古代頭蓋骨的研究證明，匈奴人可能的確存在人爲擠壓小孩前額和腦後頭骨的情況，目的是使其頭部能夠長得更爲尖細。雖不能就此認爲匈奴人極端殘暴，但至少在當時人看來是如此。
匈奴的到來給東羅馬帝國也造成嚴重威脅，而在此前，影響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各種動亂均未曾殃及過這裡。雖然小亞細亞的各行省、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尚未受到衝擊，都城君士坦丁堡也安然無恙，但他們不敢心存僥倖。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嚴陣以待，包括建築了一系列巨大的防禦城牆。
這些城牆連同分割歐洲和亞洲的河道水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匈奴王阿提拉在奪取多瑙河北部之後，曾侵掠巴爾幹半島達十五年之久。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得不向匈奴人納貢以換取和平，後者由此獲得了大批的珠寶和黃金。通過各種贖金和賄賂從羅馬人手中拿足財富後，阿提拉又轉道向西，但他的鐵蹄卻遭遇到了阻礙——不是羅馬軍隊，而是匈奴的宿敵們。在公元451年的卡塔洛尼平原（位於今法國中部）戰役中，阿提拉被一支由衆多草原部落民族組成的聯軍打敗。匈奴王在新婚之夜（並非首次）死去。他興奮過度，最終因腦出血死於睡夢之中。據當時人描述：“他平躺在那裡，沉浸在美酒和美夢中……醉酒而死對一個馳騁沙場的王者來說是一種恥辱。”
那些日子裡，人們更願意談論羅馬崩潰後的世界將何去何從，而不是將其視作“黑暗時代”。但即便如此，當時的慘象也如一位現代學者所說的：哥特、阿蘭、汪達爾和匈奴橫掃歐洲和北非，他們燒殺、姦淫、掠奪的程度已難以言述；帝國的文明水準一落千丈，石構建築幾近消失，原先的富庶和雄心徹底崩塌；曾經能將陶器遠送至蘇格蘭愛奧那島（Iona）的長途貿易線路，如今被地方市場的小商品交易所佔據；據格陵蘭北極冰層污染檢測表明，當時的帝國冶煉活動大幅縮減，其技術已回落到史前時代。
當時的人無法理解世界秩序的崩潰到底意味着什麼。“爲什麼（上帝）讓我們比部落蠻族羸弱？爲什麼讓我們遭受如此煎熬？”5世紀基督教作家撒維安（Salvian）感嘆道，“爲什麼讓我們被蠻族征服？爲什麼讓我們臣服於敵人的統治？”他總結出的答案很簡單：我們有原罪，上帝在懲罰我們。也有人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歷史學家、非基督教徒佐西姆斯（Zosimus）就認爲，羅馬人堅守自己信仰的時候可以稱霸世界，一旦他們放棄信仰轉而接受新宗教，災難便降臨了——這不是一種臆斷，這是事實。
羅馬的崩潰讓亞洲的基督教徒們鬆了口氣，抵抗草原部落的共同目標讓他們與波斯帝國的關係大爲改善。而且隨着羅馬的衰落，基督教對於波斯人來說，再也不像一個世紀以前君士坦丁大帝率兵進攻波斯並試圖解放那裡的基督教徒時那樣頗具威脅，如今甚至都很難在波斯找到基督徒的蹤跡。因此在公元410年，一系列由國王伊嗣俟一世（Yazdagird I）提議的會談開始舉行，目的是爲了正式確立基督教在波斯的地位，並規範其信仰。
如同在西方一樣，亞洲的基督徒對於“跟隨耶穌”的準確含義、信徒該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表達和追求自己的信仰等方面，都產生了許多分歧性的見解。前面說過，科德在3世紀的碑文中提到兩種基督徒，即通常意義上的波斯本地皈依者拿撒勒以及被羅馬帝國放逐的基督信徒。他們的崇拜方式和宗教教義均不同，這並不奇怪，因爲像在伊朗南部法爾斯（Fars）的阿爾達希爾（Ardashīr）等地就有兩種教派，一派是用希臘語佈道祈禱，另一派則用古代敘利亞語。不同教派的衝突有時會釀成暴力，比如在蘇茲阿納（Susiana，位於今伊朗西南），主教們都試圖用拳頭來與對立派算賬。在波斯帝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泰西封，主教們試圖爲當地所有的
基督教團體建立統一的秩序，結果卻困難重重、不了了之。
其實，要想解決教派衝突，莫過於一次性消除所有分歧，就像早期聖徒們在一開始所嘗試的那樣。“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聖保羅提醒加拉太人，“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詛咒！”（《加拉太書》1:9）傳福音——顧名思義就是“傳遞好的消息”——靠的是確定的經文，這樣便能解釋聖子是誰、他要傳達的準確信息是什麼，並確立統一的信仰體系。
爲了結束西方早期基督教爭論不休的局面，君士坦丁大帝曾於公元325年在尼西亞（Nicaea）組織了一個宗教公會。來自帝國各地的主教聚集在一起，就聖父、聖子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這是導致爭端和教派分裂的主要問題），同時也解決其他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尼西亞公會議的成果是在教會的組織結構上達成了一致，解決了計算復活節日期的問題，並將基督教信仰的內容立典成文，即現今仍存於世的《尼西亞信經》。君士坦丁此舉意在解決宗教紛爭問題，以確保帝國的完整和統一。
波斯的主教和羅馬帝國疆域之外的主教都未被邀請參加尼西亞公會議。於是波斯分別在公元410年、420年和424年單獨舉行會議，讓主教們有機會探討解決和西方同僚所面臨的同樣的問題。會議得到波斯國王的大力支持，他被譽爲“常勝王中王，教會的仰仗”，他像君士坦丁一樣，熱衷的是從基督教的支持中獲益，而不是捲入教會之間的爭端。
這幾次會議取得的成果並不牢靠，爲之後的教會權力鬥爭埋下了隱患。不過，會議還是就教會組織結構等重大問題達成了共識（儘管仍是充滿爭議和不快）：在泰西封轄區設立大主教一職，“作爲整個（波斯）帝國所有兄弟主教的首領和管理者”。他們就神職任命這一重要問題也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主要目的是避免競爭教區重複設置神職機構的情況發生。人們也確定了一些重要宗教節日的日期，並決定應當脫離“西方主教”的領導和干涉，因爲這將影響到東方基督教會的領導地位。最後，會議接受了尼西亞公會議的信經和準則，以及在此期間其他西方公會議達成的協議。
這應該是一個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時刻，一個基督教靈魂和肉體重歸一體的時刻。靠着兩條強有力的臂膀（即羅馬和波斯，兩個最偉大的文明古國）的並肩合作，大西洋與喜馬拉雅山脈被緊緊聯繫在了一起。有了羅馬的資助以及波斯統治者的接納，基督教本當成爲不僅是歐洲而且是亞洲的主流宗教。但不幸的是，一場內訌爆發了。
一些主教認爲教會的和解決議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並開始指責教會某些領導人物不僅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而且也沒有得到過任何正式任命。接着，基督教內部爆發了武裝衝突，導致許多瑣羅亞斯德教的神廟被焚燬。這使原本已經妥協的波斯國王不得不改變了態度：放棄宗教寬容立場，重新開始捍衛波斯上層貴族的信仰體系。這無疑是一種倒退，基督教未能順利地迎接一個黃金時代的到來，反而將面臨新一輪的挑戰和迫害。
早期激烈的宗教爭端大多是地方性的。公元4世紀君士坦丁堡主教、最傑出的早期基督教神學家之一聖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記載了他曾被誹謗者當面怒斥的情景。他寫道，那些人朝着他號叫，像一羣烏鴉。遭受攻擊的他如同身處巨大的沙塵暴中，被各種猛獸圍攻：“他們就像一羣炸窩的黃蜂突然飛到你的臉上。”
相比之下，發生在5世紀中期的這次內訌波及範圍更廣、鬥爭更加激烈。內訌在西方的兩個對立教派之間展開。一方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聶斯脫裡（Nestorius），另一方是亞歷山大城的宗主教區利羅（Cyril），他們的主要爭端在於耶穌究竟是神還是人。顯然，此類問題並不能靠和平商討解決。區利羅是個天生的政治家，爲了贏得支持不擇手段，比如大量的賄賂行徑：給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以及他們的夫人送上精緻地毯、象牙座椅、高檔桌布等奢侈品，有時甚至直接送現金。
東方基督徒對於如何解決這些爭論感到束手無策。他們認爲問題出在古敘利亞語翻譯成希臘語的過程中，具體說來，是對“化身”（incarnation）一詞的理解。事實上，爭論的背後完全是一場兩位教會首腦之間的權力鬥爭，最終只有一個人的教義會被採納接受並因此獲得榮耀。爭論的焦點最後落到童貞瑪利亞（耶穌之母）的身份上。在聶斯脫裡看來，對她的描述不應該使用Theotokos（神的母親），而應使用Christotokos（耶穌的母親）——換句話說，耶穌只是個人類。
最終區利羅技高一籌，聶斯脫裡遭到罷免。突然改變的神學立場破壞了教會的穩定。一個公會議上做出的決定或許會在其他公會議上遭到反對，因爲對立教派會採取激烈的遊說。爭論的核心圍繞着耶穌是不是神人二性的問題：二者如何神奇地融於一體，二者的關聯又是怎樣？耶穌和上帝的確切關係也是熱議的問題，即耶穌是由上帝創造，因而處於從屬地位？還是說耶穌也是萬能的，故而二者互相平等、共同永生？這些問題在公元451年的卡爾西頓（Chalcedon）大公會議上引起了激烈的交鋒。最終，會議確定了新的宗教定義，並且應當被整個基督教世界所接受。定義的附加條款警告說，任何持有異見者都將被逐出教會。
東方的教會馬上對此提出強烈抗議。東方的主教說，西方教會的新教義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有點接近於異端邪說。於是他們公佈了新的信條，明確了耶穌的一元性，並威脅任何膽敢“認爲或宣傳我聖主受難與變化”的人都將被罰入地獄。連羅馬皇帝都被捲入了這場爭論。他關閉了一所位於埃德薩（Edessa）的東方基督教派學校，該校不僅以敘利亞語、埃德薩方言阿拉美語，還以波斯語和粟特語來教授經書和聖人的言行。與使用希臘語的地中海地區基督教不同，東方基督教從一開始就認爲，想要吸引更多的新信徒，就得提供能夠讓儘可能多的族羣看得懂的傳教資料。
埃德薩學校的關閉加深了東西方教派之間的分裂，特別是由於許多學者被羅馬帝國驅逐出境，最後都到波斯尋求避難。時間久了，麻煩越來越大，因爲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們被認爲理應捍衛“正統”教義，並鎮壓任何邪教和異端。公元532年，經過在高加索山脈的一系列衝突與動盪之後，羅馬與波斯達成了一項和平協議，其中的主要條款是：波斯官員應該對那些違反卡爾西頓大公會議決議，或被羅馬官方視作危險分子的主教和教士進行搜捕並關押。
試圖調解教派之間的衝突是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做法就是再好不過的例子。查士丁尼曾幾次三番地試圖融合對立雙方的見解，並於公元553年主持了由東羅馬天主教和一性論派主教共同參加的特別大公會議，旨在結束由來已久、愈演愈烈的相互指責；同時他還親自出席許多神職人員參加的小型會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在他死後，有人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了人們如何看待他爲尋求和解所做的努力：“他把局面攪得一團糟，卻還在生前贏得了榮譽；但在死後，作爲懲罰，他只能去到最底層（即地獄）。”其他人採取不同的辦法，甚至爲了平復爭議，乾脆就避免談論宗教。
當西方還在爲各種不同見解吵得不可開交時，東方教會卻發起了一場有史以來最具雄心、最具深遠影響的運動，一場在規模上可以和後來發生在美國及非洲的福音主義運動相媲美的活動：基督教在沒有政治權力做後盾的條件下在新的地域迅速傳播。
阿拉伯半島最南端涌現出大批殉道者，表明宗教觸角延伸之廣，甚至連也門的國王都成了基督徒。一位會講希臘語的旅人在公元550年去到斯里蘭卡，發現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基督教羣體，領袖則是一位由波斯任命的教士。
基督教甚至觸及到草原部落的遊牧民族，這讓君士坦丁堡的官員們非常吃驚。作爲和平談判的條件之一，君士坦丁堡要向這些草原部落派遣人質。等到這些人質回國，大家發現有些人額頭上居然刻着十字架的刺青。問他們原因，他們說，當時發生了瘟疫，人羣中的基督徒建議這麼做（以求上帝保佑），自那以後，那邊的國家一直都安然無恙。
到6世紀中葉，亞洲腹地已擁有了自己的地區主教。巴士拉、摩蘇爾、提克里特等城市聚集着大批的基督教信衆。福音遍及的範圍已經相當廣闊，位於泰西封附近的科赫（Kokhe）都有不下五個主教轄區。像梅爾夫、貢德沙普爾等城市，甚至是中國的西部綠洲之城喀什，都比坎特伯雷更早擁有了自己的主教。這裡的許多基督教中心在首批傳教士抵達波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幾世紀之前就已存在。撒馬爾罕和布哈拉（Bukhara，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同樣是大量基督徒的家園，比基督教進入美國早了一千年。事實上，即使在中世紀，亞洲的基督徒也比歐洲的多得多。畢竟巴格達、德黑蘭、撒馬爾罕這些地方到聖地耶路撒冷的距離，要比雅典、羅馬、倫敦、巴黎近得多。只不過基督教在亞洲的成功長久以來被後人所遺忘。
基督教的傳播要歸功於波斯帝國薩珊統治者的包容和變通。國王庫思老一世（Khusraw I，531—579年在位）以善待外國神學家著稱。在當時的君士坦丁堡，他被人們譽爲“文學愛好者和睿智的哲學家”。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學者對此頗有微詞：這真是不可思議，前不久他還在反對歷史學者阿加提阿斯（Agathias），現在一下子卻變得這麼聰明；他的講話粗魯野蠻，怎麼可能理解哲學的精髓？
到6世紀下半葉，東方教會上甚至開始出現爲波斯統治者祝壽禱告的場景。不久之後，人們還將看到波斯國王親自組織新教區的選舉，並鼓勵他治下的所有主教：“快來……選出你們的領袖……在他的管理和領導下，讓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壇和聖殿佈滿整個波斯帝國。”薩珊統治者已經從曾經的亞洲基督教迫害者變成了它的捍衛人。
這是波斯帝國自信心增強的一種體現。現在君士坦丁堡需要定期給波斯獻上貢金，因爲羅馬人的軍事和政治重點都轉移到其他問題上了：草原部落略有消停，羅馬正將精力放在收復和重建地中海地區曾經陷落的行省上。5世紀和6世紀是波斯的繁榮期：宗教的寬容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中央政府將越來越多的稅收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無數的新城在波斯大地拔地而起。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特別是在胡齊斯坦和伊拉克，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統可以綿延若干英里。複雜的政府管理機制從容運作，從黎凡特（Levant）一直覆蓋到中亞腹地。
薩珊帝國在這一時期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控制甚至深入到了集市上每個鋪位的佈局。有份文獻記載了政府如何把商人的貿易組織成規範的行會，並指派專門官員親自監督商品的質量及價格
。隨着財富的增長，長途的奢侈品貿易和貴重品貿易也在發展：在這一時期，成千上萬的商品被敲上印章，作爲出售或出口的許可；成捆的合同文件被存放在政府的檔案機構。商品從波斯灣運到裡海，然後又通過海路和陸路運往印度。與斯里蘭卡和中國的交易量大幅上漲，與地中海東部地區的交易同樣如此。自始至終，薩珊統治者們都對帝國境內境外的一切動向充滿了興致。
這些長途貿易的相當一部分是由粟特商人承擔的。粟特人以其大型商隊、精明的頭腦和緊密的家庭關係著稱，他們有能力在穿越中亞、進入新疆等中國西部地區的主要幹道上從事商品貿易活動。奧萊爾・斯坦因（Auriel Stein）在20世紀初發現的一大批珍藏信件完整記載了粟特人的貿易模式、複雜的信貸體系、運輸方式，以及所銷售的貨物。他們的商品中有很多是金銀飾品，如精緻的髮卡和器皿，此外還有大麻、亞麻、皮毛、藏紅花、胡椒、樟腦，但他們最擅長的是絲綢貿易。粟特人是連接城鎮、綠洲和不同區域的黏合劑。他們在中國絲綢（深受羅馬皇帝和貴族喜愛）抵達地中海東岸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樣，他們在返程中也會購買別的貨物：在中亞各地都可以找到君士坦丁堡鑄造的錢幣，即使在中國腹地都能看到銀質水罐這樣的貴重物品——在6世紀中葉寧夏固原北周李賢的墓葬中發現了一個雕刻着特洛伊戰爭場景的銀罐。
當各種宗教開始互相接觸，借鑑便不可避免。我們很難深究其中的細節，但你會吃驚地發現，光環是印度教、佛教、瑣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藝術的共同視覺形象，它連接着上天和人間，象徵着所有這些宗教中有關發光、照耀等最爲重要的元素。在當代伊朗塔齊布斯坦（Tāq-i Bustān）有一座著名的雕像，紀念的是一位馬背上的統治者，他被飛翔的天使所環繞，頭上有一個光環，讓這個地區的任何宗教信徒都非常容易辨認。另外，人物的手勢造型也同樣如此。佛教的毘怛迦手印（vitarka mudra）——右手拇指和食指相捏，其他手指微微伸開——被視爲是和上天的溝通，特別爲基督教藝術家們所推崇。
基督教沿着商道廣泛傳播，但也遇到過阻礙。世界的中心向來紛亂嘈雜，各種信仰、觀念和宗教在這裡相互借鑑，當然也少不了碰撞和衝突。精神權威地位的爭奪變得越來越激烈。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雙方的宗教領袖都在試圖劃清兩者的界限：前者堅持反對異族通婚，有意更改了復活節的日期，以免和猶太教的逾越節相沖突。但這對有些人來說還不夠。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約翰・克里梭斯頓（John Chrysostom）在4世紀初極力倡導禮拜儀式應要更加打動人心，抱怨基督教目前的狀態很難和猶太教競爭，因爲對方用的是戲劇場一樣的教堂，禮拜的時候有大鼓、七絃琴、豎琴和其他樂器鳴奏，還有演員和舞者出來活躍氣氛。
猶太教的元老們對於吸納新的信徒並不熱衷。就像著名的拉比海亞（Ḥiyya）說的：“不要去相信異教皈依者，因爲他們仍心存罪惡。”另一位知名拉比赫爾伯（Ḥelbo）則說，皈依的異教徒如無賴般讓人惱怒、不易相處。波斯的猶太教對基督教的態度尤其強硬，認爲他們屬於入侵者，這在《猶太法典》（衆拉比闡釋猶太法律的文獻彙集）裡可以清楚地看到。與巴勒斯坦那版只略微順帶提及耶穌的《猶太法典》不同，這部巴比倫版的法典對基督教極盡所能的殘暴以及福音中的教義、故事和人物統統發起攻擊。比如，聖母誕子就被嘲笑爲騾子生崽；耶穌復活的說法也同樣遭到無情諷刺。他們編寫了有關耶穌詳細而複雜的負面故事，包括惡搞《新約》特別是聖約翰四福音書中的某些場景，試圖表明基督教的入侵將是多麼大的威脅。他們系統地論證了耶穌只是一個僞先知，說他被釘上十字架完全是由於他自己的過錯——換句話說，不關猶太人什麼事。猶太教徒試圖通過這些粗暴的做法來抵抗以犧牲猶太教來獲益的基督教。
當然，猶太教自身也開闢出了一些根據地。在阿拉伯半島西南角的希木葉爾（Ḥimyar）王國，即今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所在地，猶太教越來越佔據主要地位——如近期在卡拿（Qana）等地發現的4世紀猶太教堂所示。事實上，希木葉爾對猶太教十分熱衷，並將之定爲國教。等到5世紀末，在拉比公會譴責基督教之後，當地的基督徒紛紛因信仰遭到迫害，其中包括大批修道士和主教。
6世紀初，一支實力平庸的埃塞俄比亞遠征軍穿過紅海入侵希木葉爾，試圖以一個基督徒傀儡取代當地的猶太統治者，結果導致一場針對基督教的嚴厲清算報復：教堂或被摧毀，或被改作猶太教堂；成百上千的基督教徒遭到驅逐和迫害——有一次，共計兩百名基督徒被趕入教堂聖殿，全部被活活燒死。所有這些行動都作爲喜訊報告給國王，國王向整個阿拉伯地區發佈消息，慶祝這場由他發動的災難。
對於基督教在薩珊帝國的發展，瑣羅亞斯德教的祭司們也同樣開始做出迴應，特別是在數位當政權貴也轉投基督教之後——這無疑又是一系列的報復和悲劇。另一方面，基督徒則開始通過道德故事鼓勵人們堅定信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史詩般的“三月的傳說”（Qardagh）。一個聰明的年輕人，狩獵時像波斯國王那樣勇猛，爭辯時如希臘哲學家那般敏銳，但他放棄了波斯行省總督這樣的光榮職位而選擇皈依基督教，結果被判了死刑。他逃出了囚牢，不料卻做了一個夢，那夢告訴他：不必抗爭，要爲信念而死。執行石刑時，他的父親朝他投擲了第一塊石頭。基督徒用一篇優美的敘事文來紀念他，以此鼓勵其他人找到信仰、皈依基督。
基督教成功的秘訣部分在於它對宗教使命的執着和投入，但它也會適當地調和宗教熱情與現實情況之間的矛盾。據7世紀初的文獻記載，教士們曾花大量時間試圖融合佛教的觀點——這種做法也許十分費力，但至少會使問題簡單些。一位抵達中國的傳教士寫道，聖靈的觀念與當地人的信仰完全相符：“諸佛乘着一股慈悲之風（這便是聖靈）度化整個世界。”他接着說，上帝自創世之日起便掌管永生和長樂，因此“人們將永遠崇拜佛祖”。他認爲，基督教與佛教不僅僅是契合那麼簡單，從廣義的角度講，基督教就是佛教。
有些人試圖規範基督教與佛教的融合，於是創造了一套混合的“福音”。它有效地簡化了前者複雜的教義和故事，結合東方人熟悉並容易接受的元素，以便加快基督教在亞洲的發展。這種雙重混合的神學理論通常被稱爲諾斯替教派（Gnosticism），它認爲，用人們易懂的文化和熟悉的語言進行佈道纔是傳教的最佳途徑。結果可想而知，基督教得到了大批人羣的廣泛支持，因爲這些教義被人爲地詮釋得似曾相識、更易接受。
其他宗教和信仰也依靠類似的方法獲益不少。頗具魅力的馬茲達克教（Mazdak）在5世紀末和6世紀初開始迅速流行——這從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評論家對該教信衆大量褒貶不一的評論中可以得見。馬茲達克教的態度和行爲，包括飲食習慣，都遭到了惡意的誹謗，他們甚至被污衊爲喜歡羣交。事實上，就我們所接觸到的重要資料來看，馬茲達克提倡的是禁慾主義的生活方式，這與佛教對待物質享受的態度、瑣羅亞斯德教對物質世界的懷疑以及基督教長期奉行的苦行主義都有明顯的共通之處。
在這種充滿競爭的宗教環境裡，維護好自己的物質財富同堅持信仰一樣重要。一個在6世紀穿越撒馬爾罕（烏茲別克東部城市）的中國旅者注意到，當地人堅決抵制佛教，任何尋求棲居的佛教徒都會遭到烈火驅逐。不過這一次卻是例外：這位來自中國的到訪者被允許當衆講法。在他的個人魅力和出色口才下，很多當地人都轉信了佛教。
沒有人比佛教徒更瞭解展示自己信仰和宗教信物的重要性了。另一位前往中亞取經的中國僧人曾吃驚地發現，巴克特里亞當地人對聖物遺蹟都非常崇敬，包括一顆佛陀的牙齒、一隻佛陀用過的盥洗盆，以及一把裝飾着精美珠寶的蕎麥掃帚。
還有人用更直觀、更富戲劇感的手段來贏得支持。洞窟是宣傳和強化宗教信仰的傳統場所，它們通常沿貿易通道而建，一方面省去了寺廟和管理人員，另一方面又爲貿易和旅行提供了方便。孟買海岸的象窟和印度北部埃羅拉（Ellora）的洞窟廟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洞窟內滿是宏偉華麗的神祇雕像，意在展示道德和信仰的至高無上——當然，在這裡是指印度教的至高無上。
不過這些都顯然無法與巴米揚（Bamiyan，位於今阿富汗）相比。地處向南通往印度、向北通往巴克特里亞、向西通往波斯的十字路口上，巴米揚擁有751座雕滿佛像的洞窟。其中的兩座塑像——一座高180英尺，另一座有前者三分之二的高度，但更爲古老——矗立在山崖巖刻壁龕中近1500年之久，直到2001年被塔利班摧毀。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無知、野蠻的行徑，與“宗教改革”運動中英國及歐洲中北部地區毀壞宗教藝術品的暴行如出一轍。
當我們說到絲綢之路，印象中總是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來往交流。其實，在其他方向上也存在着大量的互動。就如公元7世紀的一位中國人所描述的，敘利亞是一個“出產防火布、還魂香、月光珍珠和夜光寶石的地方。那裡從未聽說過土匪和盜賊，百姓安居樂業。人人遵紀守法，國君任人唯賢。此地幅員廣闊，物黍豐登，文學作品繁榮淳樸”。
從實際情況看，儘管各派宗教競爭激烈，但最終在取代傳統信仰、習俗和價值觀上逐漸佔據優勢的還是基督教。公元635年，遠赴中國的傳教士成功說服皇帝取消對這一西方宗教的抵制，並讓它成爲合法信仰，因爲它非但不會對帝國造成影響，反而能增強帝國的實力。
到了公元7世紀中葉，競爭格局似乎變得更加明朗了。基督教壓過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和佛教，長驅直入地向亞洲進軍。長期以來，各種宗教在這一地區相互競爭，它們不斷學習以求贏得更多關注。誰能想到最具競爭力、最有可能獲得最終成功的，卻是這個誕生於小鎮伯利恆（Bethlehem）的宗教。離耶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已經過去了幾個世紀，就目前的進展來看，基督教要將觸角遠抵太平洋，從而向西貫穿至大西洋，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不過，就在基督教取得勝利的關口，阻礙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勢力正在崛起，它不僅覆蓋了建有城鎮的大片區域，還連接着陸地和海洋。一場激戰削弱了這一地區現存的所有政權，從而爲新勢力的誕生創造了機遇。那時的情形就好比互聯網突然出現在古代：各種新思潮、新理論、新趨勢一方面威脅、削弱既有的秩序，一方面又在利用着過去幾個世紀構建起來的交通網絡。這種全新世界觀的名稱——“伊斯蘭”未能反映它的變革特性，因爲這個詞的原意是“順從”，沒有表達出世界將如何改變。然而不管怎麼說，變革已經到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