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太平洋、中亞、印度和波斯灣的通道上不只是貨物在流通，還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關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這片地區一直非常活躍，如今則變得更爲複雜、更富競爭性。地方宗教和信仰體系開始與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宇宙觀相碰撞，形成了一個使各種思想得以相互借鑑、相互改善並最終煥然一新的大熔爐。
自亞歷山大大帝將希臘的觀念文化帶到東方之後，東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的方向。佛教的種子在亞洲迅速播撒，特別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紀創建印度帝國之後，對屠殺場面深感悔悟，開始努力推廣佛教）。這一時期的碑文證明，在敘利亞甚至更遠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禱。有一支宗教被稱作“治癒者”（Therapeutai），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發展了幾個世紀，其特徵和佛教別無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經文、強調通過祈禱獲得精神覺醒以及擺脫自我以求得內心平靜。
原始資料的模糊表述使我們很難準確地追蹤佛教的傳播途徑。然而幸運的是，當時大量的文學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陸流行並傳播到其他地方的情況。地方統治者必須決定是否容忍其出現，是取締禁止還是接納支持。有個人就採取了後一種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紀時的巴克特里亞國王彌蘭陀（Menander）——亞歷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後代。據《那先比丘經》（Milindapañhā）記載，國王在一個得道高僧——他的睿智、熱情和謙恭與當時世界的膚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的勸說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並堅信自己能夠通過佛教的教義悟道。
絲綢之路上的智慧空間和神學空間十分擁擠，神祇和宗教派別、神職人員和地方首領在這裡相互競爭。這不是一般的較量。這是一個人們特別能接受從世俗觀念到超自然觀念的時代，並且是一個宗教信仰承諾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時代。不同信仰之間的競爭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所有這些宗教——無論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還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還是西方的猶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將問世的伊斯蘭教——或在戰場上取勝，或在談判桌上取勝，爭相向人們展示其文化的優越和神明的靈驗。對錯的原則簡單而粗暴：一個得到神或衆神眷顧的世界才能夠發展壯大，而那些崇拜虛假偶像、相信空頭承諾的國家則註定遭受重創。
統治者很願意爲在競爭中佔優的宗教投資，比如興建豪華的神殿。因爲通過強化與這些擁有極高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力的祭司的關係，統治者能更好地掌控政權內部的各種勢力。這並不意味着統治者處在被動地位，一味聽從某個獨立宗教集團（有時可能還是世襲的）的教義；相反，統治者可以通過引進新的宗教強化自己的權威和地位。
貴霜帝國（公元1世紀從印度北部延伸到中亞大部分地區）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裡的國王崇尚佛教，但同時也左右着佛教的發展和演變。這對於一個非本土的統治政權來說至關重要，他們需要通過宗教增強其統治的合法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融合各種元素，使宗教觀念能夠被儘可能多的當地人瞭解、接受。於是，貴霜建立了神廟（Devakula），或稱“衆神殿”，昇華了一種該地區本就普遍流行的宗教觀念，使之與佛教相融合。
巴克特里亞的彌蘭陀王最先在他鑄造的錢幣上宣稱，他不僅是統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專門強調這一點並在錢幣上用希臘語和印度語兩種文字進行雕刻。貴霜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成立了一個號稱是和神有直接聯繫的宗派，確立了統治者和臣民之間的尊卑之分。旁遮普（Punjab）塔克西拉遺址（Taxila）的碑文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它用粗體字刻道：統治者“是偉大的國王，是衆王之王，是天神之子”。這與《舊約》和《新約》中的說法如出一轍：王者是救世主以及通往來生的大門。
同樣在公元1世紀前後，佛教發生過一次重大變革，即宗教開始影響信徒們的日常生活。在傳統意義上，佛陀的教義直截了當，即遵循“八正道”，脫離苦海，到達涅槃。到達極樂世界的過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質世界的幫助。整個歷程都是心靈的、超自然的、個體的。
然而隨着新觀念的出現，佛教發生了劇變：這個原本不受外界影響、純粹依靠自我發展的宗教，如今卻借鑑了許多其他宗教的做法並建起更多聖地，使通往徹悟和佛國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與佛陀相關的佛塔和寺廟被興建起來，併成爲人們朝拜的地點。同時，佛經也指導人們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實、更具象。該時代的《妙法蓮華經》就說道，向寺廟獻花和敬香可以得到保佑；同樣，僱用樂師“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也有助於朝拜者證得佛果。信徒們力求使佛教看得見、摸得着，以便使它在越來越嘈雜的宗教環境中更具有競爭力。
另一種新觀念是捐贈，特別是捐贈給那些沿印度到中亞紛紛興起的新寺院。捐錢、捐珠寶、捐其他禮品等行爲成爲常規，因爲慷慨施捨被認爲有助於“脫離苦海”。《妙法蓮華經》和當時的其他經文裡甚至還羅列出哪些珍貴的物品可以被用來捐贈：珍珠、水晶、黃金、白銀、青金石、珊瑚、鑽石，這些都是最受歡迎的禮物。
在從塔吉克斯坦至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谷地興建的大型灌溉項目，同樣見證了這一地區隨着文化的活躍和商業交流的進行，逐漸開始出現的富庶和繁榮。隨着越來越多的富豪精英來到當地，這裡很快由僧侶聚集地變成了宗教活動中心，並吸引了大批學者——他們忙於編輯佛教經典，抄錄並翻譯成當地語言，以便讓更多的人能接觸到佛教教義。這也是宗教傳播的方式之一：商業活動爲信仰的擴散打開了大門。
公元1世紀前後，佛教的傳播沿商人、僧侶和旅者的足
跡從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圍擴展。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紛紛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陸的深處。向北和向東，佛教的傳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動而生機倍增，他們在連通中國和印度河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這些來自亞洲中心的旅行商人，憑他們之間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長途貿易活動中佔據着主導地位。
宗教也是他們商業成功的關鍵因素。隨着更多的粟特人成爲佛教徒，他們在主商道上建起越來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薩（Hunza）谷可以見到的：無數過路的粟特人將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邊的石頭上，以求漫長的旅程平安而有收穫——顯然，這些離家遠遊的人正在尋求一種精神上的慰藉。
並非只有小規模的石刻能夠證明這一時期佛教的繁榮。喀布爾（Kabul）周圍有40多座寺院，包括一座讓後來的參觀者歎爲觀止的建築。那位參觀者寫道：它的美妙可比春天，“通道由縞瑪瑙鋪墊，牆壁由紫色大理石砌成，大門是金鑄的，地板是純銀的。放眼看去，四處星光閃爍……門廳裡有一尊金色神像美若月亮，安放在鑲滿珠寶的寶座上”。
不久，佛教思想向東傳播，跨越帕米爾高原傳入了中國。至公元4世紀始，佛教聖地已遍佈中國西北的新疆地區——比如塔里木盆地壯觀的克孜爾石窟，裡邊建有禮拜堂和唸經、睡覺的地方。沒過多久，在中國西部，如喀什、庫車和吐魯番，便佈滿了新生的佛教聖地。至公元5世紀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動、藝術和形象已成爲中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競爭。這得力於來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貴霜帝國一樣，北魏寧可拋棄舊傳統而提倡新觀念，捍衛有助於強化朝廷執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陽紛紛豎起，一直延伸到魏國的東部，一座座寺廟也在人們慷慨的捐贈下涌現出現。這些都向臣民們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北魏政權的成功源於它是神聖宗教體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戰場上魯莽的勝利者。
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一連串佛窟點綴在波斯灣沿岸；另外，在今天土庫曼斯坦的梅爾夫（Merv）發現的大量建築，以及在伊朗腹地發現的一系列碑文，都證明佛教有能力和當地的宗教競爭；安息帝國出現的諸多佛教音譯詞同樣標誌着此一時期思想交流的密集程度。
然而，商業交流的進一步發展正從另外一個角度刺激着波斯——一個正在經歷着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復興的波斯。當一個別具特色的波斯再次確立自己地位的時候，佛教徒們發現自己竟成了被迫害而不是被追隨的對象。宗教迫害致使海灣地區的大量廟宇遭到遺棄，那些在波斯境內已建立起來的佛塔也被全部摧毀。
各大宗教在歐亞大陸的傳播過程中興衰起落，爲了信衆、信仰和道德權威而不斷競爭。信徒與祭司們之間的交流已遠遠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層面，他們更多關注拯救、天譴等問題。對抗和爭奪開始演化爲暴力行動。在第一個千年的前四個世紀裡，起步於巴勒斯坦一處小根據地的基督教發展成爲橫掃地中海和亞洲的一種信仰，成爲宗教戰爭中的一股巨大漩流。
決定性時刻開始於薩珊王朝的奪權，它通過煽動暴亂、謀殺對手，利用波斯與羅馬在高加索邊境地區的軍事失利，推翻了波斯的統治。公元224年執政後，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īr I）及後人開始實施帝國的全面轉型，包括主張在近代史上劃出界限，以此尋求與古代偉大波斯帝國的緊密聯繫。
古波斯的重要遺址，如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都城之一——以及納克歇・魯斯塔姆（Naksh-i Rustām）——與波斯國王大流士和居魯士相關的帝陵——都被劃作了聖地；另增建了新的碑刻、紀念碑和石雕，以強調當前政權與其輝煌歷史之間的關係。錢幣也進行了改革：使用了幾個世紀的希臘文雕刻和亞歷山大大帝半身像被嶄新的圖案所替代，一面是國王的側影，另一面是聖壇之火。後一項設計別具用心，表明新帝國對宗教所持的新姿態。
就目前能接觸到的有限資料判斷，該地區的統治者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容忍宗教的存在，而且允許相當程度的多派共存。但阿爾達希爾的崛起讓這種宗教寬容不復存在，他的做法無疑在損害其他宗教觀念的前提下觸發了查拉圖斯特拉教（Zarathushtra）的興起。古希臘人稱這種宗教爲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即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的偉大波斯先知的名字。該教認爲宇宙分爲兩極：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即光明）以及其對立面安格拉・曼紐（Angra Mainyu，即黑暗）。兩者總是處於對立狀態——這點非常重要，因此要崇尚前者，因爲它能帶來良好的秩序。這種將世界劃分爲一善一惡的教義影響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是動物的分類。在瑣羅亞斯德崇拜中，儀式的純潔性至關重要，特別是“火”。如聖言所說，阿胡拉・馬茲達能夠“取善於惡，化暗爲明”，從邪惡中得到救贖。
這種宇宙觀使得薩珊王朝的統治者有機會通過信奉阿胡拉・馬茲達，將他們的權力與古波斯的輝煌年代相關聯。它同時還爲這一時期的軍事擴張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道德基礎：瑣羅亞斯德教對於堅持不懈的褒揚增強了戰爭觀念，而對規則和秩序的注重也讓這個帝國通過行政改革日益崛起。該教的這套強硬信仰與帝國復興的軍國主義文化緊密相連。
薩珊王朝在阿爾達希爾一世和他的兒子沙卜爾一世（Shāpūr I）的統治下大規模擴張，將綠洲城鎮、交通要道納入直接管轄之下，或迫使它們依附自己。像錫斯坦（Sistan）、梅爾夫、巴爾克（Balkh）
這樣的重要城市，從公元220年起便捲入一系列爭戰；貴霜帝國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附庸，由薩珊王朝的官員管理，官銜叫“貴霜沙”，即貴霜統治者。納克歇・魯斯塔姆的一座勝利碑上的銘文記載了這一成就，表明沙卜爾的領土已進入深入中亞東部，遠至白沙瓦（Peshawar）並“直抵喀什和塔什干（Tashkent）的邊界”。
薩珊王朝當政之時，瑣羅亞斯德教徒們牢牢佔據着權力中心，不顧其他少數宗教派別的利益，儘可能地將行政控制權集中在自己手中。現在這種形勢將延伸至波斯帝國新徵服的領域。教主科德（Kirdīr）在公元3世紀撰寫的碑文中表彰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擴張成就。該教及其教主遠近聞名，頗受崇拜，“聖火和祭司團”在過去屬於羅馬人的土地上繁榮發展。傳播宗教——如同碑文中所描繪的——需要許多艱苦的努力，但科德謙虛地說：“我爲神和國王經歷了痛苦和磨難，這也是爲了我靈魂的慰藉。”
瑣羅亞斯德教的發展打壓了其他地方教派和對立教派，後兩者均被作爲邪惡的化身：猶太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均遭到迫害，廟宇遭受洗劫，“神像被毀，聖殿被拆，然後改建成瑣羅亞斯德的神廟”。波斯帝國的擴張是伴隨着一個強大的價值和信仰體系進行的，並以此作爲政治成功和軍事勝利的重要依託。那些提出不同看法或不同價值觀的人都遭到追查，許多人被殺——如摩尼（Mani），公元3世紀神奇的先知，他的觀念融合了東西方的各種思想，但卻被認爲具有顛覆性、麻醉性和危險性。
除了這些單獨列出的遭到迫害的人之外，科德還特別提到nasraye和kristyone，即拿撒勒人（Nazarene）和基督信徒（Christian）。儘管學者們曾激烈爭論這兩個詞究竟指哪兩組人羣，但目前人們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前者指薩珊帝國本土的基督徒，後者指在沙卜爾一世征服羅馬行省敘利亞後，向東部大批放逐的那羣基督徒。瑣羅亞斯德教之所以能夠深深印刻在3世紀波斯人的記憶當中，原因之一便是人們希望藉助該教來對抗基督教的衝擊。正如佛教在東方的傳播一樣，基督教也沿着商道以驚人的速度擴散。商人以及來自敘利亞的流放犯人將基督教義和思想帶到了波斯，這引起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敵視，並激化了它的宗教極端主義。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西歐有着密切的聯繫。部分原因是由於教派中心——天主教、聖公會和東正教的高級人物——都位於歐洲的羅馬、坎特伯雷和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布爾）。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亞洲屬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與耶穌出生、生活和受難相關的其他地點也都在亞洲；它使用的語言是阿拉美語（Aramaic）——近東閃米特語族的一種亞洲語言；它的神學和精神背景源於被埃及和巴比倫統治時期誕生在以色列的猶太教；它的故事則發生於歐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水、乾旱和饑荒。
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區的傳播早已有史料記載，但傳播的早期進程更加精彩，在東方的傳播比在地中海盆地更爲動人。最初，隨着基督教飛速發展，羅馬政權對其早期信徒的狂熱表現得茫然失措。如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曾在公元2世紀給皇帝圖拉真寫信，請示應該怎樣對待那些從小亞細亞帶來的基督徒。他寫道：“我從未接觸過基督教，所以不知道什麼纔是恰當的懲罰辦法，也不知道該如何看待他們的宗教儀式。”他懲罰了一些人，“因爲我相信無論他們的信仰是什麼，他們頑固而倔強的態度都該受到懲罰。”皇帝的建議是容忍，他回信道，不用去琢磨基督教是什麼，等有人告發他們了再具體處理，“因爲我們不可能拿出一整套規矩去應對所有的意外情況”；但是，不要單憑流言和匿名指控就採取行動，否則的話，他嚴正地寫道，將“有悖於我們的時代精神”。
然而沒過多久，羅馬的態度就開始變得強硬，這說明基督教已深度滲透到羅馬的社會當中。帝國軍方開始盤查這種新宗教，全面審覈有關罪、性、生、死的顛覆性觀念，認爲它對傳統價值觀構成了威脅。從公元2世紀起，帝國發起過多輪對基督徒的殘酷迫害和屠殺，並作爲公衆娛樂活動向羅馬公民開放，高達數千人遇難。大量文獻記錄了這些因信仰而喪失性命的勇士。早期的基督教面對極大偏見，他們必須想方設法博取人們的同情。比如著名的基督教神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他的一段文字曾被一位知名學者譽爲堪比莎士比亞戲劇人物夏洛克的辯詞：我們基督徒“生活在你們身邊，分享着你們的食物，和你們穿同樣的衣服、有同樣的習俗，和你擁有同樣的生活必需品”，我們不參加羅馬的宗教儀式，但並不意味着我們是非正常人類，“難道我們長着不同的牙齒，或是有亂倫慾望的器官嗎”？
基督教最初是通過自巴比倫流放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人東傳的。與日後西方絕大多數的教徒不同，他們並不是通過希臘譯文來了解耶穌的生死故事，而是通過阿拉美語——耶穌自己的語言，聖經的語言。正如日後在地中海地區一樣，商客們的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基督教義在東方的傳播，包括造就了像埃德薩（Edessa，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城市的烏爾法）這樣坐落在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上的著名宗教聖地。
基督教的傳播十分迅速，不久便抵達了高加索山脈——從格魯吉亞的殯葬儀式和墓碑碑文可以推斷，當時那裡有大批的猶太人轉信基督教。不久，基督教社羣就開始遍佈于波斯灣各地。巴林（Bahrain）附近的60座墓穴充分證明了3世紀初基督教的傳播範圍之廣。據當時的一份名爲《各國法律之書》的文獻記載，基督教的蹤跡遍佈整個波斯，並遠至貴霜統治的地區——也就是說，已到達今日的阿富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