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應元有些慌亂，這一開這個頭兒，造成無數血仇可化不開了。 !
江南的人，誰不知道，軍頭高傑的未亡人邢夫人，現在居然握住了兵權後，接受了帝都的支援，卻惡狠狠的將魔爪伸向了南方的各州，聲言誰敢稱帝打誰。
何必爲了這麼一點“小事”惹來兵災啊。
所謂惡人自有惡人磨，是這樣了，如果真是苦主門，外鄉人和本地豪紳之間的pk，自然是有所偏向，但是現在，人家一看是傳說的帝都來人，和人家硬頂，不是給全城百姓惹禍嗎。
閻應元不斷在下面喊話，當然了，似乎也是沒用。
不過，遠處的土路，遠遠的卻奔來一羣人，他們雖然手持農械，卻是氣勢洶洶，卻不是傳說的宗族大軍不是？
“有意思。”
李向前指了指，說道：“江南這地方，不北方，宗族權勢太大了。”
閻應元有些冒汗，說道：“這都是不明真相的鄉民，待我去勸服一下。”
看着李向前似乎見鬼一樣的眼神，閻應元趕緊奔過去，和那些聽聞曹家出了事後，奔襲過來的宗族壯丁們解釋起來。
這不解釋還好，一解釋又壞了。
什麼？北方人來我們這裡抓人，你不但不拼命阻攔，還在這裡讓我們散開，對了，你小子也是北方人！
果然都是一丘之貉啊。
閻應元也被罵了不少，作爲外地人，他爲了在此地站穩腳跟，確實需要付出很多，做事要公道，每日勤奮不敢懈怠，最關鍵的是，統治基礎可是這些人啊。
曹家既然是做了幾十年的舉人，雖然考了幾次帝都的科舉，因爲那些東林黨把持考試把持的太厲害，吃幹抹淨太噁心，因此早放棄了，但是靠着這個舉人身份，原本一個被譏諷歧視的屌絲窮秀才，才一下子變成了擁有千畝良田的大人物。
作爲曹家的頭面人物，曹舉人可不能出事，曹舉人出了事，之前投獻託庇逃避的農稅，不又要交了嗎。
雖然那十幾個瘋瘋癲癲的傢伙也嚷嚷着什麼免錢糧，但是外鄉人說話哪有自己人說話可靠？曹舉人說他們是該死的，他們自然該死。
朱元璋大小吃苦。
因此當了皇帝，作爲一個可以歧視一下讀書人的人物，他思考的方向卻有些不對。
他想的是穩定壓倒一切，是大明朝的體制建立起來，可以延續下去，什麼匠戶做工，軍戶當兵，多麼和諧，多麼……
同時，只有鬼才知道朱元璋小時候那些奸商給他留下了多麼可怕的印象，估計那些人算是對國的商業發展造成了多麼大的傷害。
仇視商業不是一句空話。
起南宋時候，大半收入，哪怕只有江南半壁，都可以找機會與北方敵人抗衡。
朱元璋對商業的作用缺乏認識，在對待商業的國策，充滿了倒行逆施，縱觀國曆史，雖然一直有農本商末的看法，但從漢唐到兩宋，商人的地位還是在不斷升的，商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姓，也越來越高，到南宋時，甚至已經取代農業，成爲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哪怕是異族入主原的遼金元朝，商業也同樣興盛發展。
其實商業的本質在於流通，除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外，興盛的商業還必然會爲整個民族，注入開放、進取、自由的風氣，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國家是不會變得死氣沉沉的，而當一個地方的優勢產品，可以在這個帝國經濟版圖佔據重要位置，有自己的拳頭產品，而那些分離主義傾向，會在第一時間被這些產業者活活打死。
但小農出身的朱元璋，看不到商業帶來的好處，而只看到這種流動對小農靜態經濟的衝擊，因爲他的家庭，是在一次次的社會波動，由自耕農淪落爲佃農，由佃農而終於幾乎全部餓死的。也許是同年的經歷過於慘痛，使他終生都在追求一種穩定無波的國家狀態，爲此要極力消滅一切會引來社會波動的因素！
估計，是某位奸商老兄，給幼小時期的朱元璋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吧。
明白了這一點，再去解讀朱元璋，便會理解他建國後的所有行爲，基本，朱元璋的治國之道，便是左手消滅貪官污吏，右手着力打擊富商和貿易，並終身致力於，讓所有人都按照他分配的角色，一輩接一輩的不要改變。
他並不是想創造一個均貧富的理想國度，他的所作仍然是爲了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萬代，因爲對讀書人的鄙夷，和對自己白手起家、建立偌大帝國的驕傲，朱元璋完全不理會別人的意見，堅持按自己的經驗，構建他的帝國，他相信當社會出現大幅度的貧富分化，大量的小農將失去家園和土地，也失去了厭惡社會波動的特姓，最終由社會的穩定因子，變成毀滅社會的恐怖力量……曾經種過地，放過牛、當過和尚、要過飯，最終走造反道路的朱元璋，誰都堅信這的一點。
所以，朱元璋成了國曆史最仇富、最歧視商人的皇帝。他認爲，只有那些汗滴禾下土、種出糧和棉的勞動纔是勞動，而商人們整曰遊手好閒，從來不生產任何產品，卻過着富王侯的奢華的生活，顯然，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和貪官一起，是造成貧富懸殊的罪惡源泉，必須要從自己的國度清除。
所以朱元璋認爲從事商業活動是非法的，不承認商人的身份，在戶口制度空前變態的明初，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獨特的戶籍，當兵的一輩子都是軍戶，當匠人的是匠戶，還有民戶、竈戶、鋪戶、酒戶、醫戶、菜戶，連失足女、龜公都有個樂戶，但商人們卻沒有自己的戶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帝國政府無視，但個人的力量想要改變社會規律是不可能的，哪怕強如朱元璋，也不可能扼殺社會的需求，這在明初時尚不明顯，因爲當時國家十室九空、赤貧如洗，增加人口、恢復生產纔是最主要的，對商業需求在歷史的最低點，但經過幾十年的復甦，隨着經濟的恢復，以及強勢皇帝的入土，商業再一次興盛發展起來，但悲哀的，大明並不能像前朝那樣從獲益，太祖不承認商業，商業稅自然無從談起，這種會深刻影響社會的東西，如果沒有藉助開國時天翻地覆、任君勾畫的朝氣制定下來，想在後來加，往往千難萬難了。
因爲商人們早依託各種戶籍，從事經營活動，且因爲國家不能對他們的正常經營提供保護，便只能託庇於地主豪強，官員貴胄，早與他們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朝廷想收商稅，無異於虎口奪食，得先鬥得過那滿山的老虎才行……且因爲朱元璋的愚蠢態度，讓反對商稅的官員，有了祖宗法度這面無敵神盾，誰也攻不破，誰也奈何不得。
朝廷不能因商業的繁榮而強大，商業的繁榮也對那些長期處於貧困、災難的省份沒什麼幫助，相反的是，形成了各種利益集團，去阻攔收取商稅的行爲，其實還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如說官員們大都是南方人，不想讓朝廷打富人的主意之類。總之，在這個割裂的帝國，政治心在北方，經濟心卻在南方。
這裡面第一個問題是，儒生。
我們之前說過，三代貧農，慢慢養出來一個可以脫產讀書的人，如果運氣好，基因好，說不定有機會個秀才。
秀才已經是每個縣最頂尖的人物了，而每次秀才考舉人的鄉試，錄取率基本都是個位數的百分，5%那種。
而進士考試也許好一些，但每三年不過三百人，競爭之殘酷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情況下，對於普通平民之家來說，想要靠科舉改變命運，難加難了。
而過去一百年間，也許南方有倭寇這樣的邊患，各種民亂也沒有停過，但北方卻漸漸失衡了。
大明的科舉演進歷史，是一個南方越來越強，強到最後，大半的官僚都變成了南方人。
這一點來說，出身江南的朱元璋做的地道，南北榜這個東西，算是一個救命稻草。
但他也改變不了這種情況。
而當了官的人，自然也投桃報李，回報自己的金主們。
終明之世，商稅始終無法佔據財政收入的大頭，根子在於此了。
而朱元璋所謂的“重農”，以及舉人身份不再是好像宋代那樣也是一次性的玩意兒，固然讓地方的人有一些大明體制的捍衛者，但同樣的，也造成了宗族的擡頭。
一旦一個窮鬼秀才考舉人，那這個人立刻會得到無數投獻，最快的自然是他所在的族裡，自然都掛靠在旗下，不必完糧納稅了。
這種事情，幾乎無人可以抵償啊。
而出身農家的朱元璋，只希望給小民一條生路，卻忘記了過猶不及的情況，於是，宗族裹挾民衆，對抗司法，私挖礦藏，各種不法，自然多的很。
而那些地方官，見到橫的，卻也是沒有辦法，於是將賦稅的重責都壓在了那些小門小戶，或者老實人頭。
老實人，你那可憐兮兮活該去死的本質，連古代人都是認可的哦。
宗族擡頭，是大明朝體制問題的表現，是其國家機器外不能抗外敵，內不能理秩序的表現。
此時是這樣，李向前絕對確認，這些宗族們調動起來的效率，絕對不官府徵召他們的速度。
“鳴槍示警。”
李向前吩咐一句，立刻有人朝天開槍，一下子嚇住了周圍蠢蠢欲動想圍過來的人羣。
李向前拿過擴音器，喊道：“全都給我後退！想吃槍子嗎！”
他走前兩步，看着那些百姓，他們看起來都老實的很，不過卻是相當的可怕，一旦被煽動開來。
“扔他！扔他！他的槍打不遠的。”
雖然沒有人教給他們，這些鄉民卻無師自通的學會了後世的巴勒斯坦人如何對抗以色列軍隊的手段，扔石子……
後世的時候，巴勒斯坦人因爲內外各種問題，逐漸在對抗以色列人的過程越來越弱勢，原本還有槍有炮呢，但逐漸失血後，巴勒斯坦人最後只能用石子對抗以色列人的先進武器，用逃跑對付那些先進的無人機轟炸了……
不過，對於這些鄉民，這卻是效率最高的手段了。
李向前無奈，稍微一指揮，把曹舉人全家男丁堵在前面，石子扔了曹舉人的兒子等人，都紛紛嗚嗚哀嚎起來。
看到這樣，自然是停手了。
閻應元慌忙拉架起來，“大夥停手，這是帝都來的大人，是要進城問案的，你們這樣是要激怒帝都，反而是害了曹家一家子啊。”
閻應元也算是名人，不少人都知道他，而現在，這些外鄉人果然夠卑鄙，用我們曹家的人做擋箭牌。
李向前記憶起來，後世的時候，入村抓捕最難的一點，是村民無理的維護，偏巧警察的帽子扣下，還不能對百姓動手，而人道主義的狗屁，使得許多幹警一邊被村民圍攻，一邊還得保護犯人。
“新時空是好啊。”
現在多好，早點學會用犯人做擋箭牌，自然是無往不利的。
此時，城牆忽然出現了聲音：“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敢扣下本縣的典史！”
李向前舉着擴音器，喊道：“我們是帝都來的，馬開城門，我們進城是找你們縣令有正事的，不開門，我只能硬闖了！”
“你們先放了閻典史，再放了曹舉人一家，這裡可是我大明治下的地方，容不得你們來橫插一杆子！”
李向前冷笑一下，喊道：“我先放了閻先生，讓他和你們說，告訴你們，人權是大於主權的，是大於地球的，是大於民主的，是無限大的，我們既然有了確鑿證據，那麼有權力來審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