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葬之意，不徒愛護死者，又包含著一種誇耀生人的心思，而發掘墳墓之事，亦即隨之而起。讀《呂覽·節喪》、《安死》兩篇可知。
當時墨家主張薄葬，儒家反對他，然儒家的葬禮，較之流俗，亦止可謂之薄葬了。學者的主張，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漢以後，厚葬之事，還書不勝書。且將死者的葬埋，牽涉到生人的禍福，而有所謂風水的迷信。死者無終極（漢劉向《諫成帝起昌陵疏》語），人人要保存其棺槨，至於無窮，其勢是決不能行的。
佛教東來，火葬之俗，曾一時盛行（見《日知錄·火葬》條），實在最爲合理。惜乎宋以後，受理學的反對，又漸漸的式微了。現在有一部分地方，設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佔地，深葬費人力過多，似仍不如火葬之爲得。不過風俗是守舊的，斷非一時所能改變罷了。
交通、通信，向來不加區別。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交通是所以運輸人身，通信則所以運輸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後人的意思，可以離其身體而獨行，於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節省。又自電報發明後，意思的傳達，可以速於人身的運輸，於時間方面，節省尤大。
交通的發達，是要看地勢的。水陸是其大別。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遠洋的航行，又有區別。即陸地，亦因其爲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蠻時代，各部族之間，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時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頗險峻的。
對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嶇的小路，異部族的人，很難於發見使用。《莊子·馬蹄篇》說：古代“山無徯隧，澤無舟樑”。所指的，便是這時代。到人智稍進，能夠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漸和往昔不同了。
中國的文化，是導源於東南，而發達於西北的。東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較北方爲發達。西北多陸，所以陸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觀。陸路交通的發達，主要的是由牛馬的使用，和車的發明。此兩者，都是大可節省人力的。《易經·繫辭傳》說“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雖不能確定其在何時，然其文承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見黃帝、堯、舜時，車的使用，必已很爲普遍了。
車有兩種：一種是大車，用牛牽曳的，用以運輸。一種是小車，即兵車，人行亦乘之，駕以馬。用人力推曳的謂之輦。《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說夏時稱爲余車，共用20人，殷時稱胡奴車，用10人，周時稱爲輜輦，用15人。這是供戰時運輸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說文》：“輦，挽車也。從車。”訓並行，雖不必定是兩人，然其人數必不能甚多。這是民間運輸用的。貴族在宮中，亦有時乘坐。《周官》巾車，王后的五路，有一種喚做輦車，即其物。此制在後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頗爲修整。《考工記》：匠人，國中經塗九軌。野塗亦九軌。環塗（環城之道）七軌。《禮記·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俱可見其寬廣。
古代的路，有一種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謂之馳道。非馳道則不能盡平。國中之道，應當都是馳道。野外則不然。古代田間之路，謂之阡陌，與溝洫相輔而行。所以《禮記·月令》注說：“古者溝上有路。”溝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說，是佔地頗多的。雖亦要因自然的地勢，未必盡合乎準繩，然亦必較爲平直。
不過書上所說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實上未必盡能如此。《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行闢重（使載重之車讓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見驛路上還不能並行兩車。《儀禮·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注》雲：“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左右抑揚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禮記·曲禮》“送葬不避塗潦”，可見其路之不盡平坦。後人誇稱古代的道路如何寬平，恐未必盡合於事實了。
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術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時時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時候，只是現在所謂獨木舟。《易經·繫辭傳》說“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淮南子·說山訓》說“古人見剡木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進，乃知集版以爲舟。
《詩經》說：“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經》雲：“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又引《注》雲：“舟謂集版，如今船，空大木爲之曰虛，總名皆曰舟。”案方、旁、比、並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爲方，正因其比木爲之之故。此即後世的舫字。能聚集許多木版，以成一舟，其進步就容易了。
渡水之法，大抵狹小的水，可以乘其淺落時架橋。橋亦以木爲之。即《孟子》所說的“歲十一月徒槓成，十二月輿樑成”（《離婁下篇》）。《爾雅·釋宮》：“石槓謂之倚。”又說：“隄謂之樑。”《注》雲：“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樑，見《詩傳》。”則後來亦用石了。較闊的水，則接連了許多船渡過去。此即《爾雅》所說的“天子造舟”，後世謂之浮橋。亦有用船渡過去的，則《詩經》所說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
觀《禮記·祭義》，謂孝子“道而不徑，舟而不遊”可見。航行的技術，南方是勝於北方的。觀《左氏》所載，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晉飢，乞糶於秦，秦輸之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爲自水路運輸，此外泛舟之事極少。南方則吳楚屢有水戰，而哀公十年，吳徐承且率舟師自海道伐齊。可見不但內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經開始了。《禹貢》九州貢路，都有水道。《禹貢》當是戰國時書，可以窺見當時交通的狀況。
從平地發展到山地，這是陸地交通的一個進步，可以騎馬的發達爲徵。古書不甚見騎馬之事。後人因謂古人不騎馬，只用以駕車。《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疏》引劉炫說，以爲是騎馬之漸。這是錯誤的。
古書所以不甚見騎馬，（一）因其所載多貴族之事，貴族多是乘車的。（二）則因其時的交通，僅及於平地。《日知錄》說：“春秋之世，戎狄雜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狄於大滷，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此雖論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借鑑而明。
總而言之，交通所至之地愈廣，而道路大抵失修，用車自不如乘馬之便。騎乘的事，就日盛一日了。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性是流動的，雖然能阻礙人，使其不得過去，你只要能利用他，他卻可以幫你活動，節省你的勞力。山卻不然，會多費你的抵抗力的。所以到後世，水路的交通，遠較陸路交通爲發達。長江流域的文明，本落黃河流域之後，後來卻反超過其上，即由於此。
唐朝的劉晏說：“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千舳萬艘，交貿往來，昧旦永日。”可以見其盛況了。《唐語林補遺》說：“凡東南都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盡於江西。編蒲爲帆，大者八十餘幅。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千石。”明朝鄭和航海的船，長44丈，寬18丈，共有62只。可以見其規模的弘大了。
因爲水路交通利益之大，所以歷代開鑿的運河極多，長在1000裡以下的運河，幾乎數不着他。中國的大川，都是自西向東的，南北的水路交通，很覺得不便。大運河的開鑿，多以彌補這闕憾爲目的。《左氏》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即今日的淮南運河。《史記·河渠書》說：“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鴻溝的遺蹟，雖不可悉考，然其性質，則極似現在的賈魯河，乃是所以溝通河淮兩流域的。
至後漢明帝時：則有從滎陽通至千乘的汴渠。此因當時的富力，多在山東，所以急圖東方運輸的便利。南北朝以後，富力集中於江淮，則運輸之路亦一變。隋開通濟渠，自東都引谷洛兩水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溝。自江以南，則自京口達餘杭，開江南河800裡。此即今日的江南運河。唐朝江淮漕轉；二月發揚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到河口，月入洛。自此以往，因有三門之險，乃陸運以入於謂。
宋朝建都汴京，有東西南北四河。東河通江淮（亦稱裡河），西河通懷、孟。南河通潁、壽（亦稱外河。現在的惠民河，是其遺蹟），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東河之利最大。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之貨，都自此入汴京。嶺表的金銀香藥，亦陸運至虔州入江。陝西的貨，有從西河入汴的，亦有出劍門，和四川的貨，同至江陵入江的。
宋史說東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靠江淮等自然的動脈，運河連接之功，亦不可沒的。元朝建都北平，交通之目的又異。乃引汶水分流南北，而現在的大運河告成。
海路的交通，已略見第十一章。唐鹹通時，用兵交阯，湖南江西，運輸甚苦，潤州人陳磻石創議海運。從揚子江經閩、廣到交阯。大船一艘，可運千石。軍需賴以無缺。是爲國家由海道運糧之始。元、明、清三代，雖有運河，仍與海運並行。海運所費，且較河運爲省。
近代輪船未行以前，南北海道的運輸，亦是很盛的。就到現在，南如寧波，北如營口，帆船來往的仍甚多。
水道的交通，雖極發達，陸路的交通，卻是頗爲的。《日知錄》說當時的情形：“塗潦遍於郊關，汗穢鍾於輦轂。”（《街道》條）又說：“古者列樹以表道。”“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官樹》條）“《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樑四，石柱之樑四，木柱之樑三，巨樑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樑，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樑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潞河舟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沍，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爲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爲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爲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境，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70所，令可至鮮水，從枕蓆上過師哉？”（《橋樑》條）
觀此，知路政之不修，亦以宋以後爲甚。其原因，實與建築之頹敗相同。前清末年，才把北京道路，加以修理。前此是與顧氏所謂“塗潦遍於郊關，汗穢鍾於輦轂”，如出一轍的。全國除新開的商埠外，街道比較整齊寬闊的，沒有幾處。南方多走水道，北方旱路較多，亦無不崎嶇傾仄。間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壞，無怪全國富庶之區，都偏於沿江沿海了。
因路政之壞，交通乃不能利用動物之力而多用人力。《史記·夏本紀》：“山行乘”，《河渠書》作“山行即橋”。案禹乘四載，又見《呂覽·慎勢》，《淮南·齊俗訓》、《修務訓》，《漢書·溝洫志》。又《史記集解》引《屍子》及徐廣說，所作字皆互異。山行與橋外，又作梮，作虆，作欙，作欙，虆、樏、欙，系一字，顯而易見。梮字見《玉篇》，雲“輿，食器也。又土也。”雷浚《說文外編》雲：“土之字，《左傳》作梮（按見襄公九年）。《漢書·五行志》引作，《說文》：“，大車駕馬也。”按《孟子》：“反蘽梩而掩之。”《趙注》雲：“蘽梩，籠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虆、樏、欙並即蘽梩，與梮併爲取土之器，駕馬則稱爲，亦以音借而作橋。
後又爲之專造轎字，則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所謂“輿轎而逾嶺”。其物本亦車屬，後因用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韋昭說：“梮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此物在古代只用諸山行，後乃漸用之平地。王安石終身不乘肩輿，可見北宋時用者尚少，南渡以後，臨安街道，日益狹窄，乘坐的人，就漸漸的多了。（《明史·輿服志》：宋中興以後，以征伐道路險阻，詔百官乘轎，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
行旅之人不論在路途上，以及到達地頭之後，均須有歇宿之所。古代交通未盛，其事率由官營。《周官》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都是所以供給行旅的。到達之後，則“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儀禮·覲禮》）。此即《禮記·曾子問》所謂“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另有“公宮與公所爲”，謂之公館。
當時的農民，大概無甚往來，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從事於招待，但到後來，農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舊式的招待所能普遍應付，就有藉此以圖利的，是爲逆旅。《商君書·墾令篇》說：“廢逆旅，則奸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這只是陳舊的見解。
《晉書·潘岳傳》說，當時的人，以逆旅逐末廢農，****亡命之人，多所依湊。要把他廢掉。10裡置一官，使老弱貧戶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錢。以逆旅爲逐末廢農，就是商君的見解。
《左氏》僖公二年，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說“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見晉初的人，說逆旅使****亡命，多所依湊，也是有的。但以大體言之，則逆旅之設，實所以供商賈之用，乃是隨商業之盛而興起的。看潘岳的駁議，便可明白。無法廢絕商業，就無法廢除逆旅。若要改爲官辦，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權，一定要弊餘於利的。潘岳之言，亦極有理。
總而言之：（一）交通既已興盛，必然無法遏絕，且亦不宜遏絕。（二）官吏經營事業，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兩句話，就足以說明逆旅興起的原因了。漢代的亭，還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時沒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見《漢書·息夫躬傳》）。魏晉以後，私人所營的逆旅，日益興盛，此等官家的事業，就愈益廢墜，而寖至於滅絕了。
接力賽跑，一定較諸獨走長途，所至者要遠些，此爲郵驛設置的原理。《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是專以通信爲職的。驛則所以供人物之往來。二者設置均甚早。人物的往來，並不真要靠驛站。官家的通信，卻非有驛站不可。在郵政電報開辦以前，官家公文的傳遞，實利賴之。其設置遍於全國。
元代疆域廣大，藩封之地，亦均設立，以與大汗直轄之地相連接。規模不可謂不大。惜乎歷代郵驛之用，都止於投遞公文，未能推廣之以成今日的郵政。民間寄書，除遣專使外，就須展轉託人，極爲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營的信局。其事起於寧波，逐漸推廣，幾於遍及全國。而且推及南洋。其經營的能力，亦不可謂之不偉大了。
鐵路、輪船、摩托車、有線、無線電報的發明，誠足使交通、通信煥然改觀。這個，誠然是文明進步之賜，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開發世界上尚未開發的地方，誠足爲人類造福。若只在現社會機構之下，爲私人所有，用以爲其圖利的手段，則其爲禍爲福，誠未易斷言，現代的物質文明，有人歌誦他，有人咒詛他。其實物質文明的本身，是不會構禍的，就看我們用之是否得當。
中國現在的開發西南、西北，在歷史上，將會成爲一大事。交通起於陸地，進及河川、沿海，再進及於大洋，回過來再到陸地，這是世界開發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未開發的地方，就是亞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爲兩區：（一）爲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帶，（二）爲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國現在開發西南、西北，就是觸著這兩大塊未開闢之地。我們現在還不覺得，將來這兩件事的成功，會使世界煥然改觀，成爲另一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