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他們也有許多相同特徵。大部分採獵者各自組成平均人數爲25人的家族式團體，成員都有血緣關係。在季節性節日或宿營地，小團體會集合成數百人的較大部落。這種部落的功能之一是通過通婚傳播基因。幾乎沒有人口擴散。在寒冷地區，部落的平均人口密度低於每平方公里0.01人。大部落中的200～300個成員，也許是他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人。也許會認識部落以外的人，因爲可能要跋涉300公里去進行實物交易，或者說物物交換。有些用於交易的物品是身上的裝飾品和項鍊，如內陸居民需要的海貝和漁民需要的禽類的羽毛。偶爾，臉部彩繪所用的顏料會被拿來交換，但它們也可用於壁畫或雕刻木像。隨身攜帶的幾件工具應該是骨鑽、石錐、針、骨刀、掛在矛上的骨制魚鉤、一些刮削石器，也許還有幾把石刀。一些刀片要用藤條或獸皮製成的繩索綁在骨頭或木柄上。當人們圍着火堆蹲下時，有人會敲鼓，或者吹骨哨。人死後，會有爲數不多的財物作爲陪葬品。
但是，不要以爲人類社會的這種進步有如田園牧歌。在走出非洲踏上偉大征程的2萬年裡，現代智人是造成90%當時存在的巨型動物滅絕的幫兇。他們使用弓箭、矛和誘逼等創新方式殺光乳齒象、猛獁象、新西蘭恐鳥、長毛犀牛和巨駱駝——幾乎所有四條腿的蛋白質豐富的大型動物。到距今1萬年前時，地球上超過80%的大型哺乳動物完全消失。由於未知原因，北美有4個物種逃脫了這場厄運：美洲野牛、駝鹿、麋鹿和北美馴鹿。
部落之間的暴力爭鬥也很盛行。部落內部成員的和睦與合作法則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經常讓現代人羨慕不已，但對部落外的人不適用。部落爲了爭奪某些資源而訴諸武力，在澳大利亞是爭奪水潭，在美國是狩獵區和野生稻田，在太平洋西北部則是河流和沿海的灘岸地帶。沒有仲裁系統或者公正的領導者，因偷竊物品、女人或財富象徵（例如在新幾內亞，豬就是這樣的象徵）而導致的小範圍衝突可能激化爲幾代人的戰爭。採獵部落間因戰爭造成的死亡率是晚期農耕社會的5倍。（每年死於“文明”戰爭的人佔總人口的0.1%，與之相比，部落戰爭爲0.5%。）實際的戰爭死亡率因部落和地區不同而有差異，因爲與現代世界一樣，一個參戰部落可能會破壞很多人的和平生活。總而言之，部落流動性越大，就越傾向愛好和平，因爲他們完全可以逃離衝突。而一旦戰爭真正爆發，就會是慘烈致命的。當原始部落的戰士數量與文明社會的軍隊大致相當時，前者通常會擊敗後者。凱爾特部落打退羅馬人，柏柏爾人重創法國人，祖魯人戰勝英國人，美隊用了50年時間才擊敗阿帕奇部落。勞倫斯·基利（LawrenceKeeley）在關於古代戰爭的研究著作《文明之前的戰爭》（WarBeforeCivilization）中寫道：“民族史學者和考古學家發現的事實清楚地表明，原始的史前戰爭和歷史上文明社會的戰爭一樣恐怖，令人印象深刻。實際上，由於原始社會的戰爭更加頻繁，過程更加殘酷，其致命程度遠遠高於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文明社會的戰爭是格式化的，注重規則，危險性相對較低。”
5萬年前語言革命還未發生時，世界缺少有重大意義的科技。此後的4萬年，每個人天生就是漁獵採集者。據估計，在此期間有10億人探究過攜帶少量工具可以走多遠。這個沒有多少科技的世界提供“足夠的”物資。人們可以享受清閒時光和令人滿意的工作，而且感到快樂。除了石器，再沒有別的科技，人們可以近距離感受大自然的節奏和風格。大自然掌控你的肚子和生活。它是如此巨大，如此豐富多彩，如此親近，極少有人可與之分隔。與自然界和諧相處令人感覺神聖。然而，由於缺乏科技，兒童死亡的悲劇不斷重演。意外事故、戰爭和疾病意味着平均壽命遠遠低於原本應有的一半——也許只有人類基因支持的自然壽命的四分之一。飢餓隨時襲來。
但是最明顯的是，沒有重大科技，所謂的悠閒時光不過是重複傳統生活方式。新事物絕無可能出現。在你的狹小天地裡，一切由你做主。但生活的方向只能按照祖先的足跡亦步亦趨，周邊環境的循環變化決定了你的生活。
事實證明，儘管大自然廣闊無垠，它還沒有慷慨到讓一切皆有可能的程度。思維可以做到這一點，可它的潛能還沒有充分開發。一個沒有科技的世界足以維持人類的生存，但也僅此而已。只有當思維被語言解放、被技術元素激活，超越5萬年前自然界的束縛，更加廣闊的天地纔會敞開大門。實現這種超越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我們從中收穫的是文明和進步。
我們和走出非洲的人類還有差異，我們的基因與我們的發明共同進化。事實上，過去的1萬年，我們的基因進化速度比此前600萬年的平均速度快100倍。不必對此感到驚訝。我們把狼馴化爲狗（包括所有種類的狗），並養牛、種植穀物等，這些動植物的祖先已不可考證；同時我們也被馴化了，自我馴化。我們的牙齒不斷縮小（這要歸功於烹煮），肌肉變得纖細，體毛漸漸褪去。科技馴化了我們。如同快速改造工具一樣，我們也在快速改造自己。我們與科技同步進化，因此深深依賴於它。如果地球上所有科技——所有最新的刀和矛——都消失，人類的存在不會超過幾個月。現在我們與科技共生。
我們迅速並且深刻地改變自己，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我們從非洲崛起，佔領了這個星球上每一塊適合居住的流域，從那一刻起，我們的發明開始改變我們的家園。現代智人的狩獵工具和技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憑藉這些技術，他們可以殺光大型的食草動物（猛獁象、巨型麋鹿等），這些動物的滅絕永遠地改變了整個草原生物羣落的生態狀況。一旦佔統治地位的食草動物絕種，整個生態系統都會受到影響，有利於新的食肉動物和植物物種以及它們的所有競爭者和同盟軍的興盛，這些動植物構成了變動後的生態圈。就這樣，少數類猿人氏族改變了數以千計的其他物種的命運。當現代智人學會控制火時，自然界受到這種強大科技的進一步大規模改造。如此微不足道的技巧——點燃草場，用逆火加以控制，然後引火烹煮穀物——破壞了各個大陸的大片地區。
此後，發明被不斷複製，農業在全世界傳播，這些過程影響的不僅是地球表面，還有厚度爲100公里的大氣層。耕作破壞了土壤，使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一些氣候學家相信，8000年前開始的早期人爲取暖阻止了新的冰川期的到來。農耕技術的廣泛採用干擾了自然的氣候循環，這種循環原本會使現在地球最北端的大部分地區重新冰凍。
無疑，就在人類發明使用古代植物的濃縮物（煤炭）而不是新鮮植物作爲燃料的機器後，它們排放的二氧化碳加劇了大氣平衡的變動。隨着機器使用這種儲藏量豐富的能源，技術元素有了長足發展。諸如牽引發動機這樣的以石油爲能源的機器改良了農業生產率和傳播方???（使這一古老的趨勢加速），接着更多的機器以更快的速度產出更多的石油（新趨勢），導致加速度的疊加。今天各類機器排出的二氧化碳大大超過了所有動物的排放量，甚至接近地質力量產生的排放量。
技術元素的巨大影響力不僅來自其規模，而且與自我放大的特性有關。一項突破性的發明，例如字母表、蒸汽泵，或者電能，可以引發進一步的突破性發明，例如書、煤礦和電話。這些科技進步反過來又引出其他突破性發明，例如圖書館、發電機和互聯網。每一步都增加新的推動力，同時保留已有發明的大部分優點。某人有了想法（例如旋轉的輪子），通過交流進入其他人的大腦，衍生出新想法（將旋轉的輪子安放在雪橇下面，使它更容易拖動），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平衡被打破，變化出現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科技導致的變化都是積極的。產業化的奴隸制，如過去強加於非洲的那種體系，由裝載俘虜漂洋過海的航船啓動，受到軋棉機的激勵，這種機器可以低成本加工由奴隸種植並收割的纖維。沒有科技的推動，如此大規模的奴隸交易不會爲人所知。上千種合成毒素大量破壞人類和其他物種的自然循環，這是由小發明引起的大禍害。戰爭，是由科技造成的強大負面力量經過放大的極其危險的結果。科技創新直接導致可怕的殺傷性武器的產生，這些武器可以讓社會遭受全新的暴行。
另一方面，負面結果的糾正和抵消也來自科技。大多數早期的文明社會都實施過種族奴隸制，史前時期很可能也經歷過，現在一些邊遠地區仍然在延續這一制度，它在全球範圍內的徹底滅亡歸功於通信、法律和教育方面的科技發展。檢測技術和替代品可以消除合成毒素的日常使用。監控技術、法律、協商、治安維持、法庭、城市媒體和經濟全球化能夠緩和、抑制並最終減少戰爭的惡性循環。
社會進步，即使是道德進步，終歸也是人類的發明。它是我們意願和思維的有益產物，因此也屬於科技。我們可以斷定，奴隸制不是好理念，公正的法律是好理念，對裙帶關係的偏好是惡劣的思維。我們可以認爲某項懲罰性條約不合法，可以通過文字的發明來激發人們的責任意識，還可以自覺地擴展志同道合的朋友圈。這些都是發明，是大腦思維的產物，與燈泡和電報一樣。
這種促使社會進步的加速器是由科技驅動的。社會進化需要漸進的推動力，歷史上每個社會組織的產生都是通過注入新科技實現的。書寫這一發明令成文法律的公正彰顯出來。標準鑄幣這一發明使貿易更加普遍，鼓勵創業精神，加速自由理念的形成。歷史學家林恩·懷特評價道：“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這樣簡單，也很少有發明具備馬鐙這樣的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在懷特看來，與馬鞍搭配的矮馬鐙的使用方便了騎手在馬背上使用武器，這使騎兵在對陣步兵時處於有利地位，有錢買馬的君主也具有優勢，於是歐洲的貴族封建制度就這樣催生出來。馬鐙不是唯一因爲有助於封建制度而受到指責的技術。按照卡爾·馬克思的著名評論：“手工作坊孕育了封建主社會，蒸汽作坊孕育了產業資本家社會。”
複式記賬法於1494年由聖方濟各會修道士發明，從而使企業得以監控現金流並首次操作複雜的業務。威尼斯的銀行業因複式記賬法而崛起，開啓了全球經濟大門。歐洲活字印刷術的發明鼓勵基督教徒自己解讀本教的原始文本，導致基督教內部出現“抗議”這一特有的反宗教理念。早在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現代科學之父——就意識到科技正日益強大。他列舉了三種改變世界的“實踐藝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他宣稱：“似乎沒有任何帝國、宗教或時代的開端對人類事務產生過像這些機械發明這樣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幫助建立科學方法，加快發明的速度，從而導致社會的持續變動，就像一顆接一顆的觀念種子打破了社會均衡。
表面上看，像時鐘這樣的簡單發明引發了深遠的社會效應。時鐘將連續的時間流分割成可計量的單位，而時間一經擁有面孔，就露出專橫嘴臉，指揮你的生活。計算機專家丹尼·希利斯相信，時鐘裝置可用來理解科學及其衆多文化派生物。他說：“我們可以用時鐘的機械結構來比喻自然法則的獨立作用。（計算機按照預設規則呆板地運行，因此是時鐘的直接派生物。）一旦我們能夠把太陽系想象成鐘錶式的自動機器，那麼將這種思維推廣到大自然的其他方面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於是科學過程就這樣開始了。”
工業革命期間，我們的發明改變了日常生活。新機器和便宜的燃料爲我們帶來大量食物、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和大煙囪。這個技術階段是骯髒的、破壞性的，人們常以非人道的方式建設和管理社會。生鐵、磚石和玻璃的堅硬、冰冷及不易彎曲的特性使高樓的遍地開花顯得與人類——如果不是所有的生物——格格不入、互不相容。它們直接吞噬自然資源，因此給人們留下邪惡的印象。工業時代最糟糕的副產品是濃黑的煙塵、黑乎乎的河水和在工廠裡勞動的黝黑的暴躁工人，這些距離我們所珍視的自我認知如此遙遠，以至於我們想要相信工業化本身就是異化的，甚至更糟。將硬邦邦、冷冰冰的物質對社會的佔領視爲罪惡並不難，雖然這樣的罪惡是必要的。當科技滲入我們古老的生活習性中時，我們認爲它是異己之物，像對待傳染病一樣對待它。我們歡迎它的產品，但心懷罪惡感。一個世紀前，人們認爲科技被上帝宣判有罪，這本應是荒唐可笑的。科技是一種可疑的力量。兩次世界大戰將創新產生的殺戮能力完全釋放出來，鞏固了科技作爲迷人的撒旦的名聲。
在我們從各個時代科技進步過程中尋找這種異化特性並進行淨化後，它不再顯得那麼冷酷。我們開始看透科技的物質僞裝，認爲它首先是一種行爲。雖然有外殼，但它的核心是柔軟的。1949年，約翰·馮·諾伊曼——製造出第一臺可用計算機的天才——認識到，計算機正在告訴我們什麼是科技：“短期內以及更遙遠的未來，科技將逐漸從強度、材質和能量問題轉向結構、組織、信息和控制問題。”科技不再只是個名詞，它正在成爲一種力量，一種生機勃勃的精靈，要麼推動我們前進，要麼阻擋我們。它不是靜態事物，而是動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