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皇帝劉維箴,綜其帝王生涯,最讓人詬病的,不是政治上的不作爲,而是貪戀美色、耽於享受、寵信宦官。前者出了問題,自有執政大臣們擔責背鍋,而後者,則是評價一個皇帝德行的重要指標。
雖然,後者很多時候往往能視作皇帝的私務,無關大義大節,但實際情況顯然不是,皇帝的家事與國事可沒法這麼簡單地切割開來。
皇帝的表現如何,對帝國的影響從來都是深遠的,包括劉維箴這樣一個太平天子,畢竟,他坐在幾代先皇打下的基礎上。帝國體制賦予皇帝的權力,即便染上了塵埃,其根本上依舊是強勢的。
而劉維箴,在享受了二十多年美色之後,也終於遭到反噬,並且,將朝廷內部最大的矛盾徹底引爆。
二十四年初春的“馬上風危機”,劉維箴是實實在在往鬼門關走了一遭,事發之時,如非宮娥尖叫,侍候在外的宦官蔡訣闖了進去,憑着自身掌握的“醫學經驗”,採取了一定緊急措施,或許劉維箴當場就駕崩了。
在這裡,需要講一講蔡訣,這真的是個老謀深算的大太監,鑑於皇帝漁色的習性,私下裡,很有預見性地同御醫學習相關急救知識,以備不時之需,最後還真用上了
但即便如此,在一干大醫國手的努力下,又是施針,又是用藥,劉維箴也足足昏迷了一日多,方纔甦醒過來。
作爲帝國皇帝,尤其一個在位時間不算短的皇帝,對於帝國的整體格局而言,就是一個最佳穩定器。
即便他怠於政務,久不臨朝,但只要他待在皇宮中,修道也好,漁色也罷,他存在着,那麼不管外朝鬥得有多兇,政局有多亂,都是有個最基本限度的。
當然,所謂的“底線”其實是很低地,真到那個程度,那麼大漢帝國的毛病也必然很是深重的。而有一種狀況,則能夠輕易突破所謂政治鬥爭的底線:天崩地裂。
在大漢帝國,難道還有比皇帝大漸更嚴重的事情嗎?絕對沒有!
比起煌煌至尊之位,那些權貴們爭得頭破血流的尚書令之職,又算得了什麼?
當然,不是因爲劉維箴這一倒下,大漢帝國冒出了多少亂臣賊子,而是因爲,當帝國面臨天變之際,那此前政治鬥爭原則也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還是那句話,一朝天子一朝臣,其中牽涉的權力、利益之爭,是以讓所有局中人刺刀見紅。
於是,當消息傳開之後,各方勢力聞風而動,不只是在朝重臣,許多沉寂已久的勳貴也都忍不住浮出水面,至少有密切觀望局勢發展的舉動,京畿流言風起,局勢波詭雲譎。
當然,所有人秘密應對準備之餘,最關心的,除了對手的動向,便是皇帝的具體狀況,而一切行動的準則與前提,都以龍體安危爲先。
劉維箴昏迷了整整一日還多,而一日的時間足以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也可以想見,在此期間,隨着時間流逝,宮廷內外是怎樣一種緊張的局面。
在這樣的氛圍下,作爲尚書令的王士廩,也不可能無動於衷。甚至於,迫於幾年來朝中始終高企的政治壓力,他不得不採取一些更爲積極的應對策略,而憑藉着尚書令的權威與便利,他也能做得更多。
但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做多錯,尤其王士廩本身就處在一個敏敏多擾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王士廩也希望劉維箴能夠聖壽延年,但情況緊急攸關社稷安危了,做一些應對準備也是應該的,畢竟也是爲國家大局考慮,他可以做此解釋。
於是,在確認皇帝昏迷,並且長時間不見好轉之後,王士廩開始行動了。
如果說,聯(強)合(迫)衆宰臣,對朝廷諸部司衙署進行緊急管控,還屬他職權範圍內的維穩措施,那麼以尚書令名義,敦促樞密院下達戒嚴令,乃至於越過樞密院與幾名禁軍將領取得聯繫,並通過武德司監察京畿,這系列行爲就很難逃脫逾制亂法的嫌疑了。
王士廩的祖父王玄真,履歷實在豐富,從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輔政宰臣(康宗時期),給王氏子孫打下了豐厚的底蘊。當王土廩崛起之時,那些底蘊也就逐漸轉變爲實力。
經過二十多年苦心孤詣的經營,王士廩的影響力已經十分廣泛,幾乎覆蓋帝國軍政的方方面面,其中並不乏強力實權部門。
由此可見,正統時代下王士廩這個尚書令的權威有多強大,也可知在過去的八九十年間,帝國政治發生了怎樣巨大的變遷。
若是在世祖時期,宰相把手伸多長,他墳頭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當時與趙普相爭的盧多遜了。即便從太宗時期開始,對“首相”的定位越來越清晰,但對其權責也是有相當嚴厲的約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說,他統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時間與精力都花在收權、攬權,強化皇權上。
也就是到劉維箴繼位後,尚書令的權威是一任比一任強,直到出現王士廩這樣一位權謀家。但有一說一,王士廩的出現,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時期及條件下,方纔崛起這樣一個權相。
與此同時,以漢帝國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態與格局,其強大、頑固程度,實則也非王士廩所能輕易撼動。問題的關鍵,還在於皇帝劉維箴。
也就是在倒臺之後,王士廩才真正、重新認識到,比起皇帝的信任與支持,他二十餘年所積攢起來的權勢,只是空中樓閣,缺少了劉維箴的背書,就像抽掉了柱樑,面對那些早已深根於帝國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貴的反撲,最終也只有轟然倒塌的結果。
在劉維箴昏迷的一日多裡,當然有許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現最突出也最關鍵的,毫無疑問是內侍行首蔡訣,以及大內都指使崔鎬。
前者不必多說了,不僅保命,還嚴格督促御醫救治,形影不離地照顧,爲挽救劉維箴盡一切努力。
至於崔鎬,乃開寶名將、興平伯崔翰之後,事發之後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領大內軍牢牢守備宮城、皇城,控制進出,尤其是御駕所在垂拱殿,五百侍衛嚴密守護,打消了諸多染指企圖。
而其餘大臣的所作所爲,最讓劉維箴寒心的,也莫過於王士廩了。如果說其他事項都還有解釋的空間,那麼他在晚些時候,將太子劉修遠從東宮接到廣政殿的做法,則使幾十年君臣之間再無一絲信任餘地。
當然,君臣之間所謂的心心相應,本身就是一種十分脆弱的東兩,其中也必定存在有關政治利益與形勢的內在邏輯。
而那套“邏輯”,從劉維箴醒來,並瞭解到在他昏迷期間帝國大臣們都做了哪些事後,便開崩潰了。
對王士廩的舉措,劉維箴說了這樣一句話:“當初扶立了一個皇太孫,如今還欲扶立一個皇太子?朕還沒死!”
這句評價,也宣告了王士廩政治大廈垮塌的開始。
作爲帝國皇帝,哪怕是劉維箴這麼個人,一舉一動都對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響。在他恢復意識後,京畿之內的風波在短時間內全部平息,一切又彷彿回到之前的樣子。
當然,那只是一種錯覺。經此一“劫”,心態發生巨大變化的劉維箴,也讓帝國政局迎來一個重大轉折,而朝野內外反覆醞釀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終於迎來一場徹底的爆發。
從正統二十四年二月開始,朝中再度爆發出針對“相黨”的集體攻訐,從宗室到外戚,從勳貴到大臣,紛紛上表彈劾。
這樣的情況,在過去三年並不少見,但此一次顯然要更爲特殊,不只是規模,一些從未冒頭的勳臣老貴也開始展現其攻擊性。
而王士廩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爲他喪失了壓制衆臣羣貴的實力。在朝堂喧器之際,皇帝劉維箴拖着病體,於垂拱殿坐朝問政,聽取大臣們奏報。
帝國的行政權力中心,便從廣政殿重歸垂拱,皇帝此舉,自然使王士廩大爲尷尬,而羣臣態度熱切,行動踊躍。
而劉維箴升殿議事,議的當然不是政務兵事、軍國大事,他既沒那個能力,也沒那個經驗,但他是大漢皇帝!
在聽取了大量關於尚書令及其黨從的彈劾之後,劉維箴開始了動作,以宰臣中書侍郎蕭偃權刑部尚書、都察使王弘範、大理寺卿魏景淵,率三司臣僚,對一應彈劾、舉報人與事進行調查……
這個決定意味着什麼,於朝廷內部那些真正的大佬,於那些對帝國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謂深悉其妙。三名重臣之間,最大的共通處,便是出身勳貴,無不有一個風光顯赫的祖宗。
於是,更大規模的行動開始了,一步一步,羣起而攻。
在這個過程中,伴隨着又一樁“武德使之死”的疑案,時任武德使的鄭曠暴斃於廣府中,皇城司的間探們則大肆活動。
半個月間,幾十名相黨與疑似相黨的官僚受到調查,其中有些官員甚至直接被捕下獄。面對這種情況,王士廩這棵參天大樹,卻連一點風雨也不能遮擋了。
當然,王士廩不是沒有嘗試挽回,只不過,自劉維箴甦醒之後,他僅同羣臣一起覲見過兩次,後面連面都見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訣擋駕:官家正忙於國事,不便接見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書畢光琳被皇帝以結黨、瀆職、逾制、亂法、營私等十項罪名下詔獄。
此詔一下,滿朝轟動,而“倒王”事業的大局也基本奠定。畢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並非因其祖上乃開寶、雍熙名臣畢士元,而因他作爲王士廩的姻親,屬於“相黨”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當畢光琳被拿下了,局勢還不夠明朗嗎?王士廩還遠嗎?
到這個關頭,王士廩也徹底醒悟過來,就像30多年前輔助劉維箴奪嫡時那般聰敏,洞察局勢。他沒再做其他多餘的動作,而是主動上表請辭,欲以年高致仕,尋求一個體面。
可以,對其辭呈劉維箴選擇留中,而不表態就是最明確的態度了。
事實上,因爲王士廩之事,朝廷上層權貴官僚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深竣了,朝野內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夠輕易平息的。即便劉維箴能稍擡一手,其他人、勢力也不可能輕易罷體。
一直到正統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已經閉門在家七日的王廩,終於被一些來自宮內的宦官、侍衛帶走,府邸也被查封。和畢光琳一樣的套餐,下詔獄,但罪名可就多多了,足足羅列了二十七條。
尚書令被獄,從大漢帝國的歷史帷度來看,都是一件極其少見並且嚴重的政治事件。而由此開始,一場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對王士廩黨從勢力的清算,也迅速展開,在缺乏分寸與尺度把握的情況下,更進一步地傷害着帝國的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