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冬季，朔風裹挾着北方的寒意持續南下，皇帝劉暘又披上了那件縫縫補補穿了二十多年的貂皮襖子。
垂拱殿內，樞密使曹彬與兵部尚書向德明奉詔覲見，君臣三人就海外封國事宜，進行一番商討。
討論的事情離不開援助事宜，且顯然與軍事相關，具體來講，就是林邑王劉曙向朝廷打了一份報告，希望朝廷能夠調撥一批軍械、馬匹，以禦敵寇。
這也可以算是半島戰爭的後續了，真臘雖然與朝廷媾和，但與林邑國、臨海兩國之間的爭端，卻沒有停下，相反，在真臘國稍微緩過勁兒來後，愈加激烈。
相比於北面的兵馬土地損失，佔領了河洲地區的林邑國，纔是臥榻之側的威脅，如鯁在喉。
因此在取得與大漢中央的罷戰，在確認漢軍大規模撤軍之後，大量的真臘士兵開始南下，除了從都城“吳哥”派遣的中央軍隊，還包括一大批在漢軍襲擾中損失慘重的貴族、部族私軍以及真臘平民。
不得不說，經過那麼一場與大漢帝國的戰爭之後，真臘國被打痛的同時，作爲統治主體的高棉人也覺醒了一定的民族意識（姑且稱之爲民族意識）。
事實上，從真臘與林邑相爭，並演變到主動進攻大漢安南，這都是半島土著國家面臨危機下，幾乎本能的一種反應。
而今日這一幕，或許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漢商民揚帆南下，海軍艦隊橫海出擊之時，就已然註定。當與真臘聯繫緊密的南洋諸國逐一爲大漢消滅之後，亡國的危機與陰影，就徹底降臨到真臘國的頭上了。
雖然被中央帝國視外蠻夷之流，但世居半島的高棉人，也是一個成熟的文明，有自己的信仰，也有一套國家管理體制，是不可能束手就縛的。
不知覺間，真臘不再視中央帝國爲天朝上國，相反，那是貪婪殘暴的洪水猛獸，需要嚴防死守。
於是，與林邑國的衝突多了，驅逐殺害漢人商民的情況增加了，乃至於發生了這麼一場直接挑戰大漢帝國體系的戰爭。多少有那麼一絲悲情，在絕對的實力面前，高棉人失敗了，但至少掙扎過。
當發現中央帝國大不好欺之後，真臘國這邊也不得不認慫服軟，考慮起一些實際的問題來。而在雍熙六年下半年，對真臘國最大的實際，就是如何抵禦乃至反擊林邑、臨海這兩個“虎狼之國”的入侵。
當真臘國組織反擊，大批軍民南下之時，林邑國這邊的壓力自是陡增。打仗，漢軍漢民都是不怕的，而正面對決，憑藉着出色的裝備、組織與指揮，不說以一當十，以一當五總歸是有自信的。
但真臘人長期的拉扯之中，也長了經驗與教訓，不再莽撞地與漢軍硬碰硬，而是充分發揮其優勢，本土作戰與人口優勢。
而這兩點，恰恰是時下林邑國之短，作爲統軍主帥，劉珙率軍三次出擊，都擊退、擊潰來犯之敵，並且取得破敵兩萬餘人的戰果，但從戰局上來看，真臘人卻在不斷南下，奪回了不少城鎮、據點、土地，甚至將漢人趕出了洞裡薩河流域。
歸根究底，還是在半島戰爭中林邑國步子邁得太開，吃得太飽，撐到了。以其人物力，實在不足以在保衛國土、彈壓不臣的基礎上，再生頂硬抗高棉人的反擊。
但是，不能抗，也要抗，但需要講究方法策略。後經大將劉珙一番琢磨之後，提出了一套御備措施，核心就八個字：立足於守，出動出擊。
劉珙認爲，若拼人力，即便再從國內移民二十萬，也未必拼得過真臘國，並且那也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做到的。
而真臘軍民不斷襲擾駐軍，殺害漢人移民，挑動國內部族叛亂，也恰恰打在林邑國的七寸上，畢竟他們對國內的掌控力，很難談有多高。
於是，綜合幾個月對真臘國反擊作戰暴露出的問題，劉珙提出了他的防守策略。那就是立足於巴山、巴南、茶嶺、新市幾座湄公河下游的堡壘防禦真臘軍之騷擾進攻，保護移民，彈壓部族，在此基礎上，組建騎兵，提升機動能力，派遣精幹力量，不斷北上反襲擾真臘國。
如此，不僅可以通過搶掠奪取一定人口與物資，還能打亂真臘人的節奏，總而言之，就是要拿下防禦的主動權，被動防守，只能左支右絀，立足於戰，將戰火燒到敵國，方可保境安民，恢復生產
而要短時間做到這兩點，就離不開朝廷的支持了，首先保證一套堅實的防禦體系，林邑國這邊首先想到了火炮，其次組建高機動的出擊力量，半島缺少的馬匹，自然也想着從母國引進。
於是，一道委屈而動情的求援書，最終上呈到洛陽殿堂，擺在皇帝劉暘的案頭。
對於此事，劉暘暫時沒有表態，而是想聽聽曹彬與向德明的意見。結果，向德明有限支持，曹彬謹慎反對。
向德明是在安西待了十年的，深知開拓之艱辛，而林邑國的請求也並不過分，火炮作爲國之利器，不管是在進攻，還是防禦上，都能提供不俗的助力。
曹彬的反對，則是基於中央帝國在安全上的謹慎，火炮終究是國之利器，若是對封國武裝太過，雖同出一源，未來若是爲患，恐難制之.
向德明以爲，前前後後，朝廷給安西三國提供的火炮，已有兩百多門，安東也有十多門，南洋封國有求而拒之，未免厚此薄彼。
曹彬覺得，此一時彼一時，安西的火炮，有試驗性質，大起西征之時，先帝也未封國。當初的安排調度，不適用於今朝，且不管火炮還是戰馬，價值都不菲，大舉提供，必傷國力，耗費民財，這又與省減負擔的封國初衷相違背，也不符雍熙之政云云。
對曹彬的說法，向德明顯然不敢苟同，直接指出，大漢封國，並不是與諸國徹底斷絕了聯繫，血脈相連的感情，也需維護，有些投入，也是必要的，並非單純的付出。
至少，在大漢商貿日益繁榮，尤其在海外貿易日益壯大，朝廷稅入逐年提升的情況下，若沒有封國堅定堅持地拱衛大漢、保護漢家商民經營開拓，朝廷又如何從中獲取那諸般好處。
顯然，作爲一個開寶時代中後期的典型“開拓人才”，向德明的見識與視野是徹底打開了的，他未必能像世祖皇帝那般預見未來，也沒有去過南洋，但吃過開拓之苦的他，在封國以及對外事宜上，思維與認識至少沒有被侷限，建議決策上也更實際、靈活。
針對曹彬的疑慮，向德明又提出了一種見解，那便是大漢更爲成熟威力更大的第二代火炮，已然在各大軍中及關卡、要塞中列裝，封國若要，可將既有的第一代火炮劃給封國，即便有些缺陷，但同樣能使用。
封國也沒有嫌棄的餘地，同時，可向封國收取一定的費用，由此促進大漢火炮的更新換代。甚至於，向德明還提出，若是朝廷不給，諸國也會想辦法自行研發。火炮的技術，說難也難，但花費心思鑽研，總能有所得，何況，封國也有的是辦法從國內取得一些支持，除非大漢對他們閉關鎖國，也只能延緩那個速度。因此，在火炮、火藥這種先進武器上，沒有太大必要對封國設置障礙。
向德明的建議，顯然給劉暘打開了一個新思路，並且越想越覺妙哉，於是，在認真的思慮之後，劉暘拍板了。
從武庫及軍中，抽調“I式”火炮一百門，配上彈藥，援應林邑國，彈藥附贈，但每門炮收取500貫的錢，運輸則由樞密院安排，在海軍訓練計劃中制定一個遠航，順帶着把炮帶去。
至於劉曙索要的戰馬，就更好解決了，大漢國內都不禁止馬匹買賣交易，林邑國同樣花錢購買就是，只不過，由官府組織，收馬賣馬，數量能夠保證，價格還會優惠些。這件差事，劉暘又準備交待給寇準了，讓他在安南道就近籌集馬匹，轉賣林邑國，那邊的氣候，想來也更加適合南馬
相比之下，還是劉曙提出的關於火藥技術援助值得猶疑一二，不過，考慮之後，劉暘還是決定，由兵部派遣工匠及技術人才，遠赴林邑，幫劉曙建立起一個火藥工廠來。
而林邑國的軍事技術求援之事，也算給諸國打了個樣。在後續，其他諸國聽聞此事，都有樣學樣，求到朝廷，對此，朝廷態度是，南洋封國，照林邑之事安排，沒有任何問題，就是安西三國，稍有波折，最終還是同意。
唯有安東國，朝廷只提供有限支持，調撥了幾門炮，至於更多，沒有。原因也很簡單，安東國一少外患，二無大敵，要那麼強大的軍事力量做什麼，以其當下的實力，足以守國護民。
當然，根本原因，還在於，在許多軍政大臣的眼裡，安東國若是太強大，威脅的不是北方那些胡族，而是遼東道，是大漢朝廷。
而朝廷又一次的區別對待，讓安東王受傷的同時，那股不滿不甘的怨氣，也持續積攢着
“陛下，臣乞骸骨，離朝告老，歸養田園，懇請恩准！”在雍熙六年最後一個月，當所有人都期盼着冬去春來，等待萬物復甦之際，樞密使曹彬覲見皇帝劉暘，提出這麼一個請求。
聞此請，劉暘直接愣了下，手中硃筆放下，擡眼凝視着曹彬，一臉的不快，道：“曹公若以林邑之事未從諫納言而辭官，朕斷然不許！”
“陛下誤會了！”聽其言，曹彬立刻拜倒，語氣誠懇地解釋道：“臣年事已高，又疾病纏身，實難堪樞相之職。昏昏老臣，實在不敢再僭居廟堂，尸位素餐。
而況，如今朝中人才濟濟，年富力強、可當其任者，更數不勝數。臣這冬烘老朽，再待下去，只會汗顏”
說這話時，曹彬甚至忍不住咳嗽了幾聲，似乎想要證明自己身體是真不支了。
聽其陳情，劉暘的臉色緩和了幾分，這才仔細地打量着曹彬。眼前的老臣，已是68歲高齡了，年近古稀，一頭的華髮，滿面的滄桑
於是，在對曹彬陳情默默地進行了一番判斷之後，劉暘又是不捨，又是釋然，拖拖沓沓地同意其告老致仕。爲表重視，劉暘還封其爲太尉。
曹彬告老歸養，對大漢朝局的影響是重大，除了世祖老臣又退一人之外，更重要的，是樞密使這個重職空了出來。
在大漢權力的上層建築中，任何一個位置的空缺，都會引來無數禿鷲的覬覦與爭搶，何況是樞密使呢，這可是掌握全國軍機事務的重職。
當然，和以往一樣，此次爭奪樞密使位置的，還是以一干武臣勳貴爲主，幾十年了，大漢樞密使，從來都發跡於行伍，且基本出自勳貴羣體。
這一次的結果，也不例外，而唯一讓人意外的，或許是劉暘在綜合多方人選之後，選擇讓年已63歲的老臣高瓊接替樞密使，要知道，高瓊可是個實實在在的庶族。
當年，高瓊升任兵部尚書時，就已經引發了不少議論，不過那時是世祖皇帝定的，沒人敢反駁，而高瓊的資歷也夠，但在很多人看來，兵部尚書就是其極限。
但誰也想不到，十來年後，高瓊竟以如此高齡，擔任樞密使，這可就跌破人眼球了，也讓一干積極爭取的勳貴十分不滿。
只不過，如今已不是雍熙元年了，即便再不滿，除了抱怨兩聲，敢於炸刺的人也實在不多了。今上，可同樣是對他們具備生殺大權的皇帝。
而在高瓊接任樞密使的背後，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那就是，在過去的這些年中，大漢的軍隊，當家做主的依舊功臣老將爲主的勳貴羣體，但與此同時，一大批“平民將領”，也在不斷被提拔，尤其在劉暘開始對軍風、軍紀大力整頓之後，更加大了提拔力度。
高瓊，恰恰就是“平民將領”所能達到的巔峰了，意義極大。
在高瓊就任樞密使的同時，樞密院還發生了一項重要人事變動，那便是致遠侯郭良平，奉調入京，擔任樞密副使，僅次於高瓊的“第一樞密副使”。
這已經是郭良平第二次擔任樞密副使了，但與前次不同的是，這一次的郭良平，底氣更足，氣勢更兇，是載譽而歸，是帶着滅國之功、完成世祖分封大計的凱旋。
同時，這一次，海軍的地位也不一樣了。因而，郭良平的二度還朝，朝中再無人敢拿資歷、功勳等等去攻擊他了，郭良平也是實至名歸。
當然，在郭良平調任的背後，還有一層原因，那就是經過前前後後近三十年的打拼，郭良平乃至郭氏家族，在南洋海軍、南洋地區的實力與影響力，都有些膨脹了，尤其是率軍攻滅三佛齊國之後，已經到破壞地區平衡的地步了。
因此，他必須得挪一挪位置，今後，郭氏家族在海軍以及南洋的影響力還會持續發揮，但郭良平本人卻是不可能再有回南洋的機會了。
而對郭良平升任，最高興的，莫過於海軍將領以及那些海軍功臣勳貴了。
從高瓊到郭良平的職位調動，也揭示着至少在雍熙時代，發生在大漢軍隊內部的一些微妙變化，當然這種變化也是自上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