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篇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蹟般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喚醒了長城內外
春輝啊暖透了大江兩岸
啊，中國中國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走進萬象更新的春天
……
這首歌曾經唱遍中國大江南北，它真實地記錄了一個特區的誕生，一個城市的發展，和一個國家的成長。人民感謝故事裡那位睿智的老人，感謝他將春天帶給了中國，將幸福生活帶給了千千萬萬的老百姓。
任歲月更改，物是人非。時光可以帶走過往的一切，唯獨留下鐫刻在心裡的記憶：那首歌曲的名字叫《春天的故事》，那個城市叫深圳，那位老人叫鄧小平。
“殺出一條血路”
深圳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後的短短几年中，奇蹟般地從南海邊上的一個小漁村變爲了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但是，作爲改革開放的“試驗場”和“窗口”，經濟特區的最初建設卻步履艱難。
20世紀70年代末，深圳還叫寶安縣，那只是一個擁有30萬人口的破敗小城。而僅僅一河之隔的對岸，則是被稱爲“東方明珠”的香港，是世界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
那時候，深圳河兩岸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兩種景象：一邊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一邊卻是衰敗破舊的低矮平房。當時，臨近河邊的羅湖區漁民村的百姓一天拼死累活只能掙到8分錢，而對岸香港人的人均月收入卻可達到2000多元。這種差距，用天壤之別來形容也毫不誇張。
巨大的反差促使深圳的人們不惜鋌而走險，從羅湖區漁民村涉水偷渡至香港謀生。這種情況越演越烈，從深圳逃往河對岸的人也越來越多，甚至連邊防部隊也無力阻止，釀成了改革開放前著名的“逃港事件”。
1977年，復出後的鄧小平首先視察了廣東。當時的廣東省領導將“逃港事件”彙報給了鄧小平。鄧小平聽後並沒有立即表態，而是隔着煙雨濛濛，若有所思地望着深圳河對岸的香港。沉默了許久，鄧小平像是下結論似地說了一句：“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不是部隊能管得了的。”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對鄧小平的話感觸頗深。在前一段的實地調研中，他發現了一件很蹊蹺的事：深圳有個羅芳村，而河對岸的香港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深圳農民一個勞動日的收入是7角，最多能拿到1元2角，而香港農民勞動一天的收入是接近70港元。近在咫尺的兩地，經濟收入卻天差地別。吳南生再一打聽，原來所謂的新界羅芳村，居民居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新的時代要求，迫使中國必須睜開眼睛看看世界的變化。1978年秋，當國務院副總理古牧率領的赴歐考察團返回北京時，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委員認真聽取了他們的彙報。
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裡，聽着這些來自歐洲的新鮮事物，決心改變國家經濟落後面貌的中國政治家們興奮異常。彙報從下午3時一直延續到深夜11時，整整進行了8個小時。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元帥說：“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是一面鏡子，可以照照自己是什麼情況，沒有比較不行。”聶榮臻元帥也說：“這次調查可以說該看的都看了。引進什麼，從哪個國家引進，應該拍板了。”
也許拍板也需要一個契機。不久，一個香港廠商寫信給廣州市領導，要求回到廣州開設工廠。這封信輾轉報送到了鄧小平的面前。1979年1月，鄧小平在信上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
鄧小平的批示給了廣東領導人極大的鼓舞。1979年3月3日，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在廣東省委常委會議上提議廣東先走一步：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實驗，用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過來。吳南生表示：“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下去搞試驗。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了！”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集中討論調整國民經濟和政治經濟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決定用3年的時間完成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
4月17日，與會的習仲勳、楊尚昆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彙報，提出多給廣東一些自主權，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初步定名爲“貿易合作區”。
這一想法得到了鄧小平的讚賞。在他看來，改革開放正需要這樣一塊試驗場。那麼，這塊被劃出來的地方該如何命名呢？中國人凡事講究名正言順，這畢竟是一種沒有先例的做法。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第50號文件，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創辦特區。同時，50號文件也給了廣東、福建兩省在計劃、財政、金融、物價等方面較多的自主權。特別是在外貿方面，允許廣東有權安排和經營自己的對外貿易、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項目，省裡可以自行審批。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准在全國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從此，中國對外開放的試驗田——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萬事開頭難，特區在質疑和非議聲中起步。在中央的支持下，經濟特區這塊試驗田終於結出了累累碩果。短短几年間，特區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機，一時間，不僅全國各地的創業者雲集於此，國外的資金也大量涌入這裡，昔日的小漁村、破舊小鎮迅速成爲國內外關注的改革開放熱土。
至1983年，僅僅三四年間，深圳經濟特區已經和外商簽訂經濟合作協議500多個，成交金額18億美元以上。與開放前相比，深圳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11倍，財政收入增長了十倍，基建投資比新中國成立後30年的總和增加20倍！以至於好多外商驚呼：深圳是“一夜崛起之城！”
1984年1月，一輛專列悄然駛出北京。它一直向南，向着改革開放的窗口。專列裡的人正是中國特區的倡導者鄧小平。他要到特區親自去看一看，親自判斷這意義重大的舉措是對還是錯。
1月24日，來到深圳的鄧小平認真地聽取了當地領導人的彙報，幾乎沒有插一句話。聽完彙報後，他登上了當時深圳最高的建築——國貿大廈的第54層。在這裡，鄧小平俯瞰了迅速發展的深圳，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1月26日，回到廣州的鄧小平欣然提筆，寫下了一段意蘊深遠的話：“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天，鄧小平手書的這段話就鐫刻在深圳特區，應該說，這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標誌。
如今，“深圳速度”已經成爲人們的一個習慣用語。在短暫的幾十年間，深圳從一個人口只有3萬人的邊陲小漁村發展到人口過千萬的現代大都市，城區面積也從最初的3平方公里擴大到了700多平方公里，GDP也從1979年的1.79億元增長到了2007年的6700多億元，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蹟。
深圳目前已經成長爲中國內地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高新技術產業、現代物流業、金融服務業以及文化產業是其四大支柱產業。此外，作爲中國主要的外貿口岸，深圳進出口總額連續十多年位居大中城市第一。2007年，深圳人均GDP達到10628美元，成爲內地首個人均GDP過萬美元的城市。
2010年9月6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三十週年慶祝大會在深圳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雄辯地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是完全正確的，中央作出興辦經濟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重溫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有一句口號不能不提——“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有一個地方不能不提——被譽爲“特區中的特區”的深圳蛇口工業區；有一個名字不能不提——袁庚。
蛇口工業區位於深圳南頭半島東南部，東臨深圳灣，西依珠江口，與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佔地面積10.85平方公里，是招商局全資開發的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
1978年10月，一位戎馬沙場大半輩子，又從事多年情報工作的花甲老人來到了南海邊。他是袁庚，剛剛受命調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雖然在此之前他從未涉足過商海。
招商局是1872年由李鴻章設立的，在洋務運動中曾盛極一時。招商局曾組建了中國近代第一支商船隊，開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第一家保險公司等，開創了中國近代民族航運業和其他許多近代經濟領域，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和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過歷經百年的風雲後，香港招商局已從中國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航運企業淪落爲一條船都沒有的“空殼”。袁庚接手的招商局，只有一個破碼頭，一個修船廠。
炮兵出身的袁庚沒有被眼前的困難嚇住，一貫雷厲風行的他經過一番考察，向中央遞交了一份《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建議興辦蛇口工業區。他在《請示》中提出要“面向海外、衝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
按照當時中國普遍的思維模式，這簡直是一份復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是犯上作亂。但袁庚憑着軍人的執着，遊說了三天，最終中央批准了這份報告。事實上，此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袁庚的報告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願望。
袁庚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用筆在地圖上一畫，把包括寶安區到華僑城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劃了進去：“袁庚，這個都給你。”但袁庚考慮到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試驗，是“面向海外”的工業區，稍有閃失，必然責任重大。思之再三，他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就這樣，蛇口工業區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個開放點。
1979年7月2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下發50號文件的13天前，蛇口工業區傳來了一聲炮響。這是袁庚在蛇口主持的第一個工程，準備打通五灣、六灣，建設蛇口港。而蛇口工業區的這一聲炮響，被譽爲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山炮”。
當時，蛇口港工程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於吃慣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工人幹得沒勁頭，每人每天運泥20至30車，工程進展極其緩慢。袁庚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他經過了一番調查，大膽決定採用香港企業定額超產獎勵的辦法，在碼頭工程建設中實行超產獎。具體規定爲每人每天定額55車，完成定額每車獎勵兩分錢，超出定額部分一車獎勵4分錢。工人熱情高漲，主動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運泥131車，領取4.14元獎金。
這一辦法施行後，工人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了，工程進度果然得到了快速推進。據統計，半年時間，工人爲國家多創造了130萬元產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額獎金僅24.3元，只佔多創產值的2%。
但是，袁庚這種做法在當時的中國來說，不啻於石破天驚的“烏托邦式的幻想”。儘管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國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儘管1980年國家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3個經濟特區，但是，中國發展經濟的路該走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當時仍存在極大爭議。那時，沒人敢提市場經濟，更沒人敢提政治體制改革，認爲這都象徵着資本主義。
1980年4月，有關部門根據獎金額不得超過工人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工資的規定，勒令停止了蛇口的獎勵制度，“大鍋飯”重新端上來，施工速度急劇下降。
袁庚看着重新陷入慢吞吞狀態的工地，心急如焚。按照這一速度，碼頭交付使用的計劃將要落空，從而影響吸引外商投資的契機。
爲了這幾分錢的“小事”，袁庚不惜將官司打到了胡耀邦的案頭。在中央的親自過問下，蛇口重新恢復了超定額獎，結果，工地運泥量又從每人每天20車猛增至100車以上。
在如
今的中國人民革命博物館裡，收藏着一句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是袁庚把對市場經濟的詮釋濃縮在了“時間”和“效率”的概念中，成爲一個時代的文化座標。
這句風行幾十年的口號是袁庚根據親身體驗總結出來的。那是袁庚接手招商局後做的第一筆生意——以6180萬港元購買香港中環幹諾道上一幢24層大樓，先交定金2000萬元。買賣敲定的時間剛好是週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後一起吃頓飯，對方卻堅持在下午2時之前。雙方簽字交錢，對方匆匆下樓，跳上沒有熄火的汽車，直奔銀行。
袁庚說：“週六、週日銀行不開門，如果不在週五下午3時之前將支票遞進銀行，就要損失2000萬元3天的存款利息，以當時利息計是幾萬元。而在招商局，支票在家過夜是常事。我們鄙視市場經濟，我們不在乎時間，結果招商局到我接手時所有的資產加起來才1.3億元人民幣。以船運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有13條船，那時包玉剛纔2條船。28年後，被稱爲船王的包玉剛已擁有2000萬噸的船隊。‘時間就是金錢’不是沒有道理。”
其實這句口號還有後兩句，袁庚稱當時很膽怯未敢說出來，但口頭傳達了下去，就是“安全就是法律，顧客就是皇帝”。
口號提出來後，袁庚感受到了外部強大的壓力，他開始就這個問題求教一些領導和專家，希望得到正面支持。1983年下半年，袁庚在與谷牧副總理談起這個口號時說：“我是準備帶‘帽子’的，有人說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谷牧笑而不答。1984年1月26日，鄧小平視察蛇口時，袁庚斗膽向鄧小平提起這個敏感的話題。鄧小平隨之作了肯定的答覆：“對。”袁庚總算吃了一顆定心丸。
1979年9月，蛇口第一家合資經營企業“中宏製氧有限公司”落戶蛇口工業區，拉開了外資企業進駐的序幕。在隨後的兩年中，相繼有數百家合營、合作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資金來源、法人地位、股東權益、經營管理等方面都按照市場經濟規則辦事，從而使蛇口在管理上也採取了相適應的市場方式。
在袁庚的推動下，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業區第一屆管理委員會成立，取代了原來的建設指揮部。令人興奮的是，這屆管委會是由民主投票產生的。而且規定，管委會兩年一屆，每屆均由民選產生，每年由羣衆對管委會成員投信任票，不信任票過半數就得下臺，包括袁庚自己。袁庚說：“羣衆監督幹部，有權選舉罷免幹部，這可以改變幹部結構和工作作風。由組織部門提名，上級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幹部‘人身依附’的觀念。我想做一個改革，冒一點風險。”
然而，袁庚的這些大膽舉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備受指責與懷疑，尤其是作爲對外開放試驗場的特區更是面臨着空前的壓力。有人說深圳 “精神污染嚴重”，“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猖獗進攻”。一些從內地到深圳參觀的老幹部甚至視特區爲異端，認爲“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
面對諸般責難，袁庚沒有退縮，繼續帶領着蛇口大踏步前進。這份勇敢和堅持，和當時廣東省委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袁庚後來回憶說：1984年，中共廣東省委下發31號文件，給蛇口4個行政特權：任何進來投資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後，報上備案就行了；進人、幹部轉戶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問題也解決了。這個“31號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改革試管”。
1984年1月24日，80歲高齡的鄧小平抵達深圳，他想親眼看看5年前自己畫的那個“圈”到底發展得怎樣。他一路上認真聽、仔細看、不說話、不表態。即使得知深圳在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特別扶持的情況下，工農業總產值在4年的時間裡增長了10倍，他也沒有表態。
隨後，鄧小平來到了蛇口工業區。袁庚向鄧小平介紹說：“我們有句口號，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老人點了點頭，仍然沒有表態。
1月28日上午，鄧小平登上珠海羅三妹山。有人建議原路返回，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從來不走回頭路。”顯然，面對建設經濟特區的變化和思考，鄧小平已經有了答案。
鄧小平的話很樸實，卻一字千金。從“殺出一條血路”到“不走回頭路”，這不僅是對特區的肯定，也是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初步鑑定，更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根本態度。
1984年2月4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
“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蓋房子幾天就是一層，一幢大樓沒有多少天就蓋起來了。那裡的施工隊伍還是內地去的，效率高的一個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賞罰分明。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500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做主。他們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
“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
三個月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大連、青島、煙臺、上海等14個沿海城市。
一年之後，中央決定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開闢爲沿海經濟開放區，隨後又將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開闢爲沿海經濟開放區。
四年之後，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經濟特區成立。
……
南巡講話
20世紀90年代，全球風雲多變，世界動盪不安。國際共產主義連遭挫折，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非但沒有成功，反而改變了顏色。隨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出現了劇變，列寧創建的蘇聯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了。這一嚴重結果，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傾斜，給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蒙上陰影。
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利用這一時機，加大和平演變的力度，利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手段，不斷向社會主義國家發動攻勢。
在這種形勢下，國內外一系列尖銳問題擺在了中國人面前：中國的改革是繼續前進，還是向後退；是繼續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還是退回“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老路？
1992年1月末，在爭論聲中，一輛專列悄然駛出了北京。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開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此時的鄧小平是以一名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到南方巡視的。在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他辭去了最後擔任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完成了以他爲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順利過渡。但是，誰也不能忽視這位老人在中國，甚至世界上的影響力。這從他兩次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爲風雲人物中可見一斑。
時任《時代週刊》駐北京分社社長的理查德·霍爾尼克回憶說：“《時代週刊》的年度風雲人物評選，因爲影響巨大，一直頗爲慎重。大家別忘了，鄧小平剛剛獲評1978年的年度風雲人物。1985年度風雲人物的遴選，經歷了一個更加不同尋常的過程。最初的熱門人選是原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但當年10月，《時代週刊》到中國實地考察後，這個次序發生了變化。”
由《時代週刊》高級主管和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等美國大公司高層領導組成的參觀團，先後參觀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最終一致得出結論：鄧小平對中國持續不斷的改革比1985年世界範圍內發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加有可能改變歷史的進程。
事實的確如此，當歷史的車輪從20世紀80年代一路行進至90年代時，還沒有人能對中國的未來作出準確的歷史預言。在人們的思想再一次出現困惑時，這位已經宣佈退休兩年的老人再一次挺身而出，力排衆議，撥正船頭，引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船駛向光明的彼岸。
從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經88歲高齡的老人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一向寡言的鄧小平，到了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幾乎沒有停止過講話。最激動的一次，從深圳坐船到珠海一個小時，他整整講了一個鐘頭，對有關改革開放的政策和理論做了系統闡述。
1月20日，鄧小平登上深圳國貿大廈53層俯瞰深圳市容，指出：我們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有了這一步，再趕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纔有希望，我們時間不多呀！
1月23日，鄧小平從蛇口港乘快艇抵達珠海。他在離開深圳前再次叮囑市委負責人：你們要搞得快一點。
1月25日，鄧小平視察珠海亞洲仿真系統工程有限公司。在聽取情況介紹時，老人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論斷你認爲站得住腳嗎？我相信這是正確的。
1月29日，鄧小平來到珠江冰箱廠，當聽說這個鄉鎮企業小廠在7年間，產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國第一，並出口到東南亞一些國家時，他高興地說：“我們的國家一定要發展，不發展就會受人欺負，發展纔是硬道理。”
……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的通知》，要求儘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這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
1984年我來過廣東。當時，農村改革搞了幾年，城市改革剛開始，經濟特區才起步。八年過去了，這次來看，深圳、珠海特區和其他一些地方，發展得這麼快，我沒有想到。看了以後，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纔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現在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驗一天比一天豐富。經驗很多，從各省的報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樣好嘛，就是要有創造性。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麼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纔有希望。
……
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社會主義中國應該用實踐向世界表明，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了，我們幹社會主義纔多長時間！何況我們自己還耽誤了20年。如果從建國起，用100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那就很了不起！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幹。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全面解決了困擾國人的姓“社”姓“資”問題，明確提出“三個有利於”標準。根據這一標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
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在政治報告中主要依據南巡講話，從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這就是最終寫進黨章，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的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
1992年12月，鄧小平被英國《金融時報》推選爲“1992年風雲人物”。這份殊榮之所以授予鄧小平，是因爲他已88歲高齡，而且沒擔任任何正式職務，但卻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
加入WTO
世貿組織是一個獨立於聯合國的永久性國際組織。它的前身是1947年訂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與關貿總協定相比，世貿組織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貿易，而關貿總協定只適用於商品貨物貿易。
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市舉行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部長會議決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1995年1月1日正式開始運作，負責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萊蒙湖畔。1996年1月1日，它正式取代關貿總協定臨時機構。世貿組織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國際組織，在調解成員爭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權威性。
中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素有淵源。中國是關貿總協定23個創始締約國之一。1948年4月21日，當時的中國政府簽署了《臨時適用議定書》，同年5月21日，中國成爲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在未得到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授權的情況下，臺灣當局於1950年3月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決定退出關貿總協定。雖然中國指出這一退出決定是無效的，但由於受當時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制約，中國未能及時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自此之後，中國遂與關貿總協定中斷聯繫長達30多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外貿制度與關貿總協定的原則和規範已逐步適應，恢復締約國地位的條件逐漸成熟。自1980年起，中國開始逐步增加與關貿總協定的接觸和交往，參與關貿總協定的活動。
1986年4月23日，香港以單獨關稅地區成爲關貿總協定締約方。7月11日，中國駐日代表團大使錢嘉東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交了申請關於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的締約方地位的照會。自此，中國開始了15年的漫漫復關征程。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後，提出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及“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之後，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纔在10月第12次會議上結束了對中國經貿體制長達6年之久的審議，進入了有關中國復關議定書內容的實質性談判。江澤民曾講過：“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誌着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大大推動了我國‘復關’談判的進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後，中國從自身利益和發展需要出發，主動進行了關稅與非關稅措施的減讓工作，客觀上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較好的經濟環境。比如，從1995年開始，江澤民代表中國連續三年在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宣佈降低進口關稅稅率，得到了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的高度評價。
1992年以來，經過一系列的減讓，中國平均稅率已從43%降至2000年的15%左右，並逐漸取消了1200餘種非關稅措施；逐年降低了外資准入標準，有步驟地擴展了金融、保險、電信、商業等服務業的開放範圍和數量；加緊清理、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約2300件。這些舉措，都爲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創造了有利的經濟環境。
1995年12月12日，關貿總協定128個成員國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宣告其48年的歷史使命終結。1996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取代關貿總協定的臨時機構，負責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成爲一個獨立於聯合國之外的全球性貿易組織。至此，中國從“復關”談判被迫轉爲了“入世”談判。
衆所周知，中國的“復關”—“入世”的具體談判分爲雙邊談判和多邊談判兩部分，兩者同時交叉進行。雙邊談判即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進行的市場準入談判，重點解決市場準入問題；多邊談判即中國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的談判和起草過程，重點解決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國在其中的權利和義務問題。
對於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些發達國家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爭議很大，談判極其艱難。當時，以江澤民爲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始終抱有最大誠意，體現出堅定決心，但這一切都以我們堅持三項原則爲前提。
所謂三個原則，即是1998年6月17日，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提出“入世”三原則：一、WTO沒有中國參加是不完整的。二、中國毫無疑問要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加入WTO。三、中國的“入世”是以權利和義務的平衡爲原則的。
關於入世談判的原則問題，江澤民曾指出，談判還要進行，但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我們決不做軟骨頭！”“如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損我國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安全，那還加入它幹什麼！不加入又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照樣向前發展？我們絕不會爲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拿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這就是我們的政治底線！”
從1997年開始，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副部長率團在日內瓦與歐盟、澳大利亞、挪威、巴西、印度、墨西哥、智利等30個世貿組織成員進行了雙邊磋商；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簽署了結束中國 “入世”雙邊市場推入談判協議，並與智利、哥倫比亞、阿根廷、印度等基本結束了中國“入世”雙邊市場準入談判。
曾任外經貿部“入世”首席談判代表的龍永圖坦言：談了15年，我們在原則問題上堅持了15年。如果我們什麼都答應的話，談判早就結束了。經過艱苦談判，雙方最終妥協，我們同意不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寫出中國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而發達國家成員同意“以靈活務實的態度解決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問題”。實際上的談判結果，就是中國承諾遵守規則、履行義務，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過渡期和相應的權利，從而充分體現了三項原則的基本精神。
1999年3月15日，朱鎔基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進行復關和入世談判已經13年，黑頭髮都談成了白頭髮，該結束這個談判了。現在存在這種機遇。第一，WTO成員已經知道沒有中國的參加WTO就沒有代表性，就是忽視了中國這個潛在的最大市場。第二，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驗的積累，使我們對加入WTO可能帶來的問題提高了監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國準備爲加入WTO作出最大的讓步。”
1999年9月11日，江澤民與克林頓在APEC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會晤。江澤民說，中方對加入WTO一直持積極態度，中國加入WTO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個完整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的需要，我們希望談判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爭取早日達成協議。克林頓表示，美國支持中國儘早加入WTO，希望儘快地結束同中國的談判，希望雙方能爲此進一步努力。
兩個月後，中美雙方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達成協議。這標誌着中國與美國就此正式結束雙邊談判，中國加入WTO的進程越發加快。
2000年4月至10月，中國分別與馬來西亞、拉脫維亞、歐盟、瑞士達成一致，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談判，這標誌着中國結束了與所有世界貿易組織締約方的雙邊談判。
2001年11月11日，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的石廣生在厚達1000多頁、重達10多公斤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上籤下了名字、日期和“須經批准”的字樣。隨後，他又向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遞交了江澤民簽署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批准書。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爲世界貿易組織第143個成員。
歷經15年艱辛努力，中國終於成爲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一員，這不僅有利於改革開放中的中國有機會更多的接觸到世界，也將爲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注入新的動力。
2010年底，在環球網和環球輿情調查中心作的一個名爲“21世紀頭10年中國發展回顧”的公衆態度調查中，“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排在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十大事件中的首位，同時排在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十大事件的第二位。
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這將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加入WTO是中國進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擴大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標誌，它將對中國的社會生活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那麼，加入WTO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哪些新的機遇呢？
首先，加入WTO後，將使中國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可以爲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和維護髮展中國家的利益作出更大的貢獻。有利於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有利於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
其次，有利於密切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有利於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這對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對外開放都將是一個有力的推進，同時對市場的法治也是一個促進。
再次，由於二戰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存在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入世有利於中國更快、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社會，更好地利用國際經濟社會、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優化資源的配置，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還有，加入WTO後，中國可獲得多邊無條件最惠國待遇，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獲得普遍優惠的待遇，有利於實現市場的多元化，使中國的出口貿易有較大的增長，有利於改善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同時，由於關稅的下降，非關稅壁壘的減少或取消，開放服務市場，進口貿易也會大幅上升。隨着投資環境趨於統一和得到普遍改善，加上中國潛在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外國直接投資的總量將會有較大幅度增長，外資來源將進一步多元化。中國將對外國企業逐步取消各方面的限制，給予他們以國民待遇，有利於消費者得到更優質、更廉價的服務。
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享受其基本權利和入世所帶來的機遇的同時，也必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並做好準備接受各種可能的挑戰。
首先，中國政府現行的管理體制機器運行方式與世貿組織的規則不相適應。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政企尚未完全分離，經濟管理缺乏充分的透明度，在市場運行環境和市場秩序監管上，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才結構等，這些都與WTO的慣例和規則不相符合。政府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事務的基礎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如何適應新的形勢，將政府職能切實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上來；依靠經濟和法律手段來調節，調控經濟動行，履行好調控者、管理者、仲裁者的職責是擺在各級政府前面的一項新任務。
其次，中國企業將面臨國際競爭力的挑戰。中國加入WTO後，必然會對那些規模小、成本高、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的企業造成衝擊。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將是管理，這一弊端在中國入世後會暴露無遺。另外，觀念問題、體制問題、環境問題以及高科技企業本身的行業規律問題等等，都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考慮和應對。
再次，過渡期失業人員增加的問題。入世後中國須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這就必然伴隨大量的裁員與轉崗問題，最直接的顯現或許就是一些失去了更好保護的大中型企業及其相關行業所將面臨改革調整問題，這都可能直接導致失業人員的增加。中國是農業國家且農村人口占據全國總人口很大比重，但是入世後中國的農業並不具備競爭的優勢，反而將面臨着更大的衝擊。
正因爲機遇與挑戰並存，才更要辯證科學地看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的衝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有弊，但總的來說，利大於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