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篇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短缺”時代起步，經歷了飛機、汽車、重型和精密儀器等一大批基礎工業部門的從無到有。幾十年來，中國工業以區區數十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200餘年的歷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回顧工業路
工業化指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國民經濟中，工業生產活動取得主導地位的發展過程。工業化是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最初只是一種自發的社會現象，始於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20世紀以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化成爲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目標。
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因此，依靠工業化建設來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是中國很長時間以來推動工業化建設的主導思想。
建國之初，新中國一窮二白，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積貧積弱的國民經濟和落後就要捱打的慘痛教訓。中國是一個有5億人口的大國，按人口數量排世界第一，按國土面積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國民收入則位次非常落後。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那時候，買什麼都要票。”買布要布票，買油要油票，買自行車要自行車票，“有了票並不肯定能買到，還得排隊。”談起那個時期，許多老人至今印象深刻。“產量低”、“品種少”，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工業發展水平的真實寫照。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的數據顯示，1952年，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工業產品產量爲：鋼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電448千瓦時；同期中國人均產量僅爲：鋼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電13千瓦時。專家指出，當時中國不僅經濟落後，而且現代工業所佔比重低，重工業尤其落後。
這種與大國地位極不相稱的經濟落後狀況，是導致新中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的基本原因。
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前，新中國走的是單純依靠國家力量，實行計劃經濟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20世紀50年代工業化道路的形成以“一五”計劃爲標誌。
從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和制度變化最快的時期。在短短的7年間，中國大陸結束了百年動亂，僅用3年的時間，就奇蹟般地在戰爭廢墟上恢復了國民經濟，並在如此貧窮落後的基礎上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爲中國大陸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大縮短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工業發展水平的距離。
1958年是中國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也是毛澤東擺脫蘇聯經濟建設模式、走中國自己經濟建設道路的開始。可以說，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從中國共產黨帶着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和“一五計劃”成功的喜悅開始，最後卻帶着“文革”後的痛苦反思、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困惑而結束的。就經濟建設來說，這20年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鎖、中蘇交惡的國際環境中，基本建立起了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除了在國防工業、尖端科學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外，還在改善基礎設施、縮小沿海與內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績。從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價格計算，社會總產值增長3.25倍，工農業總產值增長3.64倍，國民收入增長1.96倍，工業總產值增長5.99倍，農業總產值增長0.84倍。
改革開放前30年，通過實行中央集權控制的計劃經濟體制，抑制了消費，並以農補工、以輕補重，從而使中國從一個工業十分落後的農業國較快步入工業化國家行列，這一階段的工業化發展突出地表現出以下特徵：
一、重工業優先。模仿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優先發展以鋼鐵工業爲中心的重工業。這一發展戰略使中國重工業高速發展，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了舊中國手工工業占主導地位的落後面貌。建國初輕、重工業比重爲2.79:1，1958年重工業超過了輕工業，1960年重工業產值比輕工業高出兩倍。
二、政府主導。工業化由國家直接領導，從工業規劃的制定到實施，政府在其中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以政府投資爲工業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形成了佔總量70%以上的工業資本。
三、重工輕農，發展不均衡。改革前的30年，中國工業化重點在城市發展工業，試圖通過城市工業化帶動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但由於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投資，所以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一直受到擠壓，致使農業經濟長期建立在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技術的基礎上成爲了低效率和低收入的經濟，並長期發展停滯不前。
但是，這一時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1952年至197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3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3.6倍，而居民消費水平僅增長了68.5%，平均年增長僅2.1%。低工資、低物價、低消費，實現了高積累。一方面中國工業生產增長效益很低，經濟活動存在着巨大浪費和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調，另一方面人民羣衆生活水平的提高緩慢。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全面工業化的發展階段，發展戰略更加成熟。在吸取了前30年的經驗與教訓後，中國工業在實行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實現了從少到多的轉變，既消除了商品供給的短缺，又縮小了生產能力與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國內市場由供不應求轉向了相對過剩，由匱乏走向了繁榮。
由於中國是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所以，中國工業化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世界工業化版圖的迅猛變遷過程。而且，這一巨大經濟體要在幾十年的時期之內，走過世界工業化兩三百年的歷史階段。所以，儘管中國改革和開放具有“漸進式”的特點，但中國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則是“壓縮性”和“急速式”的。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期內不僅實現了經濟規模的巨大擴張，而且幾乎經歷了世界工業化的全部階段。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世界工業化200多年的歷史被壓縮到了中國加速工業化（即改革開放）的30年時間裡。
毫不誇張地說，改革開放30年，使中國工業不管是經濟總量還是結構方面都躍上了新臺階。中國已初步確立“製造大國”的地位，併爲實現向“製造強國”的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也許，以下的數據能更加有力地說明30年來中國工業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1978年，中國工業基礎還是比較薄弱的。可到了2007年，工業增加值就達到了107367億元，比1978增長23倍（按可比價計算）。據美國經濟諮詢公司統計顯示，1995年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增加值中僅佔5%，到2007年便升至14%，在全球製造業排行榜上與日本並列第二。30年來，中國工業佔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40%以上，2007年達到了43%，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生產能力不足，國民經濟主要由賣方市場主導，大部分商品處於短缺狀態。目前，中國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種。近30年來，中國工業出口品種不斷增多，檔次和質量不斷提高。工業的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僅機電產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的就有近40種。在家電、服裝、紡織品、日用工業品、微機等領域，中國已成爲名副其實的全球製造業工廠或生產基地。
改革開放以來，作爲創新主體的大中型工業企業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工業科技水平得到顯著提高。2007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擁有研發人員比1995年增長3.2倍；專利申請量佔全國專利申請量的37.6%。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口號。這是國家發展工業化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在新的歷史時期，想讓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始終走在世界前列，就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
60年滄桑歲月，30年風雨兼程。從舉世矚目的“兩彈一星”，到遨遊太空的“神舟七號”，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如它在載人航天尖端領域的表現一樣，不斷實現歷史性的突破和跨越，加快了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邁進的有力步伐。
首鋼鉅變
中國首都鋼鐵集團始建於1919年，是一家中外馳名的大企業。幾十年來，首鋼從一開始只有一座運轉高爐、日產100噸鐵，發展至現在已成爲以生產鋼鐵業爲主，兼營採礦、機械、電子、建築、房地產、服務業、海外貿易等多種行業的跨地區、跨所有制、跨國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
鋼鐵，是一個國家極爲重要的戰略物資。早在建國之初，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對首鋼（當時稱石景山鋼鐵廠）的發展極爲重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都以不同的方式關心過首鋼的發展。毛澤東曾在日理萬機中給首鋼黨委覆信，支持工資改革，而朱德更是曾多達23次來首鋼視察。
如今，人們提到承包制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肯定是鳳陽縣小崗村。實際上，首鋼實行承包制的歷史要比小崗村早20年。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1956年國家準備投資2.4億元人民幣擴建首鋼。如此鉅額投資，足見國家對首鋼寄予的希望之深。但是，如何用好這筆錢，使其創造出更大的效益，這個問題難住了當時的首鋼管理者。
實際上，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切都是統購統銷、統收統支。廠子再大也只是全國的一個車間，企業缺乏自主權。國家計劃部門的人員也不可能對每個企業都很瞭解，難免主觀。那時候的基建體制又分甲乙丙三方，甲方是生產方，乙方是施工方，設計是丙方，都歸冶金部領導。當三方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意見時，麻煩來了，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便陷入了沒完沒了的爭論、扯皮中。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時任首鋼掌舵人的周冠五大膽提出，希望中央能給首鋼“自主權”：希望上級把2.4億交給首鋼，我們保證在這個投資內做到比上級要求擴建達到產鋼30萬噸的規模增加一倍，達到60萬噸；把上級所要求的生鐵生產系統做得更好，使生鐵年生產超過100萬噸。
實際上，這就是“承包制”的雛形。1958年，在鞍鋼基建隊的幫助下，首鋼僅用了14天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小轉爐廠，出了鋼，改變了“石景山鋼鐵廠，只出鐵來不出鋼”的局面；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大型高爐、大型焦爐和燒結廠。
“承包制”的實行，讓首鋼的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60年代初期，首鋼的生鐵產量就已經超過了100萬噸。當時，首鋼流傳着一句動員口號：“東風鼓起英雄膽，鐵過百萬鋼加番。先進技術成基地，高爐跨二又過三。”
“高爐跨二又過三”是講係數，衡量高爐生產能力的技術名詞，“二”是一個晝夜的時間內高爐每立方米容積要生產兩噸以上生鐵，即如果高爐容量是1000立方米，一個晝夜生產的生鐵就是2000噸以上。當時，“跨二”做到了，“過三”沒做到。鋼呢，到80年代初達到了200萬噸。
但是，在計劃經濟主導的體制下，首鋼的“承包制”只是相對的。長期以來，首鋼和其他國營企業一樣，自主權很少，甚至公司經理連800元以上的支出預算都無權批准。企業不管創造多少利潤，都要全部上繳給國家和地方財政。企業更新和添置新設備，需要計劃向國家申請。企業發生了虧損，只要說出理由，國家也會給補貼。這樣一來，多創造的企業不能多得，少創造的企業也不會少得，這就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
當時，首鋼就已經是一個具有50多年曆史的老企業了，它的年齡比新中國的年齡還要長。但那時，他們用的還是清朝慈禧時代的汽輪機和外國早已淘汰的煉焦爐，加之20世紀70年代中國遇到了財政困難，根本無力解決首鋼的設備更新問題。這些問題堆積在一起，嚴重影響了首鋼的發展和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使中國大地煥發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爲了打開國企改革的思路，國家決定將首鋼列入第一批經濟改革試點，也就是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1982年，首鋼正式實行了遞增包乾承包制，確定了以1981年上繳利潤2.7億元爲基數，以後上繳給國家的利潤每年要遞增7.2%，超過的自己全留下，欠收的自己補上，國家不再給首鋼一分錢的投資。
1981年，國家要求首鋼限產、減產，鋼產量減少7萬噸，鐵產量減少2
9萬噸，共計36萬噸。爲了保證當年2.7億元利潤的上繳，首鋼在擴大自主權的基礎上，提出了“利潤包乾”。即在保證完成2.7億元利潤上繳的前提下，超額的利潤由首鋼按4∶3∶3的比例自主分配使用，也就是40%用於生產發展，30%用於職工集體福利，30%用於工資獎勵。
這樣一來，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緊緊地連在一起了，他們不僅要考慮如何完成自己的定額，還要想方設法擴大生產，提高產品質量。
經過上級批准後，在廣大職工奮發努力下，首鋼打了一個減產增收的大勝仗。這年首鋼完成利潤3.12億元，上繳2.7億元后，首鋼拿到了4000多萬元，這是首鋼可以自己支配的第一筆錢。接着，在這個基礎上，首鋼提出了上交利潤遞增包乾方案，那就是從1982年起，每年按2.7億元遞增7.2%上繳國家，餘下的由首鋼自己按6：2：2的比例分配使用，即60%用於生產，兩個20%各用於集體福利和工資獎勵。這個方案很快就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這一方案的實行是對當年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重大突破和改革。
產量有了，資金有了，首鋼人又瞄準了企業的現代化建設。深思熟慮之後，首鋼決定集中所有折舊和大修理基金，全力把新二高爐建成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高爐。
當時，首鋼並沒有條件引進國外任何新技術，必須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設計、製造，同時還要兼顧高爐的環保性。開始建造後，國內很多人不以爲然，甚至告誡首鋼“不要出洋相”。那段日子，首鋼的領導人和技術人員全力奮戰在建造一線，每天最多睡四五個小時。原首鋼總工程師高伯聰正是當年新二高爐的一線指揮，他回憶說：
經過廣大職工奮發努力，1979年12月15日，一座國際先進水平的新二高爐順利投產。我們首鋼不僅沒有出洋相，還贏得了洋聲譽。當時，有這樣一件趣事：日本新日鐵株式會社有個顧問，叫藤木，也是中國金屬學會聘的外籍顧問。他是一個星期在東京，一個星期在北京。新二高爐在建設中和投產前，他都前來詳細地做過考察，考察時表情冷漠，沉默不語。當新二高爐順利投產後，恰逢首鋼一位副經理途經日本，在一次招待會上，藤木特意舉杯敬酒，祝賀新二高爐開爐成功。接着，他說出了心裡話，說他原來認爲這座高爐是開不起來的。發明無料鍾爐頂的盧森堡阿爾貝特集團的萊吉爾專家，看了新二高爐的無料鍾爐頂後說：全世界幾十座無料鍾爐頂的高爐，都是買我們的技術，唯獨首鋼是自己開發的。我還記得1982年到美國參加科技年會後順道訪問了伯恩斯坦鋼鐵廠，那裡的鍊鐵廠長從未到過中國，但卻關心地問我新二高爐的情況。
新二高爐的建成投產，爲國內樹起了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國際先進水平高爐的樣板。新二高爐總投資爲8029萬元，投產兩年生產了174萬噸生鐵，所得利稅爲1.38億元，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資。
隨後，首鋼相繼進行了一系列建設和技術改造：二號高爐綜合採用37項國內外先進技術，在中國最早採用高爐噴吹煤技術，成爲中國第一座現代化高爐；通過購買國外二手設備進行技術改造，先後建設了第二鍊鋼廠、第三鍊鋼廠、第二線材廠、第三線材廠、中厚板廠、3萬立方米制氧機、自備電站等一批重點項目，使首鋼生產規模迅速擴大。
1992年5月，國家領導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來到首鋼進行視察。在看到了首鋼日新月異的變化之後，鄧小平對首鋼負責人說：“路啊，是歷來明擺在那裡的。走得快，走得慢；走得好，走得壞；那就要看走的路，第一是方向對不對，第二是走得好不好。你們兩條路都對了，我贊成你們。”
鄧小平視察首鋼以後，國務院不僅賦予首鋼更大的投資立項權和外貿自主權，而且還賦予首鋼資金融通權，批准首鋼仿效中信集團建立銀行，按照國際慣例經營金融業務。同年12月22日，由首鋼集團投資10億元興辦的華夏銀行正式開業。
從此，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首鋼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1994年首鋼鋼產量達到824萬噸，列當年全國第一位；同時發展成爲以鋼鐵業爲主，兼營採礦、機械、電子、建築、房地產、服務業、海外貿易等多種行業的跨地區、跨所有制、跨國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
2011年7月，在美國《財富》雜誌發佈的2011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首鋼位列第325位。由此，首鋼成爲第一個上榜的中國市屬國企！
改革開放中的大慶
1959年9月26日，黑龍江省鬆基3井喜噴工業油流，東北大地的茫茫荒原下，沉睡了千年的“黑金”被喚醒，拉開了中國能源建設的序幕。當時正值新中國成立10週年的大慶之年，油田於是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大慶”。
大慶油田發現前，國外的地質專家和石油專家們斷言“中國貧油”。“中國貧油論”的濁氣曾長期瀰漫中國的上空，窒息着中國的石油工業，窒息着中國的經濟命脈。能不能衝破這些“洋理論”的束縛，掙脫這些“洋觀念”的羈絆，關係到中國石油工業發展的前途。
就在美國石油大亨嘲笑中國貧油之時，以李四光爲代表的地質學家和石油專家們解放思想，頂住壓力，突破各種消極思想和舊理論的樊籠，大膽提出了“陸相成油說”。黨中央國務院科學決策，石油勘探進行戰略東移，展開深入的地質普查，終於在荒原一片的大草原，找到了舉世矚目的大慶油田。
從油田被發現到1960年開始的大會戰期間，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石油工人們高喊“迎面颳風沙，遍地冰雪滑；北上鬧會戰，艱苦算個啥”，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僅用3年時間，就探明瞭面積達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產原油500萬噸的生產能力，累計生產原油1166.2萬噸，佔同期全國原油產量的51.3%，改變了中國石油工業落後面貌，實現了中國石油的基本自給。
1963年底，大慶油田結束試驗性開發，進入全面開發建設。大慶人排除萬難，以平均每年增產300萬噸的速度快速上產，並勘探準備了一批可開發的新油田，大規模進行油田開發建設，爲原油年產量上5000萬噸奠定了基礎。
大慶是新中國工業的靈魂。三年石油會戰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收穫，還孕育了著名的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進喜的豪言壯語，至今聽來仍讓人充滿幹勁。在大慶石油會戰取得重大勝利後的1964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工業學大慶”號召，全國工廠學大慶，全國工人學鐵人，大慶不再只屬於大慶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被看作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思想大解放的先導，它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可以說，沒有這場敢於發出不一樣聲音的大討論，就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轉折。
沒有人會懷疑，1978年至今這改革開放30多年，是中國變化最大的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還是中國人的內心。正是伴隨着30多年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大慶油田也走過了豐富變化的30年。
雖然在1976年時，大慶已經成爲世界原油年產量達到5000萬噸的少數幾個特大油田之一，但大慶並不是神話傳說中的“寶葫蘆”，經過了幾十年的開採，大慶還能不能保證穩產高產呢？
對此，大慶人總結說：如果說60年代，他們是靠注重實踐開發了大慶，那麼改革開放後，他們是靠科學攀登高峰，讓大慶再現輝煌。
改革開放以來，大慶不斷向科學進軍，努力掌握高新技術，運用先進的工業流程。據不完全統計，大慶油田的1.7萬名科技工作者，先後取得了4萬多項科技成果，其中624項獲獎，702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如注水開發技術，曾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僅此一項的直接經濟效益就達人民幣13億元。
爲了保證大慶油田能保持高產穩產，爲此付出的不僅僅是科技工作者，更有廣大的普通工人。大會戰時期的“鐵人”雖然已經走遠了，但他的精神卻隨着改革開放的腳步不斷傳承。
於曉紅是油建二大隊的一名電焊工。由於她刻苦鑽研技術，不足4個月就通過了4級電焊工技術測試，8個月後又獲得了中國焊接協會簽發的標準工操作證書，成了一名高級電焊工。1985年3月，在一個由德國專家主持的高級焊工培訓結業考覈中，於曉紅第一個順利通過了全部13項測試。
一次，中日合作進行一項特大型儲罐工程。施工時，由於自動焊機發生故障，需要人工重新補焊。關鍵時刻，於曉紅接受了這個高難度的任務。多年的鍛鍊使於曉紅練就了一手硬本領，每焊完一根焊條，她不用摘焊帽，憑感覺僅用0.2秒的時間就能更換另一根焊條。全部補焊後，經X光拍片，所焊部位無任何缺陷，受到了中外專家的讚揚。
在大慶油田，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密封大王”趙林源。他有一句名言：“當工人可以沒文憑，但不能沒技術。咱成不了科學家，但可以做能工巧匠。”只有初中文憑的趙林源，正是通過自己的學習和摸索，對大量連專業人員也不敢亂動的進口設備進行修理和改造，爲企業節約了2000多萬元。像於曉紅、趙林源這樣的優秀工人，在大慶油田數不勝數。
改革開放30年來，大慶已經從當年的荒地發展成一座現代化的工業石油城。目前，大慶石油城已經初步形成了三大產業支柱：
第一個支柱是石油開採。儘管生產條件日漸困難，但大慶油田仍在不斷髮展新技術，不斷擴大勘探範圍，不斷髮現新的油田。
第二大經濟支柱是石油化工。大慶石油化工總產能生產燃料油、潤滑油、化肥、化纖、塑料和有機化工原料等，是一座大型聯合企業。目前，這裡已開發生產石油化工品近百種，有的產品更是遠銷海外。石油化工產業正逐漸發展爲大慶經濟的主力。
第三大經濟支柱就是伴隨着大慶化工產業發展起來的地方工農業和第三產業。改革開放後，大慶的地方工業快速發展，化工、紡織、建材、造紙、印刷、食品、釀造等數十個行業均具備一定規模，所生產的2000多種產品暢銷國內外。
跨入新世紀後，大慶油田編制了油田長期穩產規劃，持續搞好老油區調整，增強穩產後勁；加強勘探，努力尋找優質高效儲量；加快新區建設，增強產量接替能力；依靠科學技術進步，使油田從1976年到2002年實現5000萬噸以上連續27年高產穩產。此後，大慶油田進入了年產原油4000萬噸持續穩產的新階段。
同時，大慶油田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爲指導，高舉大慶紅旗，踐行歷史使命，創新油田科技，轉變增長方式，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場。在保證大慶油田開發建設的同時，大慶油田先後有300多支基建隊伍進入28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內29個省、市、自治區，其中鑽探系統成功進入了美國、印尼、委內瑞拉、埃及、蘇丹等國際市場；基建系統先後承攬和參與了國家西氣東輸工程、滬寧高速公路、大連石油戰略儲備基地等20多項國家級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在國內工程建設施工領域創出了“大慶建設”品牌。
除此之外，大慶油田擁有自主支持產權的石油裝備製造產品市場佔有率不斷擴大，形成了以抽油機、潛油電泵、螺桿泵、射孔彈爲主的20個系列150種產品。潛油電泵國外市場收入已佔總收入的70%以上，射孔彈國內市場佔有率達到40%以上，主導產品還遠銷美國、加拿大、印尼等10多個國家。
半個世紀以來，大慶油田確實爲國家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大慶油田不僅爲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而且形成了一整套非均質大型砂岩油田地質開發理論及工程技術系列，油田勘探開發等重大成果載入了中國科技發展史冊。
2007年12月26日，大慶油田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王玉普，代表大慶石油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領取了中國工業領域的綜合性最高獎項——中國工業大獎。這既是對大慶油田風雨兼程數十年的肯定，更是代表國家對大慶油田的至高褒獎。
汽車工業崛起
1928年5月，一輛汽車緩緩地開出了瀋陽北大營軍工廠，車上坐着一位年輕英武的將軍。他就是人稱“少帥”的張學良將軍，而他所乘坐的這輛民生牌75型汽車，就是中國第一輛自制汽車。
這輛汽車是張學良將軍派遣民生工廠廠長李宜春從美國購進一輛“瑞雪”號汽車，拆卸後，除發動機後軸、電氣裝置和輪胎等用原車零件外，對其他零件重新設計製造，歷時兩年試製成功的。雖然說此車只是仿造而成，卻畢竟開闢了中國自制汽車的先河，而張學良將軍的遠見卓識終究是值得欽佩的。
1949年建國後，新中國一窮
二白，重工業毫無基礎。那時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滿街跑的幾乎都是電車黃包車，自行車是較爲普遍的代步工具。而在偏遠的農村，北方有拖沓的大馬車、人力車，南方有笨重的渡船、牛車，步行是大多數人的出行方式。而四個輪子的小汽車實屬鳳毛麟角。以至於毛澤東等領導人在開國大典上只能乘坐蘇聯贈送的汽車。
出於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新中國剛一成立就決定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1953年第一汽車製造廠破土動工，毛澤東爲奠基儀式親自題寫了“第一汽車製造廠奠基紀念”。1956年中國生產的第一輛汽車下線，毛澤東又親自爲其命名——解放，對於當時工業整體水平非常落後的中國人來說，這確實是一次經濟上的解放。
1958年5月，中國第一汽車製造廠自行研製設計生產了第一輛與當時政治風雲起伏顛簸、榮辱與共的紅旗牌轎車，被譽爲“東方神韻”。這是中國第一部定型轎車，而且這一響亮的轎車品牌曾讓一代中國人爲之傾倒。1959年第一批紅旗72型轎車參加了國慶遊行和閱兵，併成爲中央部委領導的公務用車。同年，仿製德國1956年出產的奔馳220s新型鳳凰轎車試製成功，併成爲中國又一種定型轎車。由此，揭開了中國轎車工業生產的歷史。
新中國自力更生製造出的轎車填補了中國工業的空白，讓中國自立於世界汽車工業之林。但由於國家不開放，中國的汽車工業與世界隔絕，失去了交流提高的機會，使中國的汽車工業逐漸地被現代化的世界汽車工業拋在後面。另外，當時中國的汽車工業是以載貨車爲主導的，對轎車缺乏應有的重視，這使得中國的轎車工業技術水平長期處於極爲幼稚的狀態。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對轎車的需求越來越強，中國落後的轎車工業根本無法滿足這種需求。一時間，外國轎車如洪水般涌入中國。1984年至1987年，中國進口轎車64萬輛，耗資266億元。爲了迅速提高中國轎車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中國汽車工業開始走上與國外汽車企業合作、引進消化外國先進技術的發展道路。
1978年是改變中國汽車產業命運的一年。那一年，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要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準備引進一批裝配線。
當時，被稱爲中國汽車產業之父的饒斌正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他建議把引進的轎車裝配線放在上海，對原上海轎車廠進行改造，使之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小轎車製造廠。
之所以選擇上海，饒斌有自己的考慮。他認爲，上海工業基礎好，又是國內唯一批量生產轎車的基地。於是，他迅速聯繫上海市政府，聯合第一機械工業部汽車總局、上海市機電一局、上海拖汽公司（上汽集團前身）共同向國務院起草報告。
這份報告經上海市領導審覈同意，再經第一機械工業部領導審定後，於8月9日由饒斌和陳錦華副市長簽發報送李先念副主席、紀登奎、餘秋裡、谷牧和康世恩副總理。這就是著名的“關於引進轎車製造技術和改造上海轎車廠的報告”。
1978年10月至11月，中國機械工業代表團訪問了歐洲6個國家的50多個企業和研究單位，這是建國以來機械工業部組團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同時也是比較系統的一次對外考察。
然而，這次訪問並不如預想中的那樣順利。歐洲各大汽車製造商紛紛回絕了中國的邀請。通用認爲中國還不需要轎車，也沒有生產的條件，特別是零配件的工業基礎太差。法國企業覺得返銷和外匯平衡有問題。豐田正在熱火朝天地和臺灣企業洽談合資。日產只提供下線過時的舊車型……
但事情很快出現了轉機，在代表團與多個國家汽車企業的接觸後，大衆公司向中國拋出了橄欖枝。大衆也是唯一既願意轉讓技術又願意提供資金的企業。
中國桑塔納之父、上海轎車項目負責人蔣濤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鄧小平向大衆提出合資合作的建議後）當時的大衆董事長託尼·施米克對此非常積極，他說，“如果中國願意與大衆合作，大衆會放棄目前與亞洲另一國家商洽的合作項目”。他同時承諾：“與中國合作，大衆公司不僅轉讓技術，而且願意拿出一部分資金。”
1982年春，大衆開始在上海汽車廠試組裝500臺車。同年，雙方簽署了一份合同。1983年，在上海西北方30公里遠的安亭，也就是現在的上海汽車城，中國最早的大衆汽車下線。
也正是從那時起，一輛汽車的名字在中國變得家喻戶曉——桑塔納。如果每一個產業都有一個盡人皆知的代表性產品，那麼桑塔納小轎車在中國汽車發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無車能及的地位。在汽車已從奢侈品變爲大衆代步工具駛入千家萬戶的今天，在世界多種汽車品牌爭奇鬥豔的今天，桑塔納依舊是賣得最好的車型：2007年衛冕中國轎車銷量冠軍。
2003年6月28日，一輛嶄新的帕薩特從上海大衆三廠的總裝線上緩緩駛下，這是上海大衆生產的第200萬輛轎車，也是中國轎車工業史上的第一個200萬輛。無論對上海大衆還是對中國汽車產業，這輛車都將是歷史長河中一個不可磨滅的里程碑。
回首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30年坎坷之路，幾乎全世界所有的汽車廠商都已經進入中國市場，其中也不乏合作生產的成功案例。但作爲第一個吃改革開放螃蟹的車企合作項目，上海大衆在整個汽車產業和中國汽車行業史中的地位是無可比擬的。
從建國伊始連拖拉機都不能造，到現在擁有衆多國產汽車的自主品牌，中國汽車企業正以嶄新的姿態登上世界舞臺。即使是在2008年世界經濟一片低迷，衆多老牌汽車巨頭面臨破產、重組時，奇瑞、吉利、比亞迪等中國汽車品牌卻在與跨國汽車企業的競爭中越戰越勇，不斷推出新車型，積累學習新技術。2010年，中國汽車創造了新的歷史，年產銷量突破1800萬輛，登上了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寶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汽車不僅創造了奇蹟般的發展速度，更挽救了處於頹勢中的世界汽車工業！
三峽大壩
2008年6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組織編寫《中國工業發展報告——中國工業改革開放30年》的過程中，社科院組織專家學者評選出了“中國工業改革開放30年最有具影響力的30件大事”，三峽工程名列其中。
毫不誇張地說，三峽可以說是一個讓中國人魂牽夢繞百年的民族寄託。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便已經將目光投向了戰後的經濟發展。在《實業計劃》之“改良現存水路及運河”一節中，孫中山首次提出了在三峽建設大壩的設想：
自宜昌而上，入峽行，約一百英里而達四川之低地，即地學家所謂紅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於江源一部分河流，兩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尋（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尋者。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其灘石應行爆開除去，於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漢口，上達重慶，可得而致。
然而，中國局勢的動盪不休，註定了這位民族偉人的設想只能是一紙空談。
抗日戰爭後期，國民政府着手製定戰後的經濟發展計劃。正是在那時，世界著名水壩專家、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博士應中國政府之邀來到了重慶。這位“洋專家”本着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冒着日軍飛機轟炸的危險親自考察了三峽地區。最後，薩凡奇向國民政府建議在南津關至石牌之間，修建一座壩高225米，總裝機容量1056萬千瓦，兼有防洪、航運、灌溉之利的水電站。這就是水利工程史上著名的《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又稱“薩凡奇計劃”。
隨後，國民政府將精力全部投入到內戰中，國內經濟形勢日趨惡劣，更無暇顧及到三峽工程的設計工作。由此，中國人的三峽夢再次陷入沉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領導人再次將三峽工程提上議事日程。1958年，毛澤東在視察三峽時，更是揮筆寫下了“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豪言壯語，表達了新中國誓圓三峽夢的決心。
之後幾十年，出於種種原因，修建三峽工程的計劃屢屢擱置，但新中國對三峽工程的論證和籌措卻從未停止。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對重工業及高新技術的掌握能力也逐漸站在了世界前列，修建三峽工程的條件終於成熟了。1982年，鄧小平果斷表態：“看準了就要下決心，不要動搖。”
1992年4月3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七屆五次會議上，2633名與會代表對是否修建三峽大壩進行了投票表決。當天下午3時，隨着會場內傳來的陣陣掌聲，大會以贊成票1767票，反對票177票的結果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拉開了籌建這座世界工程的序幕。
1994年12月14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宜昌三鬥坪向全世界宣佈三峽工程正式開工。三峽大壩工程包括主體建築物工程和導流工程兩部分。工程總投資爲954.6億元人民幣（按1993年5月末價格計算），其中樞紐工程 500.9億元；113萬移民的安置費300.7億元；輸變電工程153億元。
如此大規模的水電工程，其難度可想而知。雖然在建國後不久，新中國就“自主設計、自制設備、自己建設”了第一座大型水電站——新安江水電站，但其規模和所面臨的難度遠遠不能和三峽工程相比。無論是從設計還是利用效益上來看，三峽工程都將是跨世紀的世界第一大水電工程。
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國家就已經對三峽工程做出了規劃。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大會審議通過的國家1977～1985年科技發展規劃中，三峽工程就作爲重大技術問題列入其中。此後，三峽工程在鄧小平、江澤民兩代中央領導人的關注下，進行了反覆的論證、嚴格的審查和慎重的決策。新中國的態度很明確，就是要通過三峽工程的建設，使中國水電實現從完全依賴國外設計到獨立自主創新的跨越，並躋身世界水電工程的科研、設計、施工、製造和管理的技術強國行列。
在世界範圍內的水電工程中，混凝土大壩不開裂是不可能的，甚至有“無壩不裂”的行話，每1萬立方米混凝土有多少裂縫，還成爲衡量混凝土質量的指標。同樣，三峽大壩在澆築過程中，也遇到了這個問題。
面對這個世界級的頑症，三峽工程卻在探索中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首創了混凝土骨料二次風冷技術，盛夏時將拌和樓生產出的混凝土溫度控制不超過7℃；並對高標號混凝土進行“個性化”通水冷卻，較好地控制了混凝土最高溫度；低溫季節採用保溫性能優良的聚苯乙烯板進行大壩表面的永久保溫；創造性地制訂出“天氣、溫度控制、間歇期”三項預警制度，保證了混凝土溫控各個環節的質量。
通過這樣的手段，三峽大壩打破了世界公認的大體積混凝土澆築平均每1萬立方米會產生0.5至1條裂縫的“規則”，創造了三峽右岸大壩，澆築混凝土400萬立方米，卻沒有查出一條裂縫的奇蹟。
在三峽大壩建設前，中國只有自主設計製造單機32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的能力。而三峽電站的單機容量是70萬千瓦，其設計和製造難度堪稱世界之最。如果單純依靠自主研製，那要完成從30萬千瓦到70萬千瓦的跨越，至少需要20多年。
1996年6月，三峽工程就左岸電站的14臺70萬千瓦機組一次性進行國際招標採購。三峽總公司在機組招標文件中明確要求引進關鍵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經過談判桌上的交鋒，最終加拿大一家機電製造商同意轉讓核心技術的條件，並承擔了左岸電站14臺機組的製造任務。
按照合同，通過參與左岸電站機組的設計與生產，哈爾濱電機廠有限責任公司和東方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掌握了特大型機組整體設計與製造的核心技術和關鍵工藝，擁有了水輪機水力設計、定子繞組絕緣、發電機空冷等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
隨後，哈電和東電自主設計和製造了右岸電站的8臺機組。投產後證明，機組運行安全穩定，性能優良，綜合指標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此外，在高難度的船閘高邊坡開挖及支護、深水平拋墊底解決堤頭坍塌以及圍堰防滲的施工中，三峽的建設者都取得了創造性地突破，圓滿地完成了各項指標。
2006年5月，全長2309米的三峽大壩全線建成。歷時17年，舉世矚目的三峽大壩展現雄姿，實現了“高峽出平湖”的偉大預想。
三峽大壩是迄今爲止世界上綜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樞紐，除了能發揮巨大的防洪效益、航運效益和經濟效益外，三峽工程在建設過程中還創造了100多項世界之最。2007年，三峽大壩榮獲世界紀錄協會世界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世界紀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