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篇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後，又將目光瞄準了城市：“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
由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走上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勝利之路。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1979年初春，冬去未遠，寒意還不時地侵襲着中國的大地。
這一天是農曆大年初一，忙忙碌碌的人們也許沒有發現，這天下午3點5分，上海電視臺播放了一條廣告——“參桂補酒”。
事實上，這是中國電視史上的第一條商業廣告。但由於當時電視機尚未普及，這條用16毫米彩色膠片攝製、長度爲1分30秒的廣告，並沒有給人們留下太多的印象。
但是，一些敏感的人已經意識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這一年，北京和平門的烤鴨店及前門、王府井分店，又重新掛上了“全聚德”烤鴨店的老字號招牌。這一年，可口可樂悄然回到了中國，已經有外國商人試着進入了這個東方最龐大的市場。這一年，“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口號點燃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強烈渴望。
事實上，這種變化早已在農村生根發芽。在江蘇省江陰的華西村，不時傳來陣陣“叮叮噹噹”的敲擊聲。一位名叫吳仁寶的“農民政治家”以其特有的精明和務實，早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悄悄帶領社員辦起了小五金廠。
在浙江蕭山，一個名叫魯冠球的人依靠向農民提供一些小農具、小配件，經營起了一家小小的農機廠。1971年，他率先根據勞動量發放工資，實行計件工資制。而直到1978年，纔有少數國營工廠小心翼翼地試驗這種分配製度。
農村的經濟體制變化漸漸隨着知青的大量返城被帶到了城市。1979年春，下鄉知青大量涌向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各大城市亟待安排就業的人員達到了800萬，吃飯、住房等紛紛告急。在這種形勢下，終於有人“鋌而走險”，幹起了在當時地位頗爲低下的個體戶。
1979年，知青容志仁回到廣州，成爲當時成千上萬回城待業知青中的一員。爲了生計，他下定決心幹個體戶。原本學美術的他想開家工藝美術店，但遭到衆多朋友的反對——這兒普通老百姓住的多，工藝品能有什麼消費？倒是這一帶有六七個中小學校，而當時國營飲食店網點很少，服務也不好，大批中小學生每天上學沒有吃早餐的地方。在街坊的勸說下，容志仁便做起了經營早點的小吃店生意。
100元是他創業的全部基金，文化站借桌子，街坊師傅教做腸粉，只有幾平方米的“容光小吃店”在左鄰右舍的幫助下在西華路上開張了。容志仁回憶說，當時大家都不願意幹個體戶，整條街擺攤的都很少。
當時的腸粉和粥都是一角一碗，但很多學生卻想兩樣都吃，但這樣一來又太貴了，而且也吃不完。於是，有個小女孩要求容志仁把粥和粉份量減半，搭配成爲一份，這使容志仁靈機一動，推出了後來響徹羊城的學生餐。“每位一角，有粥有粉”，這是當時全城最便宜的早餐，恐怕也是後來“搭配式”快餐盒飯的萌芽。容光小吃店由此一炮打響，生意紅透西關幾條街。
在北京前門，一名叫尹勝喜的年輕人主動放棄了大柵欄街道辦事處的“鐵飯碗”，靠着幾千元的貸款，領着幾名待業青年辦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當時，北京連一家茶館都沒有。尹勝喜就這樣從兩分錢的大碗茶開始了創業路。
在溫州，19歲的章華妹在父親的幫助下做起了小生意。一張小桌子放在自家門口，幾毛錢的日用品，擺點鈕釦、紀念章、手錶錶帶等，就是如此簡單。1979年11月，章華妹的店鋪“開張”了。後來，他們開始自己加工，然後拿出來賣，以致周圍的一些人也學起了章家。
“即使在溫州，當時人們也是都看不起做小買賣的，羨慕集體企業、國企，我的一些同學看到我做買賣都覺得自己害臊，他們把臉都轉過去了！”章華妹回憶說，當時自己也總感覺頭都擡不起來，但是做了一段時間，發覺每天還有幾塊錢進賬，感覺特別高興：“人家上班賺錢，我也是賺錢啊！想開就好了！”
當時，溫州的鼓樓工商所剛剛成立。一天，工商部門的人找到章華妹，說現在對做生意放開了，可以去領一個營業執照過來。“自己門口賣東西還要什麼執照？”章華妹回家跟父親商量，父親經驗比較豐富，馬上就讓她去申請領一個，並告訴她：這個執照對我們以後的生意會很有用。
1980年12月11日，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了營業執照——工商證字第10101號。讓她想不到的是：這張用毛筆填寫並附有照片的營業執照，竟然成爲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她本人則成爲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
拿到了執照，章華妹覺得自己有國家政策依靠，以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做生意了。從此，她的生意開始越做越好。章華妹回憶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身份是一種象徵，是敢爲天下先的溫州人率先發展個體經濟、民營經濟的象徵。”
在遼寧，青年姜維從戰鬥了11年的部隊回到大連市，那會兒中國正在撥亂反正。等待了漫長的8個月，大連復轉軍人安置辦公室遲遲沒有給他安排工作，姜維萌生了幹個體的想法。賣點什麼呢？賣羊肉湯試試？當時買一隻羊是14元錢，用大桶煮好後，一碗賣2元錢，興許也能賺點錢。要不給遊人照相看看？姜維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學習過一段時間，攝影技術應該說沒有問題。
“留城當個小青工，一沓鈔票捏手中，早早找個好對象，甜甜做個安樂夢。”當時，城裡年輕人的理想十分現實：能在國營單位找個飯碗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所以當姜維要幹個體時，父母極力反對，認爲幹個體就跟沒職業一樣，再等等或許會等來工作。但姜維的妹妹支持他，悄悄把做臨時工掙的400元錢給了他。多年後，姜維還記得這400元錢是妹妹用一條花手絹包着送到他手裡的。
姜維用這400元錢買了一臺120“海鷗”相機、一臺洗印機、一臺放大機。選擇大連動物園門口作爲攤亭位置，他讓當時譽爲大連的十大書法家之一的沈延毅先生爲攝影攤亭題了一個匾——“照照看”。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姜維起這樣的名字是別有用意的，因爲沒有人認爲幹個體是光彩的職業，他們是以疑惑的眼光看待個體戶的，起名“照照看”，就是讓人們試探性地到這裡來消費，照相不滿意沒關係，可以重新照。
1980年底，“照照看”攝影攤亭在最寒冷的一天開業了。一個熟人路過，姜維害怕地躲在樹後，這位朋友還是發現了他，說：“你躲什麼？這沒有什麼丟人的。你比我強，你看我，在單位呆着並不舒服，人際關係不好處；在家裡吧，每天只能喝二兩酒，多一兩也不行，爲什麼？沒錢！多一兩就透支了。你多好，自在靈活。”姜維聽了，心裡感到透亮了許多。
後來，膽大心細的姜維用心經營，照相攤的生意也越來越好。1984年4月13日，姜維成立了中國第一傢俬營企業，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姜維頒發了中國第一傢俬營企業的營業執照。1984年8月10日，姜維作爲中國第一傢俬營企業與外商合資創辦了光彩實業股份公司。
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發佈。決定中明確指出“城鎮青年就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今後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必須着重開闢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中的就業渠道”，並提出“引導、鼓勵、促進、扶持”的八字方針。
同年，全國個體戶達到261萬戶，從業人員320萬，極大地解決了城鎮就業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個體經濟春天的完全到來，中國依然未能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陰影。
1981年之前，國家的政策一直是鼓勵個體經濟向前發展。例如在1980年10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提出“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形勢之間、各個企業之間發揮所長，開展競爭”。
但是，從1981年開始，由於中央財政出現困難，國營企業改革推進乏力，而剛剛萌芽的民營力量開始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力量。此時，國家對國營企業的保護和對民營企業的遏制，成爲了一種本能性的政策反應。個體經濟開始遭到嚴厲整頓，個體戶、鄉鎮企業與大中型國有企業爭奪原料的行爲、販賣工業品等行爲被嚴格禁止。甚至於在1981年初，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指示“打擊投機倒把”。
對於這股寒流，擺照相攤的姜維至今印象深刻。他回憶說那時國營照相館照壞了沒人管，個體戶照壞了就要查辦。執法部門對個體戶的營業執照說沒收就沒收。
這一番舉動讓剛剛活躍起來的個體經濟“經了霜”。在溫州，原本紅火的工廠關門了，商店收攤了，初嘗經商甜頭的人們自危起來。
市場的負面效應使民營經濟的成長勢頭大爲延緩，特別是先行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980年溫州市工業的增速是31.5%，到了1982年不僅沒增長，反而下降了1.17%。
面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心急如焚。1983年1月12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現在放得還不夠，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總之，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爲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
繼鄧小平講話之後，1983年8月30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300多名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的代表座談，主題則是《怎樣區分光彩和不光彩》。
“究竟誰光彩呢？必須有個明確的標準。凡是辛勤勞動，爲國家爲人民做了貢獻的勞動者，都是光彩的……請同志們回去傳個話，說中央的同志講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廣大勞動者不向國家伸手，爲國家的富強，爲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貢獻。黨中央對他們表示敬意，表示慰問。”
胡耀邦總書記的話可謂是一錘定音：從事個體勞動是光彩的。
這一天，無數人守在收音機前聽到了總書記的講話，而這一天也成爲了許多個體戶終生難忘的日子。姜維回憶說：“那個感覺我一輩子都忘不了，昨天還說我們擾亂市容，今天總書記就說我們是光彩的，一下子有了做人的尊嚴。總書記的講話給了我一種力量，讓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覺。我們一幫從事個體經營的哥們買賣也不做了，拿着報紙整整一個早上一邊念一邊哭。”
民營經濟再次迎來了春天。1984年，容志仁出席了廣州市個體戶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廣州市《個體勞動協會章程》，容志仁在會上被選舉爲廣州市個體勞動者協會會長。
同樣是在1984年，姜維的“照照看”攝影攤擴大成了“姜維影書社”，並且經國務院特批成立了中國第一傢俬營企業——中國光彩實業有限公司。
1988年，尹盛喜的大碗茶漸漸有了名氣。他創辦了改革開放之後北京第一家京味茶館——老舍茶館。此後，一曲《前門情思大碗茶》更將大碗茶的傳奇傳到了五湖四海。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在國家的扶持下，個體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至2011年，全國註冊的工商個體戶已達3756.47萬戶、註冊資金1.62萬億元、從業人員7945.28萬人。
目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已佔中國企業總數的70%以上，產值佔GDP的60%以上，從業人員和提供新增就業崗位分別佔全國總量的80%和90%以上，流動人口大多數在非公企業就業。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爲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成爲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國企改革
當農村改革起步之時，在城市同步進行的是經濟改革的試點工作，國營企業是城市改革的重點。
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國營企業被認爲是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方式生產，都要由計劃部門決定。原料由國家供應，產品由國家包銷，利潤全部上繳國家，用錢必須再向國家申請。企業沒有自主權，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全靠自覺。
在當時有這樣一個例子。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氣十分炎熱。某企業爲了不影響生產，決定採取一些降溫的措施。那時的降溫措施比較簡單，主要是風扇、鼓風機之類的。
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措施，企業也沒有自主權，要經過層層報批。這個企業經過了11個部門的審批，蓋了11個章。等到最後的手續辦完，夏天已經過去了。這看起來好像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卻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企業管得過多過死、企業沒有自主權的典型例子。
擴大企業的自主權是增強企業活力的關鍵。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主要圍繞着如何增強企業活力展開。爲此，全國各地進行了許多有效的探索。
1978年10月，經國務院批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選擇了不同行業具有代表性的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寧江機牀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和南充絲綢廠6家地方國營工業企業，率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
雖然當時對企業如何改革尚無系統的做法，但四川省委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四川省國企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逐戶覈定企業的利潤指標，規定當年的增產增收目標，允許在年終完成計劃以後提留少量利潤，作爲企業的基金，並允許給職工發放少量獎金。雖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權利，卻在當年第四季度計劃的超額完成中收到了預想不到的效果，並顯示出了巨大的潛力。四川省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成爲國有企業改革乃至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起步的標誌。
有鑑於在前期試點改革中取得的成績，1979年1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發出《關於地方工業擴大企業權力，加快生產建設步伐的試點意見》，把試點的工業企業由6戶擴大到100戶，同時在40戶國營商業企業中也進行了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
四川省擴權試點這一階段的主要做法是：在計劃管理上，允許企業在國家計劃之外，可以根據市場需要自行制定補充計劃，對於國家計劃中不適合市場需要的品種規格也可以修改。在物資管理上，除少數關係國計民生的產品、短線產品和炸藥等危險產品仍由國家統購統配外，大部分生產資料可以進入市場，企業與企業之間可以不經過物資部門直接訂立供貨合同，也可以在市場上採購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企業也可以自銷一部分產品。在國家與企業的利潤分配上，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經營的好壞分享一定的利潤，並可用於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集體福利和職工的獎金。在勞動人事管理上，企業有權選擇中層幹部，招工擇優錄取和辭退職工。
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措施，給企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到1979年底，四川省84戶試點工業企
業比197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14.7%，利潤增長33%，上繳利潤增長24.2%。四川的經驗，對全國工業企業產生了極大的震動。繼四川之後，雲南、北京等地也相繼對所屬的地方國營工業企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
1979年，爲了規範迅速推開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國務院頒發了有名的第一個“擴權十條”，即《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同時頒發的，還有《關於國營企業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徵國營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等5個文件。這5個文件是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企業改革的第一批文件，對各地的企業改革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在企業改革大潮的推動下，一些相對靈活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國有地方企業悄悄地試驗了起來，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新華社播發的一則1700字的消息，這篇題爲《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的專題報道這樣寫道：
浙江省海鹽縣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努力創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經驗是：甩掉產品包銷的柺棍兒，自己到市場上創牌子，闖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裝潢新）一快（轉得快）取勝，大膽改變現行制度。
報紙宣傳成功的企業家，當時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這篇普通的報道也會很容易淹沒在企業報道的汪洋大海中。但是，無論是採訪報道的新華社記者童寶根還是步鑫生本人，都不會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風雲人物已然登場，這一切都源於報道之上那一段引人注目的“編者按”：
對於那些工作鬆鬆垮垮、長期安於當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企業領導幹部來說，步鑫生的經驗當是一劑良藥，使他們從中受益。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人民日報》頭版的“編者按”，幾乎就是黨中央的政策精神，很多文字甚至就是出自於最高領導人之手。事實上，上述的這段“編者按”就來自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
步鑫生一夜成名，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的裁縫後裔與他執掌的中國浙江海鹽襯衣廠開始廣爲人知。後來有人形容說，“這是一個裁縫的神話”。
步鑫生，解放初在上海做裁縫，後來回到家鄉浙江省海鹽縣武原鎮開了一家裁縫鋪，經營日漸擴大，後來擔任了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廠長。在步鑫生接手之前，海鹽襯衣廠是一個只有300多名職工的小廠，當時全場的固定資產淨值2.2萬元，自有資金不足5萬元，年利潤5000元。
步鑫生到任後，發現慘淡經營的廠子已經瀕臨破產，倉庫裡堆滿了賣不出去的襯衫，工資發不出來，老工人的退休金沒有着落，整個工廠人心渙散，可以說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
當上廠長的步鑫生堅信“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連續“燒了幾把火”，終於將職工的心重新凝聚起來了。刊發報道的新華社記者童寶根後來回憶道：“他對於過去那種‘大鍋飯’、‘鐵飯碗’的舊體制深感不滿，利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機會，作了一些大膽的改革嘗試，使企業得到迅速發展。他對外努力搞活經營，到市場上去競爭，以品種多、花色新的優勢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業內部，他改革了分配製度，按職工勞動實績進行分配，並從生產實際出發制定了一整套嚴格的管理制度，生產現場管理也頗具特色。”
1978年，海鹽襯衣廠總值比1977年增長74萬多元，稅利增加了11萬多元。1981年過後，海鹽襯衣廠新建了4個車間，新招收工人100多人，訂貨量達到100萬件。這一年，全場工業產值達1028萬元，一躍成爲浙江省襯衣業的領頭羊。
顯眼的成績，中央高層的肯定，以及隨之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使步鑫生的名字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成爲當時“全國最爲知名的廠長”。
參觀工廠的人員絡繹不絕，步鑫生一時成爲各地爭相學習的楷模。一些企業家參觀歸來，總結經驗，認爲步鑫生之所以能成功，最重要的一條是他敢於打破現行體制的束縛，企業有決策權，敢幹。後來與步鑫生並稱爲“南步北馬”的馬勝利就宣稱：我是學了步鑫生的事蹟才搞起改革來的。
1984年，上級給石家莊造紙廠下達了一個17萬元利潤的指標，要求企業扭虧爲盈。雖然石家莊造紙廠是一個擁有800多人的大廠，但當時的廠領導卻不敢接下來，討價還價說還得虧損10萬元。
這年3月28日，石家莊造紙廠門前突然出現一份《向領導班子表決心》的“決心書”：
我請求承包造紙廠！承包後，實現利潤翻番！工人工資翻番，達不到目標，甘願受法律制裁。我的辦法是：“三十六計”和“七十二變”，對外搞活經濟，對內從嚴治廠，關心羣衆生活……
這張“決心書”的作者正是該廠46歲的業務科長馬勝利。
這份《決心書》意味着國有企業經營第一次進入了自主的初級市場選擇。上級主管部門支持了馬勝利的想法，決定開一次答辯會，要求馬勝利“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
答辯會上，馬勝利把承保措施和生產計劃擺了出來：他要改變產品結構、原料結構。《人民日報》報道棉花大豐收了，馬勝利認爲，新棉花豐收，老百姓就會換舊被套，工廠就可以回收舊被套做紙。棉短絨2000多元一噸，舊棉被套也就200多元一噸，一下子就可以將成本降低十倍。
在場的領導對馬勝利的計劃又驚又喜，王葆華等市領導拍板鼓勵馬勝利承包。合同規定：如果完成了承包任務，超額部由分馬勝利提取10%，出現虧損就地免職。
業務科長出身的馬勝利主要在產品結構和銷售激勵上下了工夫。造紙廠生產的是家庭用的衛生紙，馬勝利根據市場需求，把原來的一種“大卷子”規格變成了六種不同的規格，顏色也由一種變成三種，還研製出“帶香味兒的香水紙巾”。一系列的措施讓廠子頓時有了活力。結果，承包第一年就爲廠裡盈利140萬元，承包4年，利潤增長21.94倍。
“馬承包”一下子紅遍了全國。1985年7月26日，中國的各大報紙都刊登了新華社的長篇通訊，題目是《時刻想着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廠長馬勝利》。
有着“南步北馬”之稱的改革急先鋒步鑫生和馬勝利，他們的事蹟雖然只是閃耀一時，可是回想起來，依然令人心存敬佩，正是當年他們“摸着石頭過河”的勇氣，纔開創了國營企業一個嶄新的改革年代。
“基礎路線動搖不得”
1987年10月25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有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當時全國的4600多萬名黨員。
鄧小平主持了大會開幕式。大會的政治報告題爲《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可以說，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的突出貢獻之一，就是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黨的基本路線，也稱“中國共產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黨的“十三大”將基本路線表述爲：“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是這條路線的簡明概括。“一箇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這是由於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定的。
“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的立國之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強國之路。要從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開放應當大膽探索，勇於開拓，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在實踐中開創新路。
黨的基本路線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路線。中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集中到一點，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89年國內政治風波發生以後，黨內外一些人乘機興風作浪，攻擊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妄圖重新回到計劃經濟的傳統軌道上去。
尤其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了重大挫折。嚴峻的事實發人深思：今後世界將走向何方？社會主義的命運會如何？中國今後怎麼辦？
一時間，西方敵對勢力大肆宣揚“共產主義潰敗”，採用政治手段向中國施壓，同時進行經濟封鎖。西方國家的“制裁”不但使中國面臨着嚴峻的外交形勢，也加重了國內的經濟困難。
在1992年之前的一段時間裡，一種沉悶、壓抑、疑慮、無所適從的氣氛籠罩着整個中國。從1989年下半年起，“聽說改革開放要收一收，該抓階級鬥爭了”，“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根源，經營機制是資本主義的”，“聽說中央要取消個體戶了”等流言四起。
疾風知勁草，在壓抑的政治空氣下，一些人動搖了。有人開始跳出來指責經濟特區是和平演變的溫牀；有人認爲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內容；也有人認爲企業承包會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是甘願做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甚至有一些人主張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走“西化”的道路。黨內和一部分幹部羣衆中一度出現了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模糊認識，甚至出現了姓“社”姓“資”的爭論。
1991年2月15日，農曆大年初一，《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署名爲“皇甫平”。評論文章的題目是《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這篇評論以滿腔的激情歌唱改革開放。隨後，皇甫平又相繼發表了《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擴大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等文章，針對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皇甫平大聲呼籲：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當年，皇甫平的這四篇文章被稱爲“羊頭四論”，它們反映了鄧小平思想的精神，發出了改革的強音。但遺憾的是“羊頭四論”推出後，除了當年4月《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文章公開稱讚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語。
隨後，在最後一篇文章發表後的第三天，一篇名爲《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的文章在一家期刊上發表，這篇文章直接將矛頭指向了皇甫平。到了年底，這場爭論愈演愈烈，一些報刊發表了許多上綱上線的批評文章。
關鍵時刻，鄧小平力排衆議，提出必須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了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性，並指出：“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同年10月，基本路線被寫入黨章。
可以說，正是堅定的堅持和貫徹了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纔有了中國後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
股票市場的實驗
股票，是指股份公司在籌集資本時向出資人公開或私下發行的、用以證明出資人的股本身份和權利，並根據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數享有權益和承擔義務的憑證。
股票至今已有將近400年的歷史，它伴隨着股份公司的出現而出現。隨着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與資本需求的不足，要求以一種方式來讓公司獲得大量的資本金。於是，產生了以股份公司形態出現的，股東共同出資經營的企業組織。而股票市場的發展最終又促進了股票融資活動和股份公司的完善和發展。股票最早出現於資本主義國家。
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誕生於1602年在荷蘭成立的東印度公司。股份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態出現以後，很快爲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利用，成爲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組織的重要形式之一。1611年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們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進行着股票交易，並且後來有了專門的經紀人撮合交易。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個股票市場。
近代中國最早的股票出現於1920年。
1916年，孫中山與滬商虞洽卿就共同建議組織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擬具章程和說明書，呈請農商部覈准。1920年2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總商會開創立會。同年6月，農商部批准在上海設立證券物品交易所，運作模式引用日本所，還聘請了日本顧問。
1920年7月1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採用股份公司形式，交易標的分爲有價證券、棉花等7類。這就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股票。
新中國的股票市場是隨着國企改革的探索而產生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股份制也在這個時候進入了試點階段。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內地還處於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對於頗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股票市場，很多人連想都不敢想。
內地恢復證券交易的動因，還要從香港股市說起。正是因爲1977年後內地的改革開放，香港經濟得到刺激，股市纔開始大漲。或許是受到香港股市繁榮的啓發，內地證券市場也漸漸開始了萌動。有香港這麼一個成熟的證券市場做參照，以江澤民爲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愈發堅定了開放證券市場的決心。
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發佈的前一年，中國政府就已經選派了兩名代表，前往日本學習證券知識。禹國剛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批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證券的留學生。
1982年底，中國決定選派留學生赴日學習證券業務，條件是精通日語、懂證券知識。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大考場均未發現合格者，最後的希望落在了廣州。負責推薦應考者的深圳團市委，偶然發現深圳愛華電子公司有個青年叫禹國剛，畢業於西安外語學院日語專業。
於是，一個電話打了過去，接電話的正是禹國剛。他沒有聲張，星期天悄悄地去了廣州，日語輕輕鬆鬆就交了卷。令人驚奇的是，在50多名應試者中，他的證券知識答卷也是最先交的。主考教授很驚奇：“你怎麼還懂證券知識？”禹國剛回答：“我愛讀雜書。”1983年春天，愛華電子公司黨辦秘書禹國剛成了中國首批赴日學習證券的留學生的幸運兒之一。
禹國剛心裡明白，去日本的目的是爲了給中國建立證券交易所打基礎。然而，面對聞訊而來的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的提問，他的回答卻顯得十分謹慎。
“那個記者問我，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不用股票這個東西，派你們兩個來幹什麼？
這個問題很尖銳。所以我回答他說，我們中國有句俗語叫‘學了不用是白學的’，他後面沒有往下再問。如果他再窮追猛打，我真不好說。那時候國家根本沒把這個事情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你敢說學了有用？不敢說。”
1984年秋，回國後的禹國剛認定中國要開拓資本市場。他利用工作之餘，埋頭著書。1988年底，一本近30萬字的《證券市場》出版，正值深圳股市熱浪滾滾，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由此，禹國剛也正式踏進了中國的證券市場，成爲新中國證券市場的拓荒者，深圳證券交易所創始人之一。
禹國剛的經歷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恰是在他回國的那一年，北京、廣州、上海等地已經開始了股份制試點。
1984年7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業——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成立，並向社會公開發行了面值50元，社會法人股0.3萬股，內部職工股0.7萬股，總股份1萬股，股份總額50萬元的股票。
那時，股份制和股票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還很陌生。在此之前，知道的唯一一樣有價證券就是新中國於1981年發行的國庫券。以至於當飛樂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秦其斌去工商部門註冊登記時，還遇到了這樣一件尷尬事。
秦其斌發現在工商部門登記的表格上，所有制一欄只有三種選擇：國營、集體和私營。這使秦其斌犯了難，他想：我們肯定不是國營的，也不是私營的，那就登記“集體”的吧。可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一年後的1986年，當“飛樂”進行第一次分紅擴股時，卻被稅務部門在查賬時定義爲“私分國有財產”，最後以秦其斌寫檢討罰款了事。
這只是新中國證券之路上的一段小插曲。從陌生到熟悉，中國民衆從抗拒到爲之瘋狂的經歷，恰恰反映了中國證券的發展之路。
1986年的9月26日，家住上海市郊區的退休女工徐雪鳳，半夜便從家出發，趕往南京西路1086號。那裡正在發生一件可以被載入當代中國經濟史的大事。這一天，新中國第一家代理和轉讓股票的證券公司——中國工商銀行上海靜安信託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正式開張。
當年的很多媒體都對證券開張那天的盛況作了報道。
《解放軍報》：
今天清晨7時許，靜安寺附近的市工商銀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分公司門前，聚集了數百人。人們三五成羣紛紛詢問“代理買賣股票是怎麼回事”？“買哪家的合算”？9點開盤，牌價掛出來：飛樂音響公司股票買進賣出價都是55元6角，延中實業公司買進賣出價都是54元。
《中國法制報》：
儘管許多“老上海”對“股票行情”一詞早已淡忘，許多“小上海”更不知“股票交易”爲何物，9月26日一大早，與金融界闊別了30多年的股票交易市場一恢復，還是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市民。飛樂音響公司的700股股票，在開業兩小時內出售一空。延中實業公司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點15分收盤時，也出售了840股。
香港《東方日報》：
今天上午，參加首次開盤交易的是上海延中實業公司和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共拋出1700股。由於購者擁擠，原定採用現貨交易形式無法辦理，只得給予臨時收據。工商銀行上海信託投資公司靜安分公司考慮籌碼太少，趕緊宣佈收盤。
從郊區趕來的徐雪鳳也用1000元搶到了18股“飛樂”。雖然當時大多數人尚不知股票爲何物，她這種舉動無異於瘋狂。但從當時的資料來看，敢於“吃第一隻螃蟹”的人很多，只是“螃蟹”數量不夠。
在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報道了這條新聞：
上海工商銀行今日起開辦代理股票現貨買賣業務，到下午4點半收盤統計，延中實業公司和飛樂音響公司共賣出1500餘股股票，約8萬元。
上海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以來，全市已有749家企業非公開地發行了股票。這對吸收社會閒散資金，變消費基金爲生產基金有一定的意義，企業也可多渠道籌措資金，促進生產的發展。因此，建立股票市場事實上已屬水到渠成。
1986年9月26日這一天，中國股市成交了第一單。它標誌着中國中斷30年多的證券交易業務從此恢復了。《人民日報》的這條新聞也入選了1986年國內十大經濟新聞。
1986年11月14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約翰·範爾林先生訪華。範爾林向鄧小平贈送了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證章。而鄧小平則決定將一張飛樂股票贈給這位國際友人，由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的領導周芝石親自交給了範爾林。
現在，這張範爾林先生的“原始股”票已永久陳列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櫥窗內。飛樂股份公司的“原始老外”股東範爾林先生，也永久地載入飛樂公司的花名冊中。
1988年9月，高西慶、王波明、李青原等人在美國編寫了關於中國證券市場最早的提案——《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回國後不久，高西慶又起草了《關於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
這一“設想”獲得了中國政府的高度肯定，高西慶也因此成爲了最早參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建的人員之一。
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選在上海，似乎無可厚非。上海確實有着許多無法替代的天然優勢。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上海在穩定的環境中持續發展，上海市民的人均生產總值高達8179元人民幣，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1979年後，上海的金融制度改革也隨着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步發展，各銀行逐漸開放工商信貸、外匯外貿結算業務。因此，上海金融環境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得到了大力改善。
更重要的是，上海證券市場在1984年首次公開向社會發行股票，許多企業在轉型股份制後得以公開向社會集資，促進了資金交流，也在客觀上提高了社會對股票市場的認識。
當時的上海市領導人十分希望能儘快成立證券交易所。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副市長黃菊和顧傳訓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深化改革，發展上海金融事業，把上海金融搞好”座談會。在那次會議上朱鎔基市長談到股票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問題：“這項工作還是要大膽試點，儘管有一點政治風險，但是上海如不採取一點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
很快，負責具體籌建的人找到了——尉文淵。
尉文淵，上海人，15歲初中還沒畢業就去新疆伊犁當兵，住地窩子，在冰天雪地中經受了艱苦的鍛鍊。訓練之餘，他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打坯燒石灰築營房，乾的是極勞累的體力活，被他戲稱爲“基建”工作。這項工作培養了他此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一直保持着的非常明顯的性格特點，就是能吃苦。他18歲加入共產黨，當兵5年後復員回上海，在電影院當服務員。他工作積極，髒活累活搶着幹，年年被評爲先進，不久被選到上海某區委任宣傳幹部。
恢復高考後，尉文淵考入上海財經大學。畢業後，他婉拒了母校的挽留，到正在組建中的國家審計署工作，不久當了副處長。32歲時，他又被提拔爲審計署人教司某處處長。雖然仕途順利，但他對機關裡坐辦公室的生活一直不感興趣，老想做一點競爭性、挑戰性更強的工作。尉文淵的老師、原上海財經大學副院長、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龔浩成對他十分賞識，把他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處當了正處級的副處長。
尉文淵接受交易所的籌建工作後才發現，當時籌建工作真是千頭萬緒，面臨的問題成堆。那時人員編制緊張，就連交易所的選址和裝修工作都是尉文淵親自抓的。後來回憶起那段日子，尉文淵說：“我向人民銀行借了500萬元錢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後來上海證券交易所收了會員費才還清了這筆錢。”中央財政和上海地方財政在當時都顧不到上交所，因爲誰也沒想到這是個劃時代的東西。“交易所就像個野孩子，一開始冒出來自己闖，弄到後來才越弄越大。”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儀式在黃浦路19號浦江飯店舉行。上海市長朱鎔基、副市長黃菊，各界來賓和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香港地區的政要和金融家出席了開業儀式。朱鎔基發表了講話，並宣佈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隨後，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尉文淵敲鑼開市，他成爲當時全球最年輕的交易所老總。
當日，新華社對上海交易所的成立刊發了一條措辭嚴謹的消息：
響應深化改革的呼聲，我國大陸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今天成立。這一絕跡40多年的證券買賣專業場所於12月19日在上海外灘開業後，將有30種國庫券、債券和股票在那裡上市成交。據介紹，上海證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爲目的的事業法人，實行法人會員制，不吸收個人會員入場，第一批會員中包括上海、山東、瀋陽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證券公司、銀行、投資公司、保險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國性金融機構。
作爲中國改革開放向更縱深推進的標誌性事件，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業無疑會被載入史冊。如今，在中國第一家國家級證券博物館——歷道博物館內，有一面銅鑼靜靜地擺放在藏品櫃的一角。當年，尉文淵花了600多元從城隍廟把它買了下來，又在上海交易所成立那天敲響了它。
多年後，尉文淵回憶說：“那個鑼的聲音比較悶一些，聲音偏低沉，不是我們想象中很蕩氣迴腸的樣子。它帶點沉悶的感覺，所以開市的時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響。”
事實上，尉文淵的確是拼了命。在短短半年的時間內，他和他的同事們應對着千頭萬緒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這一天，尉文淵不僅敲響了開市鑼，更敲響了中國資本市場宏偉樂章的開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
自從1949年建國之日起，“計劃”和“市場”這兩個概念總是與意識形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是計劃經濟的觀念可謂是根深蒂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似乎是一個天經地義的思維模式。
計劃經濟，或計劃經濟體制，又稱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制。在這種體系下，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財團事先進行計劃。由於幾乎所有計劃經濟體制都依賴政府的指令性計劃，因此計劃經濟也被稱爲“指令性經濟”。
計劃經濟的長處在於：第一，能夠在全社會範圍內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重點建設。第二，對經濟進行預測和規劃，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在宏觀上優化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重大結構進行調整和生產力合理佈局。第三，能夠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兼顧效率與公平，保證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蘇聯是第一個應用“社會主義理論”的國家。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接着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蘇聯。蘇聯經濟體制採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發展，在建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並在二戰中依靠軍事工業取得了勝利。從此，計劃經濟被奉爲社會主義陣營的寶典。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概念的，基本上是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國民經濟初步恢復後，毛澤東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到1957年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佔絕對統治地位的100%計劃經濟體制。
事實上，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確實取得了令世界震驚的經濟成果：GDP在1976年達到了世界第六，除蘇聯以外，是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發展中國家；黃金儲備600噸；糧食在上個世紀70年代起，中國人就能吃飽了。1970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289公斤，而到1975年已經達到了308公斤，就是說早在1978年之前，耕地僅爲世界7%的中國，卻養活佔世界1/5的人口。
然而，計劃經濟強調統籌兼顧、綜合平衡，一切大小事務，都有國家周密的計劃安排，它主要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直接控制企業的行爲。其弊端是政府對企業管得過多、過死，使企業和勞動者不能充分發揮其主動性和積極性，降低了勞動率，從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隨着生產力水平的發展以及人民對生活水平的要求的提高，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的束縛越來越明顯，使得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經濟體制的矛盾越來越大。
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人民統一干活吃“大鍋飯”，一切生產屬於國家所有，幹多幹少一個樣，這極大地扼殺了人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使國家生產得不到提高，造成經濟的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的狀況。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重新認識市場調節的問題已經顯得尤爲重要。1979年，鄧小平、李先念等人率先提出了以計劃經濟爲主、市場經濟爲輔的思想。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爲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此，中國開始了從計劃經濟慢慢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農民生活水平與質量大大提高，農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市場上農產品的數量和種類越來越多。繼而推動了城市的企業改革，提高了工人生產積極性，使商品的生產數量和質量都大大提高，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並使中國商品買賣市場由賣方向買方轉變。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市場經濟的模式下，中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過去的30多個年頭裡，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首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數據，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爲471564億元，GDP以每年接近於10%的速度增長，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其次，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努力下，解放初期那種“沒有一種農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工業更弱”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主要工農產品產量分別位居世界前列；再次，實行市場經濟以來，中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增長了9.6倍，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早在1979年時，鄧小平就曾說過：“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
歷史最終見證了偉人的睿智。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有活力，更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