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尊重農民自主權、保障農民物質利益的春風吹向農村大地，從而使在全會前已在醞釀中的農村改革得到了強有力的推動。
20世紀70年代，安徽鳳陽人民率先搞起了農業生產責任制。這一勇敢而智慧的行動，圓了億萬農民期盼多年的溫飽夢。正是當年這一偉大創舉的推行，纔有了中國農業的騰飛，纔有了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包產到戶
在安徽省東部，有着一處歷史悠久的人文故地。這裡曾經走出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這樣一代帝王。它就是“花鼓之鄉”——鳳陽。
在舊中國，鳳陽縣以兩件事出名：一是花鼓，二是窮，而這兩件事又恰恰和朱元璋有關。在鳳陽當地有一首流傳已久的花鼓歌這樣唱道：
說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
爲什麼說朱元璋做了皇帝，鳳陽反而變得不好了呢？這是鳳陽當地的一個傳說。傳說朱元璋稱帝后，鳳陽鄉親帶上花鼓爲他歌功頌德。皇帝龍顏大悅，一時興起便允諾鳳陽百姓以後不用再種田了，我給你們送糧食吃。你們以後的日子，就天天唱着花鼓過吧。
朱元璋本是一句戲言，沒想到鳳陽的老百姓當了真。種田的撂了荒，做工的罷了工，整日裡坐吃山空。可直到糧倉空了的時候，皇帝的糧食也沒有等到。
爲了不至於餓死，百姓們只有背起花鼓去討飯，真的變成了“先唱後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唱着過了。
當然，這只是一個傳說，鳳陽的貧窮實在不能賴在朱元璋身上。事實上，在朱元璋走出去之前，這裡就是一片多災多難的地方。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就曾有過如此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彷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
新中國成立後，鳳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於鳳陽靠近淮河，而這條河又缺乏治理，經常氾濫。有時眼看着莊稼豐收在望，可一場洪水襲來，農民一年的辛苦和希望就全被沖走了。
“**”期間，在極“左”路線的干擾下，鳳陽和許多地方一樣，限制農民羣衆發展家庭副業，認爲這是在搞資本主義。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極低。1978年，鳳陽縣逃荒要飯的近3萬人，幾年內全縣農村人口驟減了10萬。
1976年，萬里到安徽擔任省委書記後，曾走訪了很多鄉村，做了大量細緻的調查，對當時安徽農村的問題有了深刻的瞭解。許多年後，萬里在回憶中寫道：
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門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什麼問題？爲什麼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佔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
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1978年，安徽大旱，鳳陽的災情尤爲嚴重。面對大面積減產、絕產的莊稼，飢餓的陰影再次籠罩在小崗村人頭上。
小崗村，顧名思義，這是一個座落在並不太大的崗地之上的村莊。說它小，確實小，當時它只有20戶、115人。它位於安徽省滁州市（當時還叫滁縣地區）鳳陽縣城東南40華里一個海拔50米左右的丘陵崗地。當時，小崗村隸屬於梨園公社，以“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而聞名。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小崗村餓死了67人，絕了6戶人家。全村只有2戶沒討過飯。1978年7月，夏收分麥子，鳳陽縣小崗村每個勞動力才分到3.5公斤。現實已經把人逼上了改革的不歸路，即便是冒着殺頭的危險，他們也要試一試。
如今，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內，珍藏着一份藏品號爲GB54563的特殊協議書——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村民的大包乾協議書。1978年冬末，小崗村18戶農民冒着坐牢的危險，以“敢爲天下先”的膽識，在這份協議書上按下了18顆鮮紅的手印，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1978年秋後，爲了防止發生餓死人的悲劇，安徽省委指示小崗村生產隊和省內其他地方一樣，開始嘗試推行包乾到組的生產責任制。
小崗村生產隊按要求被分成兩個工作組，實行“包乾到組”。可沒多久，兩個工作組內部就產生了矛盾，隊領導請示公社將工作組劃分得小一點。
當時，書記張明樓破例同意小崗村分成4個組。可沒過幾天，各組內部再次產生了矛盾。因爲劃分得越詳細，組內成員在記工分和出勤上誰吃虧誰佔便宜就越看得清楚，農戶之間的利益衝突愈發明顯。一時間，農戶們吵吵嚷嚷：“照這樣下去，不如徹底散掉，各人幹各人的算了。”
小崗村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正值壯年，年輕氣盛。他深知這樣下去，小崗村毫無希望。一天，他向村裡最年長的老人請教如何才能將生產搞好。老人說：“只有一家一戶地幹，才能化解各種矛盾。就怕政府不讓，你們當幹部的也不敢幹。”
一句話點醒了嚴宏昌。他家的日子原本還可以。1975年，他在不到5分的自留地裡種了生薑、辣椒、大蔥，祖父留下來的近20棵柿子樹長滿柿子，再加上養的兩頭肥豬，一年收入幾百元。到小市場上買回糧食，夠一家9人餬口了。但是，他家因此被當成“走資本主義”的暴發戶，接連被大隊、公社批判了好幾場。
此後，嚴宏昌便和父母兄弟分頭出去討飯，北到徐州，南到南京，“走南闖北”。只有他的妻子沒有出去過，在家裡掙工分。在他的安排中，好勞力要去討飯，弱勞力呆在家裡掙工分，反正“幹多幹少一個樣”。正值壯年的嚴金昌雖然不願意討飯，但要想不餓肚子，似乎也想不出別的方法。
這時候，村裡的議論聲也越來越明顯。村民們在田間地頭紛紛交頭接耳：“大家的自留地都種得很好，爲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爲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議論的多了，漸漸開始有村民躲躲閃閃地提出：“不然乾脆分開來幹！”
嚴宏昌找到了生產隊長嚴俊昌和另外一名隊幹部嚴立學。三個人一碰頭，意見不謀而合，全都同意單幹。但是，分田單幹的後果是嚴重的，很有可能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遭受牢獄之災。
求生的本能最終戰勝了未知的恐懼。幾個人決定鋌而走險，爲小崗村闖出一條生路。嚴宏昌對隊長嚴俊昌說：“我家人口比你家少，這個犯法的事就由我來牽頭，大夥要是都同意，咱們小崗村就分田到戶，單幹！”
1978年11月24日，嚴金昌吃過晚飯，來到了嚴立華家。嚴立華家有兩間茅草房，平時是村民們聚會的“據點”。在這個初冬的夜晚，小崗村20戶農民有18戶的戶主在場，只有關友德、嚴國昌兩位戶主外出討飯，沒有到場。
嚴宏昌首先開口：“今天大家集中開會，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怎麼才能讓各組不吵不鬧，把生產搞上去。”
“咱們隊要想有碗飯吃，只有分開，一家一戶地幹。”農戶嚴家芝快人快語，第一個挑明瞭想法。一位老農戶接着說：“剛解放時，我們都是單幹，那時候都和和氣氣的，家家有餘糧。單幹肯定比現在強，就是政府不允許。”其他農戶也都你一言我一語，紛紛附和。最後所有人統一了口徑：“只要幹部同意我們單幹，我們保證不添半點麻煩。”
話已至此，隊長嚴俊昌表了態：“既然大家都想單幹，我們當幹部的也不裝孬。”
嚴宏昌也站了起來，一字一頓地說：“現在來看，咱們隊只有分田單幹才能不被餓死。但是咱們必須訂個協定：第一，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許向任何外人講，誰講誰就是全村的敵人。第二，每逢夏秋兩季交糧油時，該是國家的給國家，該是集體的給集體，誰也不許裝孬，更不能叫咱幹部上門要。”
接着，他進一步解釋道：“老輩人過去搞過‘包產到戶’，田分到各家各戶後，生產的糧食油料作物都還要統一收到生產隊，由隊裡再統一上繳國家的徵購任務，統一扣除集體的提留，一切還要由生產隊統一結算，算出各家各戶的工分後，再統一分配。這等於‘脫褲子放屁，多道手續’。咱要幹，就乾脆一步到臺口：包乾到戶！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給集體的給集體，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土地、耕牛都分到戶，不再由隊裡統一安排、統一分配，這樣也可以防止我們隊幹部貪污挪用、多吃多佔。”
窗戶紙被捅破後，現場熱鬧起來。“誰要說出去，就不是他娘養的！”農戶們的話雖然粗俗，卻明確地表達出了各自的決心。
這時，有心思縝密的農戶說出了心裡的擔憂：“萬一被上頭髮現了，你們幾個幹部弄不好要坐班房，你們的大人小孩怎麼辦啊？”
大家陷入了沉默，茅草屋內瀰漫着嗆人的煙味。一位老農站了起來，斬釘截鐵地說：“你們是爲我們村民出的事，到時候，我們誰也不能裝孬，全村湊錢湊糧，把你們的小孩養到18歲！”這一提議得到在場村民的贊同。
有人提議道：“空口無憑，大家應該立個‘軍令狀’！”
“對！”
“寫上幾條，大家都捺手印！”
“誰孬種，誰不是人！”
嚴宏昌被眼前這種熱血沸騰、肝膽相照的場景深深打動了。他取出兜裡的新農村牌水筆，把一包淮北牌的香菸倒出來，準備就着煙紙寫下契約，卻被嚴立學勸止了。
嚴立學覺得香菸紙太小，再說在煙紙上寫這樣重要的東西，既不嚴肅也不正規。嚴立付一聽，覺得有道理，說着“我家有紙”，就出了門。他家就住在嚴立華的隔壁，原就是生產隊的記工員，兒子又在中學唸書，幾張紙還是找得到的。很快，他就拿來了兩張十六開的白紙。
隨後，在煤油燈光中，高中文化的嚴宏昌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保證書”：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剎（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嚴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7戶戶主的名字。他和嚴立學、韓國雲在自己的名字上蓋了章，到場的另15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討飯的關友德的手印，由叔叔關庭珠代按；嚴國昌的手印由其兒子嚴立坤代按。
這份協議書，是一份生死文書。雖然錯字連連，又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卻是中國農村改革最早的民間宣言書；一個個鮮紅的指印，彰顯了小崗村人敢於向舊觀念和舊體制挑戰的勇氣！
既然下了決心，剩下的問題就簡單了。小崗村共有500多畝田地，全部按人頭搭配劃分；耕牛折價後，兩戶包一頭；國家徵購任務、還貸任務、公共積累、各類人員的補助款項，按人頭承包到戶；包乾任務完成後，剩多剩少歸自己。
在那個時代，“包產到戶”就是一種叛逆性的行爲。當年在協議書上捺下手印的關友江說：“能幹一年幹一年，能幹半年幹半年。”小崗村的村民沒有想到，他們的這個“叛逆”行爲竟會在中國引發一場風雷，成爲中國農村經濟管理體系改革的先聲。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
1978年冬天，在一間低矮的茅草房裡，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的18戶農民“冒天下之大不韙”，捺下了鮮紅的手印，率先實行包產到戶，試圖闖出一條生路。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1979年春，全縣都在實行包乾到組責任制，下地幹活，不是成羣結隊，也是幾家人一道出門，一道回村。唯獨小崗人卻是三三兩兩，有時甚至只是一個人天剛剛亮就下了田，有的摸着黑還在月亮地裡忙。附近生產隊的春耕纔剛開始，小崗村地裡的莊稼卻已忙完一半了。
小崗人這麼起早貪黑地忙活，周邊生產隊的社員從中看出了蹊蹺：小崗這是把田偷偷分到戶了！
這消息像是長了翅膀，慢慢地飛到了梨園公社，傳到了公社書記張明樓的耳朵裡。張明樓開始時並不信，小崗村生產隊的幹部都是他親自任命的，不相信他們敢這麼幹。不過，張明樓也留了個心眼，慢慢地蒐集到一些證據，最終證實了傳言。
張明樓喊來了小崗村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氣得直髮抖：“你小子膽子太大了！逮你嚴宏昌不冤枉你，連我也要陪着你倒黴！要我說，你年紀輕輕的，啥點子不好出，你爲什麼揀這條死路走？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
嚴宏昌見事情敗露，連忙解釋：“我們只是分戶作業，地還是集體的，大家沒脫離集體。再說，我們只想多收點糧食，大家都有碗飯吃。”
“不要說了！”張明樓下了死命令，“你們小崗就是家家收個金碾子，我們也不稀罕。國家寧願管你們吃飯，也不能讓你們這樣胡來！回去就叫大家並起來！”
在隨後公社召開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議上，張明樓公開點了小崗的名，宣佈小崗生產隊如果不併起來，不僅要扣除小崗隊的牛草，而且化肥、種子、貸款一樣不給。
會後，張明樓專門將嚴宏昌留下來，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我也是幹過農活的人，難道不知道你們這樣幹能增產？我怎麼會不想分田到戶呢？誰都想改變家鄉的貧困面貌，可是上頭不允許這樣幹，你們也要理解我，我是共產黨員，又是公社書記，我不能不對黨負責。我同情你們，你們也要理解我。回去還是並起來吧！”
1979年4月10日，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到梨園公社檢查工作。張明樓將小崗村單幹的情況作了彙報。
聽了彙報，陳庭元心思一動，便驅車來到了小崗村，找到了嚴宏昌。
“爲什麼要分到戶呢？現在可沒有這個政策啊！”陳庭元問道。
嚴宏昌說：“三十年了，我們小崗生產隊年年吃救濟，還年年外流；如今上面的政策變寬鬆了，我們就試着包乾到戶，只是想多打糧食，也減少國家的負擔。”他邊說邊把陳庭元帶到一塊花生地去看。
在村西北的一處乾渠旁，一位農戶正在花生地裡忙活。在滁縣行署農業局幹了多年局長的陳庭元，只稍微看看地裡莊稼的長勢和社員幹活的架勢，心裡便清楚了。他問嚴宏昌：“花生也是分到戶之後種的嗎？看樣子秋後收成不賴。”
嚴宏昌十分自信，說：“是的，僅花生這一項，只要不遭災，一年的產量肯定抵過去五年的。”
陳庭元不免有些意動，他將張明樓叫到一邊說：“就讓他們幹一年試試吧！”
張明樓也是吃苦頭吃怕了，社員怕餓，幹部怕錯。他勸阻道：“書記，這不是支持他們搞資本主義嗎？上面知道了要倒黴的。”
陳庭元平靜地定下了基調：“他們已經窮‘灰’掉了，還能搞什麼資本主義，最多也莫過於多收點糧食，解決吃飯問題。就先讓他們幹着看看，上面不叫幹再說。”
就這樣，陳庭元採用“不制止、不宣傳、不推廣”的方法，將小崗村的包乾到戶責任制保護了下來。
小崗村人用一年辛勤的汗水，終於使“包乾到戶”結出了豐碩的果實。1979年，小崗全隊糧食總產13.3萬斤，相當於1966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的總和；油料（主要是花生）總產3.5萬斤，相當於過去20年的總和。小崗全年的糧食徵購任務是2800斤，過去23年顆粒未交，當年上交24995斤，超額7倍多。由
於生產發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隊農副業總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農業豐收了，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收割季節，哪家都免不了丟些黃豆、山芋什麼的。可是，當年那麼多花生都攤曬在田裡，從未發現誰家的東西少了。小崗村從昔日遠近聞名的“討飯村”，一躍成爲“冒尖村”。
小崗村的變化所有人都看在眼裡，包乾到戶的經驗不脛而走，周圍的鄉鎮紛紛效仿。但是，1979年時，中國農村改革還處於起步階段，“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還是中國農業的“禁區”。當年，中央多次發文，堅持“三級所有，隊爲基礎”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在此形勢下，鳳陽縣委宣佈，本縣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
在此情況下，小崗村所在的梨園公社要求他們再“並起來”。經常到小崗觀察形勢的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支持小崗：只要你們交齊國家徵購、集體提留，並帶頭還貸款，還叫你們幹下去。不過，其他生產隊以“小崗不併，他們就不併”爲由，讓公社很爲難，讓小崗並起來的聲音仍不絕於耳。小崗人單幹幹得戰戰兢兢。
1980年1月24日，時任安徽省省委書記的萬里來到小崗村。在嚴宏昌家開的座談會上，萬里對小崗的包產到戶明確表態：“地委批准你們幹3年，我批准你們幹5年。”對於有人批評小崗在“開倒車”的說法，萬里說，只要能對國家多做貢獻，對集體能夠多提留，社員生活能有改善，幹一輩子也不能算“開倒車”。誰要說你們“開倒車”，這場官司由我跟他打去。
萬里之所以如此自信的支持鳳陽縣的改革，這和鄧小平的堅決支持是分不開的。
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萬里當選爲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萬里被任命爲國務院副總理。
期間，萬里曾就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多次向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進行彙報。當時，鄧小平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農村改革方面存在的重大思想分歧。同時，這位政治家也意識到了農村改革的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中國改革的大趨勢。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後，鄧小平開始發表自己的觀點，表明自己對農村改革的態度。特別是在農村改革遇到壓力的艱難時刻，他對萬里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幹下去。”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對小崗村生產隊和安徽其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地區給予了肯定和支持。鄧小平說：“對於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貧困的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產到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再一次站出來支持農村改革，他對“大包乾”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說：“農村改革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乾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
此時的鄧小平已經是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他的關於包產到戶的表態，對於人們打破僵化觀念、消除恐懼心理、推動包產到組最終發展到包產到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在黨中央的推動下，這種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發展。到1981年底，全國農村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乾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正式將大包乾、包乾到戶、包產到戶等統稱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將其肯定爲偉大的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中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在1991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爲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爲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並不斷充實完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指農戶以家庭爲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其基本特點是在保留集體經濟必要的統一經營的同時，集體將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承包給農戶，承包戶根據承包合同規定的權限，獨立作出經營決策，並在完成國家和集體任務的前提下分享經營成果、一般做法是將土地等按人口或勞動力比例根據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分給農戶經營。承包戶和集體經濟組織簽定承包合同。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而且，隨着承包制的推行，個人付出與收入掛勾，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增，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民可以將多餘的糧食出售，形成了自由市場，農民手上的現金大增，農村經濟大爲好轉。在1978年至1985年間，糧食的增幅達到中共建國以來的最高峰。而農民除了需要上繳的公糧外，對種穀物擁有完全的自主權。農民可以選擇收益較高的經濟作物，農民的收入也因此得到了提高，部分的農戶更躍升爲萬元戶。農村出現了一番新氣象。
1985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召開成立40週年大會，當中國代表在會上宣佈中國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已接近400公斤，達到世界人均水平時，全世界爲之震驚。
“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普遍實行，使農產品的市場供應狀況明顯好轉，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促使傳統農業經濟開始朝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方向發展。同時，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及其示範效應，堅定了廣大羣衆對於改革的決心，從而爲各領域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給予了可靠的精神支持。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鄉鎮企業就是由農民辦的企業。鄉鎮企業的出現，是中國改革開放中一件具有偉大意義的事。
衆所周知，在中國的十幾億人口中，有80%的人口是農民。但有限的耕地又用不了這麼多人去種，將剩餘的勞動力組織起來創辦企業，既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作用，又能發展農村經濟。
中國的鄉鎮企業在建國初期就已經存在。不過，當時的工業化以國家發動且生產資料優先發展爲基本特徵，工業和農業被截然分入城市、鄉村不同的經濟體系。鄉村工業的發展受到抑制，波動很大且速度緩慢。
1956年，無錫縣（今無錫市郊區）東亭鎮的春雷農業生產合作社，爲解決田少人多的矛盾，把木匠、泥瓦匠、篾匠、鐵匠、石匠等“五匠”組織起來，辦起了春雷高級社木工廠，這是江蘇省有據可查的第一個社隊企業。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同時，農村改革全面展開，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農村勞動力開始出現剩餘，這進一步推進了農民興辦鄉鎮企業的熱情。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下，全國的經濟形勢有利於鄉鎮企業的發展。
這裡面所說的“社隊企業”，就是鄉鎮企業發展的前身。1959年時，毛澤東叫它社辦工業，並稱贊它爲“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裡”。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即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農村各種聯營企業、合夥企業、個體私營企業才得以迅速發展。根據新的情況，1984年中央4號文件把社隊企業改爲鄉鎮企業，包括鄉鎮辦、村（村民小組）辦、聯戶（合夥）辦、戶（個體私營）辦四個“輪子”。1984年初，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煙臺調查社隊企業時說，社隊都改成鄉鎮、村和村民小組了，還是改名爲鄉鎮企業好，將來農民辦企業可能得辦到鄉鎮。
由於鄉鎮企業是獨立覈算、自負盈虧、不吃“大鍋飯”、不捧“鐵飯碗”、投資少、費用低、自主權比較多，因而更容易適應市場需要。它一經出現便顯示出了很強的競爭力和生命力。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支持下，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一度超過了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平均速度。到1984年，全國鄉鎮企業達到606.52萬個，其中戶辦、聯戶辦的企業佔69.3%。鄉鎮企業總收入爲1537.08億元，比1983年增長65.5%。到了1985年，戶辦、聯戶辦的企業又增加了600多萬個，鄉鎮企業總收入較1984年增長66.9%。
在1987年至1988年的兩年間，鄉鎮辦、村辦、聯戶辦、個體辦的農村小企業呈現出蓬勃生機，農民稱之爲“‘四個輪子’一齊轉，大家奮力奔小康”。在興辦鄉鎮企業的事件中，廣大農民創造出了一些各具區域特色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主要有：
一、珠江模式。這是外向型鄉鎮企業的一種模式。在地域上指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的佛山市、中山市、江門市、東莞市、新華鎮和順德、寶安等13個縣的農村鄉鎮企業。這種鄉鎮企業的特點是：在所有制上，以鄉（鎮）村兩級集體經濟爲主、五個輪子（鄉辦、村辦、農民聯戶辦、個體辦和其他合作形式辦）一齊轉的多層次結構；在經營形式上，以集體經營爲主，積極發展包括同外商合資、合作經營在內的多形式的橫向聯營；在產業結構上，以工業爲主，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包括髮展創匯型、“三來一補”型和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型企業；在企業營銷目標上，面向國際、國內兩大市場，擴大產品外銷比重，多出口，多創匯；在企業資金來源上，採取積極引進外資、社會集資、銀行貸款等多渠道辦法。
珠江模式的成因，主要是毗鄰港澳，海外華僑、港澳同胞衆多。利用這種優勢，大力引進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從而創造出“外向型”經濟的鄉鎮企業模式。同時，這些地區優越的自然條件，發達的農業和有較高文化科技素質的勞動力，也給創建外向型鄉鎮企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蘇南模式。這種模式是經濟發達地區的鄉鎮企業模式。這種模式主要集中於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三市的廣大農村地區。這一地區的鄉鎮企業，起步早，發展快。其特點是在所有制形式上，以鄉鎮、村兩級集體所有制爲主；在產業結構上，以工業爲主，尤其以非農副產品加工業爲主；在城鄉關係上，與城市企業、科研單位有着緊密聯繫，城鄉經濟相互依存和滲透；在流通結構上，以市場調節爲主。“蘇南模式”形成於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的發祥地、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銳的地區。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可以經常給這些鄉鎮企業以技術、設備和加工任務等支持，從而使這一模式優勢明顯，發展較快。
江蘇的鄉鎮企業就是“蘇南模式”的典型代表。從1978年到1992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4年間，江蘇鄉鎮企業產值總量由1978年的63億元增加到1992年的2463億元，從業人數由1978年的249萬人增加到1992年的730.25萬人。不斷壯大的鄉鎮企業，爲江蘇經濟發展積累了初步工業化的資本、技術和經驗，從而帶動了江蘇經濟的騰飛。
三、耿車模式。耿車模式是經濟不發達地區鄉鎮企業的一種模式。它是以江蘇省北部宿遷縣耿車鄉發展鄉鎮企業的格局而得名。它從起點低的戶辦企業開始，進而鄉、村、聯戶四個輪子一齊轉，形成多種所有制、多樣化產業、多渠道服務的鄉鎮企業模式。耿車鄉創辦大大小小一起上的鄉鎮企業，從1983年試點，1984年全鄉推開，運行兩年就取得了可喜成績。
1986年，耿車全鄉共有鄉辦企業18個，村辦企業29個，聯戶辦企業98個，個體辦企業5249個。全鄉大小企業的總產值達到4691.13萬元，比1983年增長近4倍。耿車模式的成因是從貧困落後的實際出發，以“無農不穩、無工不富”思想爲指導，在堅持農業爲基礎的前提下，從開發本地傳統手工技術做起，發揮勞動力衆多的優勢，以勞動密集方式分戶經營小手工藝品、小商品，進而形成聯戶辦、村辦、鄉辦的複合式鄉鎮企業。
四、溫州模式。溫州模式是一種以興旺的家庭工業爲主的市場型鄉鎮企業模式。它在所有制上，以個體經濟爲主體。據1985年的統計，全市工商登記發證的個體工商戶已超過13萬戶，其中農村佔80%，城鎮佔20%。在產業結構上，以日用小商品生產爲主導企業，兼營門類齊全的社會化服務業。在流通結構上，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聯結生產循環過程，形成了小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組合方式。在城鄉關係上，形成以小城鎮爲依託的商品生產羣體。
溫州模式的出現，是因爲歷史上溫州的各種家庭手工業十分發達，小商小販衆多，由此造成溫州農村的微觀經濟基礎。在農村改革不斷深入的影響下，溫州的傳統手工業優勢，在家庭工業、聯戶企業的載體上得到發揮。
此外，還有福建僑鄉以股份經營型鄉鎮企業爲特徵的晉江模式，以上海郊區爲典型的城鄉緊密結合的滬郊模式等等。
1987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接見外賓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他不僅以“異軍突起”充分肯定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重大成就，而且把鄉鎮企業的發展與農村改革緊密聯繫起來，肯定了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爲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爲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爲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不僅給農村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在計劃經濟時代率先進行了以市場爲導向的實踐，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確定下來，起了重要的作用。
城市般的村莊——華西
華西村位於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
華西於1961年建村，原來的名字是華西大隊。建村之初全村僅有667人，面積僅0.96平方公里，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江南小村。當時，華西村的集體資產只有2.5萬元，還欠債1.5萬元，人均收入只有53元。
誰能想到，幾十年後的華西村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近年來，華西先後獲得“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模範村民委員會”、“全國文明村鎮”、“全國文化典範村示範點”、“全國鄉鎮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單位”、“全國鄉鎮企業先進企業”、“全國大型一檔鄉鎮企業”、“全國鄉鎮企業科技工業園”等殊榮，並被國內外各界人士讚譽爲 “天下第一村”！
走進如今的華西村，取代過去低矮、落後農業小村的是一排排歐式高檔別墅構成的現代化城鎮。城鎮中央豎立着9座塔樓，雄偉壯觀的“金塔”特別顯眼，它成了華西村的標誌性建築。華西——現已彙集成爲一座由周邊16個村構成、面積3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3萬，集娛樂、休閒、體育、購物、旅遊等於一體的各類設施齊全的現代化新農村。
那麼，一個只有數百個勞動力的小村莊，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做出瞭如此突出的業績。難道華西村有什麼“秘密武器”？
事實上，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華西村還相當貧困，每年都有人離開家鄉到外面去求生存。那時，村長吳仁寶終於明白了一件事：華西村每人只有0.03公頃的土地，若是人人都擠在這麼有限的耕地上謀生，也許只能解決溫飽；只有利用全村勞動力多且廉價的優勢，大力興辦工廠，使鄉親們走“亦工亦農”、“離土不離鄉”的道路，才能共同富裕。
當時全國上下正在學習大寨，而華西村正是全國學大寨的典型。但是華西村地少人多的事實讓吳仁寶選擇“
鋌而走險”，開始了新的嘗試。吳仁寶偷偷抽調了20人，在村裡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在“階級鬥爭爲綱”的年月，這樣的做法是非常冒險的，這個五金廠也成了村裡的最高機密。吳仁寶的大兒子吳協東回憶說：“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
“原來我們20世紀在60年代的時候講階級鬥爭、生產鬥爭，我們抓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嘴上要喊，具體不要去做。發展以糧爲綱、全面發展，我們是抓全面發展。實踐下來，單靠農業富不起來的，要富起來，我們農民，特別是我們人多地少的地方更要搞其他行業，”吳仁寶說，“上面不準搞怎麼辦？我們辦的小五金廠，我們保密，對外不講。領導來怎麼辦？領導來我們有數的。因爲上面的領導也不統一，有的領導說要搞經濟，有的領導說要抓階級鬥爭。上面要抓階級鬥爭的領導來了，我就不給他看了。看什麼？把職工帶到外面去，剷草皮，積河泥，搞得轟轟烈烈。上面的領導一看他非常高興，他走了。我們把工人再叫回來，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要加班加點。所以我們這樣搞的，過去我們工作一天要15個小時，現在來說8小時還有雙休日，那時不同的。”
正是這個“機密”的小五金廠，促成了華西村的第一次轉身——帶來百萬利潤，讓200多戶社員全部住進新蓋的瓦房。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乾制是一場農村變革，華西村當時正在發生的則是另一場變革。它是從人民公社集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一類在相當長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並確實發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吳仁寶的第四個兒子、現任華西集團公司董事長吳協恩說：“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時，我們在銀行的存款已經有100萬了，但我們的銷售額、產值也只有大概一百零幾萬，那時華西人均純收入只有210塊錢。真正要說華西有所改變的時代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這段時間，華西的發展非常快。”
20世紀80年代的華西村依託上海搞“橫向聯營”，通過每個週末請上海的工程師進行指導的方式，把上海的技術移植過來。這種用班車請到華西村的工程師，最多時一次有100多人。這些“禮拜天工程師”的到來，不光爲華西創造了財富，更重要的是幫助華西村培養了一批綜合素質較高的年輕技師和工人，發展工業的技術基礎更加雄厚。於是，隨着改革進一步深化，國家政策越來越放開，華西村也越發如魚得水。
如今的華西新村，已經建起了鋁型材、銅型材、鋼材、帶管、化工、毛紡六大系列產品的工業新村。全村擁有全資、控股、參股企業57家。其中全資企業40家，控股企業7家，參股企業10家，這57家企業構成了規模化經營的華西集團。2003年，華西集團銷售收入達到106億元，成爲中國第一個超百億村。
2001年，吳仁寶和華西村人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分五統”，即：一分，就是村與企業要分開，把新合併的16個村規劃成12個村，合併後的原村委會還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選舉。五統，一是經濟由華西統一管理，二是勞動力在同一條件下統一安排，三是福利由華西統一發放，四是村莊由華西統一規劃建設，五是華西村黨委統一領導，和周邊的16個村一起組成了大華西村，面積由原來的0.96平方公里擴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來的2000多人增加到5萬多人。
2004年，華西村人均工資收入12.26萬元。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華西村人收入是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41.76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13.01倍。2009年，華西村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中國第一村，華西村創造了中國世界紀錄協會多項世界之最、中國之最。
社會主義新農村
“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概念由來已久，從20世紀50年代被中國共產黨提出至今，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這幾十年的探索經歷，其中的經驗和教訓都值得認真總結和記取。
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當時，爲了早日實現國家富強，國家開始實施工業化優先發展戰略，所需資金只能來自農業剩餘，農民要爲國家的工業化作出貢獻。所以，爲了加速農業發展，這次會議上通過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會議上，鄧穎超在講話中指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法規”。這是中央領導人中最早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概念。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隨着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展，中共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共中央制訂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是高速度發展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綱領。”
1963年12月，黨中央下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提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要動員和組織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隨後，在國家的動員下，相繼有近百萬知識青年離開城市，趕赴農村參加農業生產。
歷史的發展證明，60年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是不成熟的。單純地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爲一種動員手段，其目的是要求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對農村建設很少投入，地方和農民沒有資金投入到新農村建設中去。還有就是容易將某一地的經驗教條化，忽視不同區域的條件差別，比如說農業學大寨運動。因此，是不可能建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
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建設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績。首先是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農業和農村得到一定的發展，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國家提出了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化學化等措施，毛澤東還提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以及農業“八字憲法”等思想，並在全國大修水利，興建了很多水庫和灌溉工程，這些工程很多到現在仍然在發揮着作用。
其次，在新農村建設中，國家逐步建立了包括勞動保險、困難補助、生活補貼、社會救濟和農村“五保”供養制度。特別是在1958年以後，人民公社出現了敬老院、合作醫療等簡易的社會保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條件。
同時，在這一時期的新農村建設中，一些地方發揚吃苦耐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拼搏精神，頑強地同自然作鬥爭，把不利條件改變成了有利條件，迅速發展了生產的同時，也涌現出了一批“社會主義新農民”。其中就包括以陳永貴、吳仁寶、寶日勒岱爲代表的新型農民和以邢燕子、呂玉蘭、侯雋爲代表的下鄉知識青年，成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榜樣。
20世紀70年代以後，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探索熱潮。
1981年11月，國家在《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報告中，號召全黨帶領和團結億萬農民，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奮鬥。強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要首先抓好農業生產，發展農村經濟。要發展農村經濟，必須打破人民公社體制，解放農村的生產力。於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應運而生。
在新農村建設中，黨中央開始實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多予少取，讓農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接着又提出改革農村管理體制，搞活農村經濟。繼而，政府又推出了直接補貼農業生產者的制度，幫助農民增加收入。
2003年初，新一屆政府領導人上任後，立刻把農村改革列入四項改革之首，並在部署近期工作時，把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列入第一項。2004年3月5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從今年起，要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
2005年12月29日下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以“162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表決決定，於1958年6月3日通過的農業稅條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也就是說，從2006年開始，近9億中國農民依法徹底告別了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農業稅。取消農業稅是農村體制改革的標誌性事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由此全面展開，從此農民將輕裝前進，奔向小康。
農業稅的取消，標誌着中國農村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以鄉鎮企業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爲主要內容的綜合改革階段。
新時期的新農村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從1978年到2004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例下降了89.5%；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近22倍；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總額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下降了20.5個百分點，且將繼續呈下降趨勢。這一時期，國內也涌現出了一批新農村建設的典型。
在北京西南郊，在距離有着50萬年曆史的北京猿人遺址以西5公里處，有着一座不斷創造奇蹟的村莊。這就是中國十大名村之一的北京韓村河村。
幾十年來，只有2.4平方公里的韓村河村緊跟時代發展，一個曾經晴天塵土飛揚，雨天道路泥濘的村子，而今發展成了京郊最耀人奪目的明星村、第一村。
如今，韓村河村已完全發展成爲都市化的新農村。村容村貌和民風民俗實現了古典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有機融合。在這裡有一個住宅小區、581棟小別墅以及公寓式住宅樓、一個工業小區、一個山莊賓館、兩個公園、一個教育中心點綴其中、錯落有致，處處呈現出走向騰飛的現代農村的繁榮景象。
有着國家特級資質的大型建築企業——韓建集團便是韓村河村的標誌性企業。近年來，韓建集團先後被評選爲全國鄉鎮集體建築企業第一名，京郊經濟發展十佳單位第一名，位列北京市集體企業營業收入和利稅總額兩個百強第一名，成爲首都和全國鄉鎮企業的一面旗幟。
與韓村河村一樣，位列中國十大名村的河南南街村也是在改革開放中抓住機遇，成爲了新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典型標誌。
改革開放以後，南街村依靠當地糧食資源，圍繞農業辦工業，圍繞龍頭企業上套項目，發展糧食深加工，形成了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產業格局，從而實現了層層增值和良性循環，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此外，組建了國家大型一檔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在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億元村”桂冠，1993年年產值突破16億元。
如今，南街村企業已經形成了產、供、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集體性質的大型集團公司。南街村集團下屬企業28個南街村集團以糧食深加工爲主導方向、以生產多種方便食品爲龍頭，產業涉及食品、飲料、酒類、印刷、包裝、醫藥、工藝品雕刻、旅遊等，產品有15大類，近200個品種。其中部分產品出口銷售到蒙古、朝鮮、俄羅斯、韓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孟加拉國、南非等國。
除了韓村河村和南街村，還有江蘇的華西村、上海的九星村、雲南的福保村等等，都是新時期以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矚目成績的典型代表。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要求在本世紀前20年集中力量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只有加快農村發展，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樹立科學發展觀，才能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得更好。
2003年初，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胡錦濤提出要把“三農”問題作爲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統籌城鄉發展”等“五個統籌”的要求。2004年9月，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兩個趨向”重要論斷。他指出，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必須始終抓緊、抓好。
在這一系列加強“三農”工作新理念、新舉措的基礎上，2005年10月8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堅持從各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願，紮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
在隨後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根據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實際，強調要抓好六個方面的工作：（一）把國家建設資金的投入更多地轉向農村，切實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二）圍繞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三）穩步發展糧食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四）堅持農村土地基本經營制度和嚴格控制建設佔地，確保農業發展和農村穩定；（五）引導農民有序進城務工，公平對待農民工及發展縣域經濟，促進農村勞動力就近轉移；（六）增加對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投入，從多方面加強農村公共服務。
儘管這一時期的新農村建設剛剛起步，但是，黨中央、國務院貫徹“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百年大計，教育爲本。2007年，國家在農村全面推行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的政策。隨後，2009年9月1日，國家在全國範圍內全部免除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這一政策的出臺，將使農民和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義務教育得到保障。
“我爹媽都在浙江打工，家裡不富裕，我讀到初二就不上學了。弟弟趕上了好時候，上學不用交學雜費。”2008年，正在北京打工的19歲姑娘小周，談起在河南老家中學唸書的弟弟，非常羨慕。
農村衛生工作一直被放在全國衛生工作的首位，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
2003年1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聯合制定的《關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目標原則、組織管理和資金管理、醫療服務管理做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和指導。
從2003年6月起，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首批確定了304個試點縣，覆蓋農村人口9300多萬。至2007年年底，全國2448個縣（市、區）已經基本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7.3億農民，參合率達85.9%。2008年，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口達到8.15億，參合率達到91.5%。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初戰告捷。
中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開始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每個農民每年交20元或者30元，各級政府按實際參加人數給予相應補助。錢雖不多，但它帶給農民的精神作用遠大於金錢本身。
51歲的河北省高碑店市喬劉凡村的李學芳，2007年初因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和供血不足到北京接受手術治療，花了4萬多元。
這個數字對於一個本不富裕的農民家庭來說，顯然是個天文數字。慶幸的是，李學芳一家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李學芳病癒出院後，從當地“新農合”管理中心領到了1.2萬多元的補助。
康復後的李學芳逢人便說：“是合作醫療解決了我的大問題。”
2010年，中國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進一步健全，一張覆蓋中國農村的醫療保險網正在張開。未來，這項利民措施將會不斷完善，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社會和諧離不開廣闊農村的和諧。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關係總體是健康、穩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矛盾和問題。通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利於更好地維護農民羣衆的合法權益，緩解農村的社會矛盾，減少農村不穩定因素，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堅實基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