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旅
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周恩來、毛澤東、朱德三位中國的核心領導人相繼與世長辭，支撐中國社會主義大廈的三根頂樑柱驟然消失，全國各族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這一年，中國共產黨英明決策，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詭計，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國家和民族站在了命運轉折的路口。
同樣是在這一年，中國雖然剛剛經歷了撕心裂肺的劇變，卻已經做好迎接新挑戰的準備，開始踏上新的征程。
“文革”：不能忘卻之傷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文革”是不願掀開的一頁。
十年中，由於社會主義理論被人爲地曲解，導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到嚴重破壞，一切都在嚴重地倒退。
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思想指導下，想發展經濟只會被戴上一頂“唯生產力論”的帽子，“造反”和抓階級鬥爭纔是頭等大事。
1968年，《人民日報》以《開犁前的一場革命大批判》爲題刊發了一篇“讀者來信”，其中闡述的事件和其引發的一場大辯論就充分說明了十年動亂時期的社會形勢。
在這篇文章中，“讀者”講述了1968年春耕時，在遼寧岫巖縣一個叫黃旗溝的小村莊裡發生的一場爭論。
爭論的源頭要追溯到1964年。當年，原岫巖縣委在這個生產隊總結了一個具體貫徹執行“三自一包”的經驗，叫做“以犁定組，地塊落人，見苗付酬”。
“三自一包”指的是劉少奇在1949年建國前實行的一種農村經濟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
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無產階級**”開始後，原岫巖縣委領導班子被認爲是“中國赫魯曉夫在岫巖縣代理人”，紛紛被趕下了領導崗位。就這樣，到了1968年春天開始耕種的時候，當地老百姓陷入了彷徨無措的境地。“經驗”究竟還要不要繼續實行？一時間，這個問題引發了當地一場“大辯論”。
辯論的雙方各執一詞。一種意見認爲應該繼續推行“以犁定組，地塊落人，見苗付酬”的做法，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多勞多得，責任清楚，賞罰分明。
另外一種意見則代表了當時主流傾向：反對推行“三自一包”，主張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靠毛澤東思想掛帥，思想領先，強調爲革命種田。
中國有句老話叫“民以食爲天”。千百年來，中國的農民都是從土地裡找糧食，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般對土地如此地依賴和眷戀。但讓人驚訝的是，當時持反對意見最多的人，恰恰就是“貧下中農”。
爭執中，一位老農的話道出了那個時代的主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有勁往‘公’上使，幹活紮實。突出工分，有勁就往‘私’上使，完全是爲個人，對集體沒有好處。就拿打柴來說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員怕苦怕費糧，誰也不願上山，拖到種地的時候還在打柴。今年辦了學習班，大家都向張思德、白求恩學習，10天工夫就備足了全年的燒柴。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得到的是社會主義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資本主義思想，我們絕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這場看似尋常的辯論最終以《人民日報》的“編者按”進行了蓋棺認定：這場“大辯論”被說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對修正主義的一次大批判”，引導農民“真正從思想上徹底煞住了資本主義傾向，進一步樹立了靠毛澤東思想種田，爲革命種田的思想”。
由此可見，“文革”中生產並不是一種求生或發展的手段，而是被定義成“爲革命種田”。這種錯誤風氣所導致的結果就是直到1978年，中國人均糧產量還是318公斤，只比國民經濟恢復後的1952年多了30公斤，比1956年多了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在那個“階級鬥爭”主導一切的年代，貧困無處不在，甚至連老百姓吃飽飯的問題都沒有解決。以至於到“文革”結束後，萬里到安徽擔任省委書記時，和當地一位農民發生了這樣的對話。
那已經是1978年的春天了，萬里深入一個偏遠縣進行調研時，遇見了一位穿着破棉襖的農民。看着百姓破舊的穿着，萬里的心裡很不是滋味，他詢問道：“你有什麼要求嗎？”
“啥要求？”農民直接解開了破舊的棉襖，拍了拍乾癟的肚子，“只要能填飽它就行。”
萬里愣住了。他試探着又問了一句：“這個要求太低了，還有別的嗎？”
農民還是拍了拍肚子說：“這裡面少裝點山芋乾子就行了。”
這就是十年“文革”國內現狀的真實寫照。鄧小平曾在“**”結束時痛心疾首地指出，“就整個政治格局來說，是一個混亂的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的狀態”。
這是敢於面對歷史，面對事實的真實評價。在“**”十年之中，由於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盛行，“四人幫”對經濟工作的干擾、搗亂和破壞，僅在1974年至1976年間，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損失約1000億元，同時糧食產量下降。據不完全統計，十年動亂使工農業損失5000多億元。工農業受到破壞，直接影響了市場供應和人民生活，市場出現了物資嚴重匱乏的局面。實際上，整個國民經濟已經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
國民經濟復甦與冒進
在長達十年的動亂中，由於林彪、“四人幫”長期干擾破壞，國民經濟發生了很大困難。1976年，中國共產黨粉碎“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也使國民經濟從癱瘓、半癱瘓狀態中走了出來。
黨和國家在批判“四人幫”的罪行、穩定全國局勢的同時，立即着手工農業生產的整頓和恢復，並重新發出了爲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號召。
針對當時經濟領域存在的思想混亂狀況，黨中央在1977年3月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指出必須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分析國民經濟中的主要矛盾，並採取有力措施解決這些矛盾。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十三條”），對企業整頓提出了具體標準。“工業十三條”中明確規定：企業要以生產爲中心，理直氣壯地搞好生產；堅持以責任制爲核心的各項規章制度，大力提高企業管理水平。
同年4月20日至5月13日，黨中央又召開了全國工業學大慶的7000人大會。會前，華國鋒代表黨中央表明了態度：“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工業會議還是第一次召開。中央是下了決心的，一定要把我們的工業搞上去，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黨中央的號召下，1978年7月6日至8月5日，國務院還召開了1000多人蔘加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會後，各地迅速掀起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
通過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經濟戰線的生產和工作秩序逐步走上正軌，工農業生產有了較快的回升。至1977年下半年，全國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國民經濟的各項主要指標回升明顯，其中國民生產總值比1976年增長14.6%，財政收入扭轉了連續三年完不成國家計劃的狀況。在8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有52種。1977年7月，國務院在向各部門、各地區轉發《關於1977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指出，上半年經濟的恢復標誌着“國民經濟新的躍進局面正在出現”。
在這樣的關頭，本來應該用一定的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和整頓，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問題，使國民經濟達到基本平衡。可是，隨着政治局面的初步安定和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人們普遍存在的加快建設速度、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和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願望更加強烈。但與此同時，由於對過去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沒有進行認真總結，對經濟好轉的形式又估計過高，結果使全國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急於求成情緒再度滋長起來。於是，冒進現象出現了，再次將國民經濟的發展引入歧途。
事實上，這種冒進思想在經濟剛剛恢復發展的1977年4月份就出現了。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在一篇名爲《全面落實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的社論中就說道：“揭批‘四人幫’的人民戰爭正在乘勝前進，推動着各方面的工作日新月異，越搞越好。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在揭批‘四人幫’鬥爭的帶動下，逐漸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
這種急於求成的建設思想開始在各行各業出現。當時，這種冒進思想是在主流輿論的引導下進行的。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再次以《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爲題發表一篇社論。社論中寫道：
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打倒“四人幫”，思想大解放，生產力大解放。……受到“四人幫”嚴重干擾破壞的鐵路運輸，進展很快，3月份日裝車突破了歷史同期的最好水平。4月上旬，繼續穩步前進，日裝車又有新的增長。鐵路運輸的顯著好轉，促進工業生產開始全面上升。原油、煤炭和電力3月份超額完成了計劃。特別令人振奮的是鋼鐵生產也上來了。4月上旬鋼和生鐵的平均日產量都比3月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我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鞍鋼，革命和生產的形勢發展迅速。英雄的開灤礦工，加快恢復生產的速度，力爭在今年內達到地震前的生產能力。農業機械、化肥、棉紗和棉布等產品都有較大增長。特別令人高興的是那些受“四人幫”嚴重干擾和破壞的地區的工礦企業，發生了巨大變化，革命和生產都蒸蒸日上。上海等地的工人階級，豪邁地提出達到和趕超“三個水平”的戰鬥口號，即首先達到和超過本單位歷史最高水平；再趕超全國同行業的最高水平；進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在這樣的“新的躍進局面正在形成”的形勢下，1977年9月11日，中共中央負責人華國鋒召集國務院有關負責人，研究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他批評國家計委提出的工業增長速度“太保守”，強調今後“要開足馬力，挽起袖子大幹”，“明年的積累要加快”。
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斷言：“我國國民經濟扭轉了‘四人幫’破壞造成的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走上了穩步上升、健康發展的軌道。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羣衆運動蓬勃發展，一個新的躍進形勢已經來到了。”“新的躍進”、“大的躍進”，成爲這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的主調，也是華國鋒指導經濟工作的口號。
爲了落實中央關於爭取高速度的要求，國家計委於1977年11月15日向中央提交了《關於經濟計劃的彙報要點》。其中提到：今後8年，即1985年之前，糧食產量計劃達到8000億斤，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煤達到9億噸，石油達到2.5億噸，化纖達到150萬噸。在1985年前，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項目，其中有30個大電站、8個大型煤炭基地、10個大油氣田、10個大鋼鐵基地、9個大有色金屬基地、10個大化纖廠、10個大石油化工廠、10多個大化肥廠，以及新建續建6條鐵路幹線，5個大港口。形成14個大的重工業基地，基本建設投資將接近過去28年的總和。到2000年以前，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這個《彙報要點》，形成了最終的《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並將其寫入了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
今天看來，這份《十年規劃》所提的指標明顯過高，遠超過了國家財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爲當時過於看重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
在國民經濟剛剛經歷十年動亂，急需休養生息、總結經驗教訓時，發動這樣的“冒進”，無異於要一個大病初癒的人負重疾行。這樣只能進一步加劇在“文革”中已經相當嚴重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失調。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體育場內燈火通明，人聲鼎沸。中國青年足球隊正在這裡同來訪的香港隊進行一場友誼賽。在那個娛樂項目缺乏的年代，這
樣的比賽自然吸引了無數的觀衆，偌大的體育場內座無虛席。
比賽進行到下半場時，觀衆席上突然出現了一陣**。所有觀衆的眼睛緊盯着主席臺的入口處。隨着走進來的一小羣人，球迷們看見了一個久違的身影。
“是鄧小平，是鄧小平來了！”在場的10萬名觀衆瞬間站了起來，掌聲如雷鳴般在體育場內久久迴盪。
鄧小平一生對足球運動情有獨鍾。早在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少年時代，他就情願受餓也要省下錢來看足球比賽。鄧小平這一次在體育場內輕鬆亮相，不僅是出於對足球的愛好，更是表明一種態度，讓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看到中國即將到來的變化。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着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在中國還在進行轟轟烈烈的“革命”的時候，時代的主題已然悄悄發生了轉變，和平與發展成爲了時代的主流。此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着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
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這一時期，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廣泛應用爲主要標誌，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科技革命，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帶來了深刻影響。同時，新科技革命也將世界納入到一個整體中，國家間的對抗日益減少，國家和地區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逐步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
但是，這世界飛速發展的十年，卻是中國發展最緩慢的十年。加之中國經濟長期處於封閉半封閉狀態，與世界的差距逐年增大。
有資料統計，在1955年時，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4.7%，到1980年，卻已經下降至2.5%。196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日本大致持平，到了1980年，已經只相當於日本的25%。1959年，中國的出口總值佔世界出口總值的1.95%，居第12位，到了1980年，已經下降至0.75%，居第32位。
與此同時，在亞洲，日本藉助美國的貸款和全球化機遇，率先實現了經濟的復興。接着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的崛起。“四小龍”利用自身的區位優勢和全球化產業鏈升級的機遇，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不僅如此，甚至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也抓住了機遇，基本實現了工業化。這些國家順應了時代潮流，紛紛實現了經濟振興，將中國遠遠地拋在了後面。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放眼世界，中國已經是時代的一名落伍者。那麼，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究竟應該何去何從？
1977年7月16日，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之後，又一次站立起來。
會議上，這位自詡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老人感慨地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是共產黨員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復出後不久，鄧小平在接見外國客人的談話中多次提到：要用世界上的一切先進技術，來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要用世界的先進成果作爲出發點；世界上一切最先進的成果都要學習，引進來作爲基礎；我們要實行“拿來主義”。
從復出到1979年初春，這段時間成了鄧小平一生中外事活動最繁忙的時期。他幾乎每星期都要會見幾次外國客人，同他們談話、交流。僅在1978年至1979年初的一年中，鄧小平就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七國。
1978年10月，鄧小平率團出訪日本。他在體驗乘坐著名的日本新幹線列車時，坦率地告訴隨從的記者：“這列車讓人感覺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適合坐這樣的車。”鄧小平的這段話恰恰表明了國人振興中華的急切心情。
訪問七國歸來，鄧小平堅定地說：“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凡是”與“求是”
美酒飄香歌聲飛，朋友啊請你乾一杯，請你乾一杯。勝利的十月永難忘，杯中撒滿幸福淚。十月裡，響春雷，億萬人民舉金盃。舒心的酒啊濃又美，千杯萬杯也不醉。
手捧美酒望北京，豪情勝過長江水，勝過長江水。錦繡前程黨指引，萬里山河盡朝暉。展未來，無限美，人人胸中春風吹。美酒澆旺心頭火，燃的鬥志永不褪。今天（啊）暢飲勝利酒，明天（啊）上陣勁百倍。爲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願撒熱血和汗水。征途上，戰鼓擂，條條戰線捷報飛。待到理想化宏圖，咱重擺美酒再相會。
1976年10月，全國人民都沉浸在粉碎“四人幫”的巨大喜悅之中。一時間，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到處都在傳唱着這首《祝酒歌》。歌聲中既有全國人民對走出“動亂”的喜悅，也有對祖國走向富強的美好期盼。
然而，由於長期的思想禁錮和錯誤的指導思想，黨和國家沒有立即擺脫“左傾”的危害，對“四人幫”的揭發和批判被侷限在全部肯定“**”和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的範圍內，人民羣衆提出的很多合理要求都未能受到重視。
毛澤東去世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工作由華國鋒主持。粉碎“四人幫”後，針對廣大羣衆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爲“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情況，華國鋒提出了四點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的路線。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的主張。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這篇社論首先論證說：“什麼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是勝利；什麼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隨後，社論向全國發出號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正是因爲這篇文章的發表，才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一場大討論。事實證明，恰恰是這場空前的大討論才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兩個凡是”的最大危害，就是使“**”的錯誤路線和方針政策得以繼續進行。長此以往，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混亂，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願望也終將落空。
“兩個凡是”的提出引起了全國上下普遍的憂慮，人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和決策？
當時，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無不陷入了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擔憂之中。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正是這衆多憂國憂民者中的一員。
胡福明是生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少年時代就加入了共產黨，可謂根正苗紅。即使這樣，他在“文革”開始後還是不由自主地被捲入到歷史的洪流中。1966年6月，胡福明所在的南京大學先後有1500多名教職工被“打倒”，接受批鬥。胡福明自然也沒能倖免，這位年輕的教師被打成“匡亞明黑幫”的一分子（匡亞明，時任南京大學校長，被指犯修正主義錯誤），受到批鬥、遊街，掃廁所等，吃盡苦頭。
“文革”開始前，胡福明作爲一名哲學系教師，每天固定上下班，講課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費什麼腦子”。當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一向性格溫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態，滿腔激情地投入到批判“四人幫”的鬥爭中。
胡福明不僅積極參加南大校園內的批判演講，更是在《南京大學學報》上連續發表多篇文章，諸如《評張春橋的“全面專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批判唯生產力論就是反對歷史唯物論》等，對“四人幫”窮追猛打。
其實，胡福明的這種熱情正是當時全國人民的一個縮影。經歷了十年磨難和挫折之後，人們對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見一斑。但是，這股席捲全國的熱潮很快降了溫，其原因就是“兩個凡是”的發表。
“兩個凡是”使這個原本就不溫暖的春天顯得更加寒氣逼人。胡福明再次陷入了苦悶之中。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索，胡福明想通了一個道理：要想打破目前中國思想禁錮的局面，關鍵是掙脫“兩個凡是”的束縛。
但是，“兩個凡是”是當時的主流聲音，批判它的危險性可想而知。可是，作爲一名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一個理論工作者的本性，讓胡福明想得更多。他最終下定了決心：即使因此讓我坐幾天牢，歷史也會爲我平反的。
既然公開批判“兩個凡是”是不合時宜的，胡福明就採取“曲線救國”的方式，爲“兩個凡是”找了一個“替身”，選擇當時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謬論作爲靶子。同時，他決定把文章中的主要論點都引用馬列著作原文，這樣就不會授人以柄。比如胡福明引用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和《實踐論》的一段話，來闡明“只有實踐纔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主要論點；並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話來說明，他們都是自覺運用實踐標準來檢驗自己理論的。
在胡福明滿腦子想着文章的時候，他的妻子被查出了腫瘤，住進了醫院，急需開刀。那段日子過得很艱辛，胡福明白天在學校講課，晚上還要到醫院陪伴妻子。
南京的“火爐”之稱可不是白叫的，高溫酷暑加上醫院病人的呻吟，胡福明根本無法入睡。於是，他索性將需要用到的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等書拿到醫院，借走廊上的燈閱讀，挑選語錄、資料，蹲着身子，拿椅子當桌子，草擬文章提綱，寫出每一部分的論點、語錄、論證材料，記下引文的出處等。
如今，耄耋之年的胡福明回憶起那段日子，仍舊印象深刻。在醫院狹長的走廊裡，他耐着酷暑度過了很多個難忘的日日夜夜。有時候瞌睡了，他就把三張椅子拼起來睡一會。
終於，在妻子康復出院的時候，胡福明也完成了——篇長達8000字的文章。
1977年9月，鑑於此前《光明日報》哲學組編輯王強華曾經向他約稿，胡福明便將這篇名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發表時，題目被光明日報編輯加了“唯一”二字）的文章寄到了北京。
文章寄出後，胡福明開始了漫長的等待。他的心裡像壓着一塊石頭，沉甸甸的，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那段日子，胡福明不止一次地對家人朋友說過：“此生不得安寧了。”
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接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信是《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寫來的，隨信寄來的還有兩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小樣。王強華在信中說，“這篇文章提的問題比較尖銳，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馬列主義‘過時’論之感。文章請儘快處理寄來，爭取早日刊用。”
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光明日報》顯然已經意識到“這篇文章提的問題比較尖銳”，但仍願意堅持發表這篇文章。實際上，這要得益於《光明日報》的新任總編輯楊西光的竭力推薦。
此前，楊西光是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當時，北京四大報刊中，《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揭批“四人幫”、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是執行“兩個凡是”的。楊西光就任新總編，就是要改變《光明日報》的面貌。
所以，當楊西光看見這篇文章後非常高興，認爲放在哲學版發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爲重要文章發表。爲此，楊西光還專門和胡福明進行了一次深談，闡述了這篇文章所承載的意義。最後，楊西光還給胡福明提了個要求。他說：“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個問題。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義發表，而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樣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發了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5月11日，文章以
“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新華社當天發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及《解放日報》等全文轉載。13日開始，又有全國多家省級報刊轉載。
這篇被視爲當年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的文章，對於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而言，不啻於丟下一枚“核彈”。由此，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闡明瞭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從根本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
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至今讀來仍振聾發聵：
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就提出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
文章在黨內外和廣大幹部羣衆中激起了強烈反響，同時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和指責。一些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強勢反彈，批判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行動上是砍旗”。不僅一些領導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較爲保守的省市，討伐之聲也是隆隆四起。
胡福明沒料到文章會在全國引起這樣大的反響，他意識到自己捲入了政治的是非漩渦中。他回到家告訴妻子說：“我有思想準備了，要準備坐牢。”
關鍵時刻，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革命家站了出來，明確表示支持這場討論。他們在不同的場合、從不同角度強調實事求是的原則。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着重闡述了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他指出：“我們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根本觀點、根本方法。”同時，針對“凡是派”的無理批判，鄧小平聲色俱厲地表示：“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
鄧小平的講話發表後，儘管當時黨內對此有不同意見，但是從當年的6月到11月，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同志都發表文章或講話，一致認爲，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知道這個消息時，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廚房做飯，家裡陰霾的氣氛一掃而空。一直爲丈夫擔憂的妻子說：“這下我們又一次解放了。”
正是隨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觀念權威性的確立，無數冤假錯案得以糾正，一批批的農民分到了土地，自農村起步的改革開始了！人們不再把發家致富當作一種罪惡，越來越多的新生事物讓國人眼界應接不暇，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從此踏上了務實的道路。真是一場討論，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條件，影響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以至於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如此表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的轉折點
在北京西長安街上矗立着一座蘇式建築，它與中華世紀壇、中央電視臺、軍事博物館隔路相望。一排排高大的楊樹沿着長長的藍琉璃圍牆並立，彰顯出這裡的莊嚴和自信。
這座建築就是被稱爲“會場之冠”的京西賓館。京西賓館始建於1959年，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爲中央軍委、國務院舉行高規格大型重要會議的場所，京西賓館不僅承接歷年人大、政協預備會和黨中央全會，還是會議期間軍委代表駐地，以及一些地方高層領導到京的指定駐地。京西賓館的管理與保衛工作級別與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同級。所以，這裡又被稱作“中國最安全的賓館”。
京西賓館每年至少接待200場次以上的會議，幾乎天天有會。會議安排的原則是先保證中共中央會議，其次是國務院會議，再就是軍隊會議，比如軍委擴大會議。1978年，在中共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便是在這裡拉開了序幕。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及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共200多人來到京西賓館，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促使全國思想大解放的基礎上，中央工作會議在這裡召開。
這次會議是爲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但是，與會代表大概誰也沒有預料到，這次會議使共和國的歷史進程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折。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時間是從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共計36天。出席會議的確切人數是219人。這些會議代表不僅有來自全國各條戰線的領導人物和著名理論家，還有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23人和候補委員3人，其中包括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5位常委。軍隊系統方面，除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外，王震、粟裕這兩位中央軍委常委也出席了會議。
會議開幕式由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主持。他宣佈這次會議要討論的三個議題：一是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爲基礎的方針，儘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從議題上看，這次會議本來是要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的既定議程沒有提到已經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和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平反冤假錯案等問題。對此，許多希望首先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問題的同志很不滿意。
11月12日，在東北組的討論會上，陳雲率先提出系統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引起大多數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從而改變了會議議程。
當時也在東北組參加討論的一位與會者回憶說：
陳雲同志的發言剛一講完，小組裡便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待掌聲平息下去，陳雲同志用徵詢的口吻說：“我的發言，希望大會能給發個簡報。不知道小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舉手同意。當天，大會簡報引發了陳雲同志的發言，他的發言在與會同志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使會議氣氛立刻變得熾熱起來。
根據會議安排，中央工作會議從11月13日開始應該轉入農業問題的討論。然而，從陳雲發言這天開始，會上的發言始終緊緊圍繞着陳雲提出來的那些話題展開，而且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泛。
在與會者的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終於作出爲“天安門事件”平反，爲“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的歷史遺留部分。接着，會議對真理標準問題上出現的意見分歧進行了討論。經過思想交鋒，會議要求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呼聲更爲強烈。
12月13日下午4時，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舉行閉幕會議。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題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主要講了四個問題：關於解放思想的問題；關於民主的問題；如何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鄧小平還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這篇講話是開闢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它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實際上成爲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經過中央工作會議的充分討論和準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12月18日召開了。這是在“**”結束後，中國在重大歷史時期召開的一次歷史性會議。
華國鋒在開幕式上宣佈：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建議。同時，審議關於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審議通過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討論認識問題和選舉成立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
由於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作了充分準備，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此前36天的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召開5天后，即12月22日晚便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公報宣佈：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羣衆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從1979年開始應該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這是自從“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方針提出以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作出了關於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明確規定，這便從政治上保證了工作重心轉移決策的實現。
在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全會公報指出：
國家應該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着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
在討論農業問題時，全會公報指出：
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因爲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這些年來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目前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堅決地、完整地執行農林牧副漁並舉和“以糧爲綱，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方針，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才能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爲此目的，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
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方面，公報指出：
爲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制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同時，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重要的機構和人事變動決定，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文革”以來一直備受冷落的陳雲被重新選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並被選爲新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補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從這次會議起，黨中央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爲核心，以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爲主要成員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會議，被稱爲“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成爲黨和國家歷史上偉大的轉折點。
從此，黨和國家走上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新時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