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軍大西南
旌旗南指大江邊，
不盡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萬方爭頌換人間。
半個多世紀以前，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主力在第一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各一部配合下，對盤踞在貴州、四川、雲南、西康等省的國民黨軍進行了大迂迴、大包圍、大追殲的進攻戰役，取得了解放西南數省廣大地區，殲敵90餘萬人的偉大勝利。
目標大西南
1949年10月1日，在雄壯的國歌聲中，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毛澤東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新中國成立了，但是解放全中國的任務並沒有完成。爲了解放全中國，中央軍委部署：第一野戰軍出陝甘，解放西北五省（區）；第二野戰軍，直進黔川，解放大西南；第三野戰軍，南下福建，解放東南沿海；第四野戰軍，解放中南各省；華北軍區，攻克太原，解放華北全境。
自從渡江戰役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喪失殆盡，殘存部隊紛紛退到華南、西南和臺灣及沿海島嶼上。不甘心失敗的蔣介石親臨重慶，精心部署西南防禦戰略，集中了37個軍90萬人的部隊，妄圖以此作爲反攻基地。解放大西南，也就成了解放全中國的關鍵。
而早在渡江戰役接近尾聲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把進軍西南的任務交給了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
第二野戰軍四兵團出擊華南、解放廣州的戰役行動，就是中央軍委進軍華南、西南整個戰略部署的一部分。
當時，中央軍委部署，第二野戰軍3兵團、5兵團部隊，隱蔽前進，先不直接和敵人交鋒，待廣州解放，迫使國民黨政府遷至重慶後，再以大迂迴的動作直出貴州，並進佔川東、川南，切斷胡宗南集團退往雲南的道路及其與白崇禧的聯繫。中央軍委還決定，當時位於陝川邊的一野部隊及華北18兵團等部，積極吸引胡宗南集團，將其暫時留在秦嶺地區。待二野將其退往康滇的後路切斷時，即由賀龍、李井泉率領，迅速佔領川北及成都地區。而後兩軍協同聚殲該敵，並迅速佔領全川，佈置春耕，開展地方工作。
1949年7月中旬，中央軍委發出向華南、西南進軍的指示，明確指出對白崇禧和西南各敵，均採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強調“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
在中央軍委下達向大西南進軍的次日，即7月18日，劉伯承、鄧小平召集了二野前委擴大會議，研究討論進軍西南的部署和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及後勤工作等問題。
7月20日，二野前委在南京舉行進軍西南工作會議，向各兵團發出向大西南進軍的戰略部署。遵照毛主席“對白崇禧和西南各敵，均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的方針，和對西南作戰“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的指示精神；二野確定以主力（3、5兵團）在四野進行廣西戰役和一野抑留胡宗南集團於秦嶺的同時，經湘西向川黔進軍。
8月19日，劉、鄧向二野全軍發出了“川黔進軍作戰的基本命令”：
甲、敵情如野司關於西南敵人的綜合通報。
乙、本野戰軍主力（除四兵團）之任務在於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迂迴之動作，先進擊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並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於川東地區，爾後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會川問題。
丙、各部隊之行動部署：
1.五兵團及附特縱之炮四團一個工兵營，應於10月10日以前到達武崗、鄰陽、湘潭之線，爭取10天時間補齊棉衣，於11月20日攻佔貴陽、黔西，爾後以一個軍留置貴陽地區，捕剿散匪，維護交通，兵團主力則應於12月10日以前經畢節進擊宜賓至納溪地帶之敵，協同三兵團作戰。
2.三兵團附特縱之炮九團及一個工兵營，應於10月10日以前到達常德、江陵一線，爭取於10天到半個月時間補齊棉衣，於11月20目前攻佔遵義、彭水、黔江，爾後除一個軍控制咸豐、黔江、彭水監視與牽制涪陵至萬縣等地之敵，待機作戰，兵團主力則應於12月10日以前進擊瀘縣至江津地帶之地，協同五兵團作戰。
3.完成渡江攻佔宜賓至江津地帶後，應順勢攻佔富順至壁山之戰，並調整隊勢，切實偵察掌握各方情況，準備下一步之行動。
4.以沅陵、思南、遵義、瀘縣、榮昌爲兩兵團之分界線，線上屬三兵團。
5. 3、5兵團應按上述方針，根據實際情況，作更具體的佈置，並報告本部備查。
6.特縱配屬各兵團之三個重炮團和一個工兵團外，其餘於8月23日以前集結花園地區待命。
丁、本部擬於10月底移至武漢附近，爾後位置臨時確定。
此爲基本命令，爾後之變化，視情況另以命令行之。
具體軍事部署是：楊勇之第5兵團並指揮第10軍，進軍貴州，迂迴川南，切斷川滇敵軍聯繫，爾後協同第3兵團作戰；陳錫聯之第3兵團主力和四野47軍直出川東南，牽制和殲滅川東宋希濂部，進佔重慶；周士第之第18兵團和一野第7軍在陝南從正面牽制胡宗南集團。待川、滇守敵聯繫切斷後，三個兵團協同聚殲胡、宋等敵於成都地區；陳賡之第4兵團在四野指揮下進軍粵桂，西取雲南，封鎖國境線，斷敵外逃之路。這一方針的着眼點是：出敵不意，攻其不備，拊敵側背，斷敵逃路，然後聚而殲之。
9月初，第二野戰軍開始向湘西、鄂西開進。3、5兵團按預定方案，分別乘車乘船或徒步，向集結地疾馳。9月7日，劉伯承從鄭州動身去北平，參加開國大典、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等重要活動。
9月23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劉伯承代表第二野戰軍全體指戰員，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衷心祝賀新中國即將誕生，並向世人宣佈：第二野戰軍正在與兄弟部隊協同作戰，執行解放西南華南的任務。
10月20日，第二野戰軍總部從南京出發，向西運動了。
劉伯承和鄧小平剛剛開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便帶着會議作出的繼續進軍的決定，匆匆乘車南下，從徐州登上西進的火車。
兵如棋局，兵不厭詐。爲迷惑敵人，保證進軍大西南這一戰略行動的突然性，黨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精心部署：在二野西進之前，一野對秦嶺之敵發動攻勢，造成由北面入川的聲勢；同時活動在鄂西北的湖北軍工部隊，積極佯動，叩擊東面入川的門戶巴東；二野指揮機關乘火車向常德開進途經鄭州時，劉伯承在車站發表講話，佯示西進；新華社還配合發表了劉鄧大軍準備西進四川的報道，擺出二野主力由陝入川的架勢，造成敵方錯覺。
當火車經隴海路路過鄭州時，劉伯承、鄧小平走下火車，參加了當地人民羣衆舉行的盛大集會，劉伯承在大會上公開宣佈，要經川陝甘向四川進軍。第二天，新華社還向國內外發布了劉伯承在鄭州的活動消息和講話，故意製造向川北進軍的假象。這就更給蔣介石造成錯覺，認爲解放軍進攻的主要方向是川北無疑。
這一系列行動，有效地隱蔽了野戰軍的戰略意圖——二野主力出其不意地從川黔邊迂迴敵後。10月23日，劉、鄧發出進軍川黔的作戰命令，要求3、5兵團加快準備，提前實現基本命令規定的作戰目標。
10月28日，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二野前線指揮所，從長沙一路急行軍，來到常德沅水南岸，渡江。劉、鄧過江後，坐上吉普車，準備一直開到指揮部所在地白雲中學。地方政府組織了熱鬧的歡迎儀式，3000多軍民夾道而立，有的打着“歡迎劉鄧大軍進駐常德”的橫幅，有的揮舞着三角形小旗，有的敲鑼打鼓。見此情形，劉、鄧二人沒等汽車開動就跳下車，冒雨一直步行到白雲中學，邊走邊向人羣致意。
劉鄧首長身後，15萬大軍正水陸兼程向湘西北挺進。10月下旬至11月陸續進入常德。
11月1日，第二野戰軍主力突然從東西橫跨500公里的地域發起多路出擊，直取湖南、貴州、雲南，造成對四川夾擊之勢，一下子打亂了蔣介石的整個西南防禦部署。
隨着二野向大西南的挺進，解放大西南，已是指日可待。黨中央爲了適時加強對大西南黨政軍的領導，適時地開展地方工作，在常德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統一領導西南地區的解放戰爭和接管建政工作。11月23日，鄧小平在湖南常德受命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並就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劉伯承爲第二書記，賀龍爲第三書記。西南局共有委員24人。
常言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15萬大軍集結常德，解放大西南已是箭在弦上，“兵馬已動，糧草急行”。常德人民迅速掀起徵糧、支前的熱潮。
對常德來說，籌糧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剛剛解放的常德，百廢待興；何況當年漬災嚴重，普遍歉收。但常德人民沒講任何價錢，迅速掀起了徵糧、支前熱潮，先後爲劉鄧大軍補充大米1048萬公斤、食油1萬公斤、食鹽2.3萬公斤及其他大量的糧草軍需。
支援二野進軍大西南另一項艱鉅任務是運輸。當時常德交通不便，沅江上沒有一座橋，運輸工具也很落後。搶運物資，幾乎全靠肩挑背扛和獨木輪車。出動的民工就達14萬人。區內所有車輛、船隻全被集中調度使用。3000多碼頭工人，夜以繼日轉運軍需物資，僅1個月，就轉運和裝卸糧食、彈藥數千噸。
由於先前的戰鬥，公路橋樑有的被水毀，有的因年久失修不能通車，大部分被國民黨軍隊和土匪破壞。爲支援前線，短時間內，常德人民共修復橋樑31座，修建浮橋10座，修復路面5860米，新修板渡4個，基本保證了公路暢通。
爲支援大軍，不少老百姓在自家口糧都不夠的情況下，傾其所有，有的實在拿不出大米，就拿出紅薯、黃豆、高粱，寧可自己吃糠咽菜。
更令人感動的是，修建浮橋，木板不夠用，老百姓把自家門板卸下來，鋪在浮橋上。當時常德城區和城郊有不少百姓家，每天是大門洞開。
解放大西南，劉伯承和鄧小平沒有絲毫懈怠。11月9日與11日，在當年的民衆戲院、現常德市人民電影院，召開了兩次入川動員大會。
在9日的大會上，鄧小平站着一口氣作了3個小時的報告，沒有麥克風，也沒拿講稿。老人回憶，鄧小平個頭不高，留着平頭，濃濃的四川口音，但聲音洪亮，精神矍鑠，“共產黨不打勝仗纔怪！”衝着鄧小平的精神勁，不少與會者感嘆。
在11日的大會上，劉鄧首長要求發揚二野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防止驕傲自滿和貪圖享受的情緒，爲西南人民多作貢獻。
爲早日解放大西南，在常德的20多天裡，指揮部的燈光經常徹夜不熄。“出敵不意，攻其不備，拊敵側背，斷敵逃路，然後聚而殲之”的戰略部署，就是在這裡不斷得到細化和落實。在這個指揮部，劉鄧首長20多天內，相繼簽發了10餘份作戰命令和指示。
11月21日，爲加速西南地區解放，減少戰爭破壞，劉鄧首長在常德向四川、貴州、雲南、西康四省國民黨軍政人員發出了《四項忠告》，敦促其認清形勢，停止抵抗，停止破壞，聽候改編。
11月中下旬，在常德完成整訓、整編任務後的二野大軍，開始分批離開常德，向湘西、川黔挺進。一路走瀘溪、秀山、酉陽到重慶；一路走辰溪、懷化、芷江、貴陽、瀘洲、富順、自貢到重慶。負責留守的幹部戰士亦於12月底離開常德，從沙市轉乘輪船去重慶。
15萬大軍，從常德出發，拉開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羣雄戰成都
成都戰役，是解放大軍進軍西南作戰中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殲滅戰戰役。由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和第5兵團的兩個軍、華北野戰軍第18兵團、第一野戰軍第7軍的第19師、第四野戰軍的第50軍，共9個軍又1個師共同參戰。
渡江戰役後，人民解放軍相繼佔領了江南廣大地區。爲負隅頑抗，蔣介石令盤踞在華南的白崇禧集團和粵系軍隊組織“湘粵聯防”，阻止人民解放軍向兩廣挺進。同時又令固守秦嶺、漢中、川北地區的胡宗南集團3個兵團11個軍，約16萬人，阻止人民解放軍由陝入川，企圖控制西南，以待國際事變，死灰復燃。
爲了消滅華南、西南之敵，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作了詳細的戰略部署：以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歸屬第4野戰軍指揮，則贛南出廣東、廣西，迂迴白崇禧集團的右側背，協同第四野戰軍主力圍殲白崇禧集團於廣西境內，第二野戰軍主力以大迂迴行動直出貴州，進佔川東、川南，切斷胡宗南集團退往雲南之通路，割裂白、胡兩集團的聯繫。同時以陝川邊之第一野戰軍部隊和華北野戰軍第18兵團，積極吸引敵胡宗南集團，將其暫時留於秦嶺地區，待我切斷其退往滇康之道路後，迅速南進，協同第二野戰軍主力聚殲胡宗南集團於四川境內。
1949年11月1日，在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的指揮下，第二野戰軍各部開始向川黔進軍，各攻擊集團在北起巴東、南至天柱的約1000裡的地段上，多路挺進，攔腰斬斷了敵人西南防線。
敵人完全沒有料到第二野戰軍的這一行動，其西南的整個防禦部署被打亂了。
突破敵防線後，第二野戰軍各部勇猛急進，第5兵團及第3兵團所屬的第10軍於10日進入貴州境內，15日解放了貴陽、思南。
同一時間，第3兵團主力與第四野戰軍一部，突破宋希濂集團的防線後，於19日將西逃之敵第14兵團圍殲於咸豐東北地區，打破了白崇禧西撤雲、貴的企圖。
倉皇逃跑的胡宗南集團急忙向南撤離，第二野戰軍指示各部隊，“迅速切斷胡宗南及四川境內諸敵之退路，是當前作戰的關鍵”。與此同時，以司令員劉伯承和政治委員鄧小平的名義，向川、黔、康、滇四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忠告，號召他們停止抵抗，投向光明，立功贖罪。
24日，第3兵團主力和第四野戰軍所屬的第47軍，佔領南川，戰至28日，將宋希濂集團主力和羅廣文兵團，大部殲滅於南川以北山區，並乘勝奪取了重慶外圍據點。29日，蔣介石及其政府從重慶逃走，當夜重慶獲得解放。
12月9日，雲南的盧漢，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部，分別在昆明、雅安等地起義，雲南、西康兩省宣告和平解放。第二野戰軍之第3、第5兵團主力，至12月20日，從西、南、東三面對成都形成合圍。劃歸第二野戰軍建制的華北野戰軍所屬第18兵團於21日進至綿陽及其東西一線。至此，胡宗南集團及四川境內之敵數十萬人，全部被第二野戰軍包圍在成都地區。
戰至29日，在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下，成都地區的國民黨軍除一部被殲外，其餘大部起義，成都戰役勝利結束。
此次戰役從12月8日起至29日止，先後爭取了敵第7、第16、第18兵團和第15、第20兵團殘部的起義與投誠，在成都、邛崍之間殲滅了企圖突圍之敵第5兵團，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在西南大陸負隅頑抗和保持一個反革命基地的陰謀計劃。
解放雲南的最後一戰——滇南戰役
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第13軍及第四野戰軍第38軍主力，在滇桂黔邊縱隊協同下，於雲南省南部地區進行了以追殲逃敵爲主要特點的滇南戰役。
1950年1月4日，按照中共中央、毛澤東解放雲南的部署和二野首長劉伯承、鄧小平的指示，第4兵團黨委在廣西南寧召開擴大會議，研究進軍雲南的部署。第4兵團黨委書記、司令員兼政委陳賡並作出了戰役部署：
令第38軍114師、151師和滇桂黔邊縱隊第一支隊組成左路部隊，沿中越邊界前出河口、金平一線，斷敵逃往國外的陸路通道，左路部隊由第38軍副軍長兼114師師長劉賢權率領；令第13軍爲中路部隊（第37、第38師爲第一梯隊，第39師爲第二梯隊），經百色、富寧、硯山、文山向開遠、蒙自方向，日夜兼程，直出蒙自、開遠一線，襲佔蒙自機場，斷敵空中逃路，然後在友鄰部隊協同下殲滅湯堯兵團於滇南地區，中路部隊由第13軍政委劉有光和副軍長陳康率領；令滇桂黔邊縱隊和盧漢起義部隊各一部作爲右路部隊，由昆明南下阻擊西逃之敵，配合主力作戰，右路部隊由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統一指揮；令第14軍和15軍作爲預備隊，由滇東和滇東北進入雲南。
陳賡要求各部隊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加強協作，密切配合，不顧疲勞，不怕犧牲，快速前進，大膽迂迴，“先兜後殲”，務必將敵第8軍、第26軍全殲於國境線內，以免後患。
各參戰部隊領命後，開始按照計劃行動。
左路部隊由廣西田東出發，在邊縱司令員莊田率領邊縱第一、第四支隊的配合下，輕裝向雲南河口急進，1月7日解放文山縣城。11日凌晨，第114師341團佔領中越邊境重鎮河口，把五星紅旗插上了河口橋頭。1月14日，第151師452團攻佔屏邊
縣城，17日與中路部隊會合後，次日趕到蠻板，經過兩個多小時激戰，攻佔了蠻板渡口，殲敵主力4000餘人。18日夜，第452團攻佔了紅河上另一座浮橋。至此，紅河沿岸各渡口均被封鎖，切斷了敵人由陸路逃往越南的通道，爲聚殲敵軍於雲南境內創造了條件。
中路部隊抵百色後，同敵人爭時間，搶速度，向蒙自開進。1月16日，經過6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110團在109團配合下，於拂曉前襲佔了蒙自機場和蒙自縣城，當天下午又攻佔新安所。至此，勝利完成了搶佔蒙自機場、攔腰截斷滇越鐵路的任務，封閉了敵人由空中逃往臺灣或從滇越鐵路逃往境外的通道。17日拂曉，第37師副師長吳效閔率109團團直、2營、3營和110團團直、1營、2營，對箇舊守敵發起攻擊，經過6個多小時的戰鬥，全殲守敵3000餘人。19日夜幕降臨時，第13軍113團在第38軍340團的密切配合下，全殲宜德山之敵，粉碎了紅河一線敵人南逃的企圖。20日，邊縱第二支隊解放開遠。
右路部隊分三路堵擊西逃之敵。1月22日，邊縱第一支隊副司令員楊守篤率領邊縱西進部隊兩個團，搶先攻佔了元江東岸的制高點二臺坡，敵第8軍510團戰敗投降。經第37師、38師與敵幾晝夜鏖戰，敵湯堯部被分割包圍在元江東岸荒無人煙的紅土坡、二塘山一帶。瀕臨絕境的敵軍被層層包圍，敵第8軍軍長曹天戈、參謀長楊也可束手就擒。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兼第8兵團司令湯堯妄想潛逃，被解放軍第37師110團1營1連連長張合鎖俘獲。至此，敵第8兵團兵團部、第8軍軍部被全殲。2月8日上午，窮途末路的敵第170師師長孫進賢帶3200餘名殘兵敗將被迫投降。野戰軍和邊縱部隊在當地傣族羣衆的大力支持下，順利渡過瀾滄江，並迅速追上逃敵，於2月17日夜攻佔邊境重鎮南嶠縣城，殲敵700多人，只有少數散兵逃出國境。2月19日，野戰軍把五星紅旗插到了中緬邊境的打洛鎮，滇南戰役勝利結束，爲雲南全境的解放和野戰軍迅速推進至邊防前哨，保衛邊疆、鞏固國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滇南戰役歷時月餘，從部隊受領任務出發到戰役勝利結束，開進和對敵連續追擊近1500公里，殲滅蔣介石嫡系第8兵團2.56萬餘人，生俘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兼第8兵團司令湯堯等高級將領多人。滇南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雲南境內殘敵企圖垂死掙扎和逃往國外或臺灣的陰謀，解放了雲南各族人民，對保衛祖國西南邊疆，鞏固國防，具有重大意義。
爲和平進軍西藏而努力
1950年的中國，全國上下被解放的喜悅籠罩着，人民積極生產建設，然而此時的祖國西南一隅並不平靜——尚未解放的西藏政治形勢極爲複雜嚴峻，在英美等國和其他境外勢力的唆使煽動下，當時的西藏地方當局分裂分子妄圖策劃“獨立”。和平解放西藏，實現祖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統一，成爲擺在新中國面前的最大挑戰。
1月2日，劉伯承和鄧小平收到了毛澤東發來的帶有四個A字的急電。當時，毛澤東正在出訪蘇聯。電文的內容會是什麼呢？原來，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改變了原來準備由彭德懷率部從新疆、青海進軍西藏的計劃。決定進軍和經營西藏的任務改由西南局來完成。
由哪個部隊擔任進軍西藏任務呢？經過反覆研究，劉伯承、鄧小平同時想到了18軍。18軍是一支穩健善戰的部隊。這支在解放戰爭初期組建的部隊，曾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以後轉戰河南、湖北、貴州、四川，屢挫數倍強敵之進攻，開闢和鞏固了豫皖蘇解放區，對轉入戰略反攻和實施淮海決戰起了重要作用。其軍長是時年36歲的張國華，既當過軍事指揮員，又做過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這樣，進軍西藏這一光榮而又艱鉅的歷史使命，最後落在18軍肩上。
做出決定後，劉伯承和鄧小平立即縝密研究了貫徹執行這一重要指示的意見，並於1月7日上報毛澤東、黨中央，同時發給當時尚在成都的賀龍。電報內容如下：
一、毛主席及德懷同志關於西藏問題的兩電均收到。經我們考慮後，完全同意於今年即九月佔領全藏。根據敵情，尤其交通經濟條件說來，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個軍去，惟在開闢時，則準備以另一個師給予加強之。在康藏兩側之新青兩省及雲南鄰界，各駐防兄弟部隊如可能時予以協助。
二、擬定以二野之18軍擔任入藏任務，以張國華爲統一領導的核心，已指令該軍集結整訓，並召張及各師幹部速來重慶受領任務，解決進軍西藏中的運輸諸問題。
三、擬請由18兵團在經營西康之部隊中指定一個師隨同18軍先期進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時，則由張國華統一指揮參加藏東作戰，任務完成後，隨即歸還西康。
以上意見是否可行，請中央毛主席及賀龍同志審覈。
尚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接到西南局的電報後，於1月10日從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並轉劉、鄧、賀及西北局，就進軍和經營西藏問題作出進一步的指示：
（一）完全同意劉、鄧1月7日電之進軍西藏計劃。現在英國、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我們，對於進軍西藏是有利的。
（二）按照彭德懷同志所稱四個月進軍時間是從5月中旬算起，則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四個整月的準備時間（我前電寫成三個半月是寫錯了）。只要劉、鄧、賀加緊督促張國華及十八軍等部，在時間上是來得及的。
（三）經營西藏應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叫什麼名稱及委員人選，請西南局擬定電告中央批准。這個領導機關應迅即確定，責成他們負責籌劃一切，並定出實行計劃，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對其工作則每半月或每月檢查一次。第一步是限於三個半月內完成調查情況，訓練幹部，整訓部隊，修築道路及進軍至康藏交界地區。有些調查工作及幹部集訓工作，需待佔康藏邊界後才能完成，併爲促成康人內部分化起見，務希於五月中旬以前佔領康藏交界一帶。
（四）關於西北局方面應協助之事項，請西南局與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並請西北局籌劃各項應當和可能協助之事項，指導所屬妥爲辦理。
１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鄧小平，在重慶向18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和部分師以上幹部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關於解放西藏的指示和西南局的決定，部署進藏工作，要求部隊勇敢地擔負起這一任務。
與此同時，劉伯承、鄧小平還發出指示，要求第二野戰軍全軍以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18軍進軍西藏。１月24日，中央批准以張國華爲書記，譚冠三爲副書記，王其梅（軍副政委）、昌炳桂（副軍長）、陳明義（軍參謀長）、劉振國（軍政治部主任）、天寶（藏族，全國政協委員）爲委員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
劉伯承、鄧小平提出的由西康、雲南、青海、新疆４省區對西藏實行“多路向心進兵”，以收協力合擊之效的建議，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西南局、西北局據此進行了認真的籌備。雲南、青海、新疆軍區先後共組建了約3000人左右的進藏部隊，進軍西藏由此拉開了序幕。
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進軍，其準備工作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2月15日，西南局、西南軍區及第二野戰軍聯合發出《解放西藏進軍政治動員令》：
中共西南局、西南軍區暨第二野戰軍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
（1950年2月15日）
全體指戰員同志們，解放西藏進軍的光榮行動就要開始了，謹向挺進祖國邊疆的光榮人民戰士們致以榮譽的祝賀。
向西藏進軍是一個光榮的任務。在今天，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已經取得偉大勝利，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已被永遠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被鞏固和建立起來。但是我們祖國領土還有臺灣、西藏、海南島尚未獲得解放，國民黨反動殘餘匪幫還在勾結美帝國主義企圖苟延殘喘，而美英帝國主義者則企圖盤踞我國邊陲地區，夢想以此作爲侵略中國的據點。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配合兄弟部隊解放臺灣、海南島和西藏。解放那裡的人民，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不讓美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們的領土上有任何的立足點。而我們直接的光榮任務就是進軍解放西藏，把五星紅旗和八一軍旗插到喜馬拉雅山和雅魯藏布江，解放和建設鞏固祖國的邊疆。這個任務，是十分光榮的。
但同時這也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在進軍途中將要碰到長途行軍、交通運輸、糧食供應、人煙稀少、氣候寒冷等困難，但是這些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因爲我們有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有全國人民和兄弟部隊的積極支援，我全體進軍同志有着爲人民解放事業艱苦卓絕〔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精神、克服困難的英雄氣概和具體辦法，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面前，任何困難都是能夠克服的。
爲着順利完成全國人民所賦予的解放西藏進軍的偉大任務，號召全體進軍部隊的共產黨員及指戰員同志們發揚你們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積極的動員起來。
（一）深刻認識解放西藏進軍的偉大政治意義，勇敢擔負起這個光榮的任務，將要遇到很多的困難，從思想上、組織上、工作上作好充分準備。發揚人民軍隊英勇奮鬥、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發揚階級的團結友愛互助精神，團結內部，愛護戰士，服從指揮，執行命令，堅決完成進軍中的每一任務。
（二）親密團結康藏人民，幫助康藏人民從〔被〕壓迫與落後的困苦環境中解放出來。忠實正確的執行共同綱領規定的團結友愛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約法八章，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和宣傳工作，學習當地語言，瞭解當地人民生活狀況，關懷當地人民的疾苦，並積極的幫助他們解除疾苦和困難。是否能夠團結康藏人民，這是解放西藏、鞏固西藏國防的決定關鍵，應引起全軍充分注意。
（三）在解放西藏進軍的同時，每一個指戰員必需樹立長期建設西藏的思想和決心。在進軍中必須儘量愛惜節省人力物力，積極修路發展交通建設。在軍事行動一經停止之後，就需要大力來發展西藏的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發展生產建設事業，我軍全體指戰員就不但要成爲捍衛人民祖國的邊防軍，鞏固的保衛祖國西南邊疆，不讓帝國主義的豬嘴敢於侵犯我們祖國一寸土地；而且還要成爲人民祖國的生產軍與西藏人民一塊共同建設民主繁榮的西藏，使自由幸福文明的花朵，開遍祖國邊疆。
解放西藏，鞏固人民祖國邊防！
爲解放西藏而進軍的人民英雄無上光榮。
部隊根據動員令，結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關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對戰士進行正面教育，對幹部和黨支部進行整頓，同時以各種方式介紹西藏情況，使大家正確瞭解西藏。各部隊還組織學習了有關民族、宗教等政策紀律規定。
3月4日至7日，18軍召開了全軍慶功祝捷、進藏誓師大會。大會上宣讀了進軍西藏決心書。張國華帶領全軍指戰員向黨中央、毛主席和劉、鄧、賀首長宣誓：“我們一定要發揚紅軍的光榮傳統，誓把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譚冠三向大家表示：“如果我爲祖國獻身了，請一定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
爲適應高原長途跋涉的需要，部隊開展了生活高原化的訓練，練習負重行軍，每名戰士都要背石頭、腿上綁沙袋，野營、野炊和學習藏語文等活動。爲增強戰鬥力，除加強武器彈藥和其他力量外，還接收了一大批新成員，包括二野其他單位調來的和自動要求進藏的專業人員、學員、學生等共1.4萬多人，其中女戰士200人。
鄧小平在向18軍交代任務時曾指出，“西藏是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強。解放西藏有軍事問題，也有政治問題，但軍事與政治比較政治是主要的，要軍事政治協同解決。政策問題極爲重要，要靠政策走路，要堅持民族區域自治”。
當時，西藏是一個民族和宗教問題十分突出，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也很特殊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從中央、西南局到進藏部隊，都十分重視對西藏情況的調查研究。西藏工委和18軍黨委成立了政策研究室，除抽調一些師團幹部參加外，還吸收了一批懂得藏語文、熟悉西藏情況的教授、專家，進行西藏情況的調查研究，提出具體政策執行意見，很快寫出了《西藏社會各階層對我軍態度之分析》、《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進軍西藏應注意和準備事項》等一批有價值的參考材料，對幫助上級領導部門掌握西藏情況、制定政策和對部隊宣傳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
爲具體瞭解兵要地誌、社會情況，準備政策意見，開展宣傳、統戰工作，籌備糧柴等，18軍從1950年2月至7月，先後派出由18軍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參謀長李覺等實施統一領導的前進指揮所，2月派出的陳子植爲司令員、陳競波爲政委的先遣支隊於雅安進入，及由52師師長吳忠、西藏工委委員天寶（藏族，1935年紅軍長征經過西康，參加紅軍北上）。
熟悉西康藏族情況和藏族的歷史、民風、民俗，對開展藏區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隨着北路先遣部隊154團和南路先遣部隊157團的進藏，巴塘、康定一大批藏族知識青年在部隊的召喚和黨組織的幫助下，懷着高度的革命熱情參加了18軍。
爲配合18軍進藏，西北野戰軍彭總決定由一軍組建了一支600人的精幹騎兵支隊（後稱青海騎兵支隊），７月24日，騎兵支隊抵達玉樹地區。駐新疆的第二軍組建的獨立騎兵師，５月進駐南疆于田地區。雲南進藏的14軍126團，４月初在麗江地區集結待命。
“進軍西藏，不吃地方”，這是毛澤東從西藏的經濟、政治狀況出發，體恤藏族人民的疾苦所指定的方針。據此，進藏部隊的費用由中央負責，所需物資全部由內地供給。
由於西藏遠離內地，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運輸補給成爲一項十分艱鉅緊迫的任務。朱德致函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就進藏部隊的供給問題，乃至使用銀元、組織採購、種糧種菜、改善伙食等都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領導機關在“政治動員會”中提出“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把組織支援進藏作爲首要任務，要求做到“前方部隊需要什麼就供應什麼”，劉伯承、賀龍親自策劃和指揮支援工作。
1950年２月初，西南軍區組成以18軍副軍長昌炳桂爲司令員、第3兵團後勤部長胥光義爲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負責組織實施支援進軍的各項工作，突出搶修公路，加強運輸力量。在川西地區迅速徵集了大批糧食，從全國各地採購了包括皮帽、皮衣、皮褲、皮大衣、皮鞋、皮手套和餅乾、罐頭、代食粉、蛋黃臘、固體燃料以及帳篷、防潮雨布、風鏡等一批適用於高原環境的軍需給養物品。補充了一批比較輕便的武器和馱運的騾馬。
爲保證順利進軍，西南軍區把修築公路作爲支援工作的重要環節，決心“不惜任何代價”迅速搶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
西南軍區抽調6個工兵團、18軍３個團和４個營及軍直有關單位1.8萬人投入施工。修路部隊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條件極差的困難，奮戰４個半月，戰勝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於1950年８月26日通車甘孜。享譽全國的《歌唱二郎山》，就是一支反映修路部隊打通二郎山英雄業績的歌曲。
與此同時，新疆獨立騎兵師及一個駱駝團在海拔4500米的地方修築由於田經普絡入藏的公路200公里。青海第一軍修築自西寧到黃河沿的公路近500公里。
公路修到哪裡，運輸就跟到哪裡；部隊走到哪裡，物資就送到哪裡。在運輸補給中，西南軍區抽調汽車850多輛，騾馬3300多匹，組成４個汽車團、４個輜重團，在川藏線上接力運輸。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車運，沒有公路的地方用騾馬、犛牛馱運。河水攔路，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資送過河。大渡河兩岸公路已通而大橋未架好，運輸兵就把汽車拆卸裝船送到對岸，再組裝起來運輸。人民空軍爲了空投物資，支援前線，在各方面條件都差的情況下，王洪智機組經過數十次試飛，於1950年５月７日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區”，在甘孜、鄧柯等地實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車部隊共運送物資3.5萬噸，空軍空投物資900餘噸。
全國上下，特別是鄰近西藏的四川、西康、雲南、青海、新疆等省區，均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進軍西藏大軍。北京、天津、上海、東北等地趕製各種進軍用具和物品。川西爲支援18軍進藏，各縣都成立了支援委員會。
在漫長的運輸線上，有10萬頭以上犛牛參加經常性的運輸。僅德格、白玉、石渠、鄧柯４個縣，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就出動犛牛６萬多頭，馱運物資26萬馱。
在運輸補給中，出現了讓人感動的事蹟。甘孜和玉隆大頭人夏格刀登等籌糧15萬多公斤。德格女運輸隊員曲美巴珍，用自己的兩頭犛牛一匹馬，在120公里的運輸段上，馱運物資100多次。遇到雨雪天，她就脫下自己的衣服蓋住馱子，保護運送的物資，馬“打了背”，她就將馬馱的東西揹着走，被譽
爲支前模範。西康省人民政府授予她“支援模範、藏族之光”的錦旗。
雲南西部的大理、麗江、保山３個地區的30多個縣的羣衆，踊躍參加修路、運輸、建造營房。保山地區由縣長、區長、幹部帶隊組織運輸。青海玉樹地區的運輸隊，調集了4000多頭馱畜，把物資從黃河沿運送到玉樹、囊謙等地，保障部隊供給。新疆于田地方政府組織了由900多名民工、4500多頭毛驢組成的９個運輸大隊，爲進藏部隊馱運糧食、馬料和各種軍用物資。
黨中央和毛澤東在確定進軍西藏的同時，就確定了爭取和平解放的方針。
1950年１月18日，朱德在一次西藏問題座談會上說：“西藏問題最好採取政治解決的辦法，不得已時才用兵。”
１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經毛澤東審查同意後，就西藏問題發表談話，希望西藏當局“派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的和平解放問題。”
２月25日，中央又在劉少奇起草給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軍進駐西藏的計劃是堅定不移的，但可採取一切辦法與達賴集團進行談判，使達賴留在西藏並與我和解。”中央還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認真調查研究西藏情況，物色適當人選去拉薩作爭取工作，並擬定同西藏當局談判的條件。
５月11日，西南局提出了關於解放西藏的四項談判條件，即：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各種制度維持現狀；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風俗習慣。５月17日，中央同意西南局擬定的四項談判條件，要求以四條爲基礎，起草“可以作爲和平進軍的談判”的若干條款。據此精神，西南局迅即研究擬定了十項條款報告中央，中央於５月底批覆同意。接着通過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等各種渠道，採用廣播同西藏地方官員接觸、通信、派人勸和等多種方式，向西藏地方當局開展政治爭取工作。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1950年５月開始，用藏語向西藏人民特別是西藏上層人士廣播，使他們儘快瞭解中央人民政府解決西藏問題的方針政策。並請在西藏上層中有很大影響的喜繞嘉措大師發表廣播講話，說明中央人民政府實行民族平等團結政策，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呼籲達賴派代表赴北京協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不要聽信帝國主義的謠言。
進藏部隊一進入西康藏區和金沙江畔，立即向西康藏族上層人士宣傳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在1936年紅軍長征路經甘孜等地時，當地人民曾建立了“博巴蘇維埃政府”，當時曾在其中擔任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擔任部長的大頭人夏格刀登和富商邦達多吉等人，都表示贊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願意像當年支持紅軍北上抗日那樣，支援解放軍進藏。
夏格刀登向其在藏軍中的朋友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寫信，勸其認清形勢，不要與人民解放軍爲敵。吳忠和天寶給昌都總管拉魯·次旺多吉及牟霞代本寫信說：“西藏地處邊陲，近百年來深受帝國主義欺凌，造成人民極大痛苦。本軍希望與藏族同胞攜手，共謀解放，望閣下轉告達賴活佛，即派員來甘孜前線指揮部就有關進軍西藏的各項具體問題詳作洽商。”邦達多吉有莊園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屬百姓捎信，告以在解放軍渡江時不得對抗，還向昌都的朋友進行了宣傳。
中央人民政府通過駐外使館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員接觸，表明中央的態度，宣傳中央對西藏的政策。1950年４月，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人員接見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向他們說明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原則和方針，贈送《共同綱領》，宣傳民族政策，要他們在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人民解放軍進藏”的前提下，進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
爲了促進和平談判，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和代辦申健，幾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赴京談判，不要延長時間。西南局、西北局還多次派人入藏勸和。1950年２月，西南局派出同西藏上層有廣泛聯繫的志清法師（也稱密悟大師），赴藏勸說達賴同中央談判，受阻於金沙江畔。同年５月，西北局派青海勸和代表團入藏，團長爲青海塔爾寺當才活佛（達賴長兄晉美諾布），副團長爲青海隆務寺夏日倉活佛、大通縣先靈活佛。代表團進至西藏聶榮宗境，爲西藏地方當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薩，夏日倉、先靈活佛的活動受到限制。
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達·洛桑丹增活佛自願申請到拉薩，勸說達賴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放西藏。格達活佛一行於1950年７月４日離開甘孜白利寺出發後，沿途宣傳中央的政策法令，勸說土司頭人、藏軍官兵勿與解放軍爲敵。７月24日，格達活佛抵達昌都後，立即向昌都總管拉魯噶倫說明來意，並給拉薩的朋友寫信，表示即將去拉薩促成和談。
不料拉薩當局得知此情況後，立即授意昌都總管，既不準格達活佛前往拉薩，也不准他返回甘孜，將他扣留近一個月之久。８月22日，這位爲西藏和平解放奔走呼籲的活佛，竟不幸遇害身亡。
經過多方面進行政治爭取工作，在西藏上層人士中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由於以達扎·阿旺鬆繞爲首的親帝分裂主義分子控制西藏地方政府實權，拒不接受中央的召喚和耐心教育，甚至阻止、軟禁、殺害愛國的勸和人員。
爲了對抗解放軍進藏，西藏當局還大力擴軍備戰，藏軍由原來的10個代本（相當團）擴充爲16個代本，並動員了大批民兵和僧兵，由藏軍司令率領的一批官兵到江孜兵營接受軍事技術訓練。還設立了由噶倫親自主管的軍餉局，向人民額外徵軍糧。在拉薩、昌都等地建設電臺，用藏語、漢語和英語向世界廣播，進行分裂祖國和反共的宣傳。他們還將藏軍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昌都、那曲、丁青及金沙江西岸一線，決心堵死和談大門，以兵戎相見，阻止18軍於金沙江以東。
事已至此，中共中央的良苦用心沒能如願。面對藏軍的來勢洶洶，中共中央被迫決定在昌都進行一場戰鬥。
“解放西藏的淮海戰役”——昌都戰役
昌都作爲西藏的東部重鎮，是從四川入藏的咽喉要道。昌都地區按原國民黨政府的行政區劃歸西康管轄，而實際仍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統轄之中。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設“都麥基巧”，派一位噶倫擔任軍政總管，加強對昌都及包括金沙江在內的周圍的防禦。要爭取西藏和平解放，就必須拔掉昌都這個釘子，消滅昌都及其周圍的藏軍。
1950年８月23日，毛澤東批准了西南局的昌都戰役計劃。戰前，毛澤東對打好昌都戰役，儘快解放昌都的政治意義作了這樣的估計：“這對於爭取西藏政治變化及進軍拉薩，是有利的。”“如果我軍能於10月佔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北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
西南軍區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於８月26日下達了《昌都戰役的基本命令》，要求“殲滅藏軍主力於昌都及其以西恩達、類烏齊地區，解放昌都，打下明年（1951年）進軍拉薩、解放西藏之基礎”。
９月５日，張國華率第二野戰軍18軍主力抵達甘孜與軍前指匯合。15日，張國華在甘孜召開作戰會議，對昌都戰役進行了具體部署。同時，青海騎兵支隊在玉樹做好戰鬥準備；雲南14軍126團於７日上旬進駐貢山，經德興到達門工東北，配合18軍作戰。
昌都戰役是解放軍在特殊地區對特殊對手進行的戰役。對於這場戰鬥，18軍可以說是有必勝的把握。
昌都戰役發起後，18軍各路部隊，邊打邊走，所向無敵。藏軍與18軍一經接觸，稍事抵抗即行潰逃，特別是九代本起義及我軍追殲覺雍之藏軍和襲佔類烏齊後，敵人已成驚弓之鳥，昌都山城一片混亂。156團先頭部隊３營，於19日20時進入昌都市區，俘昌都軍政人員200餘人。隨後，軍偵察營、工兵營、155團相繼入城。
19日至20日，擔負迂迴任務的部隊，52師騎偵連在前，青海騎支緊隨，154團一部在後，從西往東包圍昌都，堵截從昌都撤出的藏軍。進到宗驛山地區，先頭分隊騎偵連同撤至昌都西南竹閣寺的新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派出的聯繫人員相遇。經過雙方協商，阿沛下令昌都總管署及藏軍第３、８、10三個代本和其他代本、民兵一部共2700餘人放下武器。
昌都戰役中，全體指戰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行軍途中，各部隊無論是在大風雪中、茫茫的黑夜裡，還是在冰雹劈頭蓋面打來，或是大雨淋透全身之時，從來不進寺廟，不住民房，不動羣衆一草一木。餓了，幾個人就着雪水分吃一碗炒麪，即使再餓也不向羣衆徵一點糧。
部隊入鄉問俗，體察民情，每到一地即進行調查研究和政治宣傳，對藏族人民的經幡、經塔、神山、神樹、瑪尼堆和一切宗教建築物，均加以保護，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學習藏族語言，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部隊這些實際行動，使藏族人民深受感動，連躲進深山去的藏胞也紛紛回來了。
部隊對戰鬥中被俘的藏軍官兵採取了更爲寬大的政策，對傷者給以包紮治療，對死者按藏族風俗安葬，對釋放的官兵一律發給口糧和路費，一般士兵銀元５枚，家屬３枚，對傷病人員和有家眷的各發一匹騾馬，對軍官除發乘馬等外，私人的槍支也予以交還，還特別注意不觸動他們身上的“神誥”。因此，他們都很感激地說：“毛主席的兵是新漢人、好心腸的人。”
昌都戰役自1950年10月6日至24日勝利結束，聚殲了金沙江以西，類烏齊、恩達以東地區之藏軍和民兵，計有藏軍５個代本全部，３個代本大部，１個代本起義，加上一些民兵，共計5700餘人。
昌都戰役的勝利完全證實了毛澤東的英明預見，被譽爲“解放西藏的淮海戰役”。這次戰役消滅了藏軍主力，給西藏的上層統治集團以嚴重的軍事打擊，粉碎了他們勾結帝國主義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的陰謀，促使他們迅速分化，上層中的親帝分裂主義分子遭到慘敗，他們的頭子攝政達扎不體面地迅速下臺，和平西藏解放，已指日可待。
喜馬拉雅山上展紅旗
昌都戰役是不得已而爲之，黨中央和毛澤東沒有改變和平進軍的初衷。從中央到昌都前線，仍是繼續爭取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京進行和平談判。
經過一番周折，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赴北京和談的代表團。首席代表爲阿沛·阿旺晉美，其他代表爲凱墨·索安旺堆、土登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阿沛·阿旺晉美、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以阿沛·阿旺晉美爲首的一行人於３月27日從昌都出發前往北京。他們途經甘孜、重慶、西安等地時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和接待。４月22日，一行人到達北京火車站，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總理及首都各界數千人的熱烈歡迎。凱墨·索安旺堆、土登旦達於３月上旬從亞東出發，經印度、香港於４月26日到達北京。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到京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爲全權代表，李維漢爲首席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與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於４月29日開始談判。談判是以中央十項政策爲基礎，僅正式會談就進行了６輪。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重大問題上堅持原則立場，同時又充分聽取和考慮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所提的合理建議。５月21日談判結束，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由一個前言和十七個條文組成，它受到了藏族人民包括上層愛國人士的歡迎和擁護。爲督促《十七條協議》的貫徹執行，中央任命張經武爲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赴藏執行中央委託的工作。張經武帶着中共中央的重託，於1951年６月13日離京赴藏。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土登旦達、凱墨·索安旺堆和桑頗·登增頓珠同張經武同行返藏。張經武途經香港，繞道印度，於７月14日到達西藏的亞東，16日會見達賴，８月８日到達拉薩。達賴於８月17日回到拉薩。
1951年５月25日，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佈進軍西藏的訓令。明確指出：“我人民解放軍爲了保證協議的實現與鞏固國防的需要，決定派出必要的兵力進駐西藏。”以18軍爲主的各路進藏部隊，根據毛澤東的訓令和西南軍區或西北軍區的具體指示和要求，經過進一步的準備工作，相繼開始由西康、雲南、新疆、青海向西藏和平進軍。爲了模範地執行十七條協議和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18軍制定了《進軍守則》、《外事紀律》、《入城紀律》等規定，要求全體指戰員認真學習，嚴格遵守，其他部隊也作出了相應規定或提出了具體要求。
從1951年７月起，18軍陸續從甘孜、昌都向拉薩等地實施梯次進軍。在軍主力部隊出發前，派出了由軍副政委王其梅任司令員兼政委的300餘人組成的先遣支隊。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土登列門同行，並由軍供給部隊帶領一批幹部跟進，沿途設置兵站，爲後續部隊進軍作物資準備。先遣支隊７月２５日從昌都出發，經邊壩、嘉黎、太昭（現工布江達）向拉薩進發，於９月９日抵達拉薩。
軍本部由張國華、譚冠三和第二參謀長李覺、政治部主任劉振國率領的軍直一部和已到洛隆、邊壩的一五四團作爲第一梯隊。他們於７月17日抵達昌都後，８月28日從昌都出發，經丁青、沙丁、墨竹工卡向拉薩前進，於10月26日抵達拉薩。
張、譚率部抵達拉薩時，西藏地方政府組織高級官員和兩萬多名僧俗羣衆夾道歡迎，並舉行了隆重的部隊入城和歡迎儀式。由52師副師長陳子植和我率領的師直和155團爲第二梯隊，10月２日從昌都出發，經邊壩、沙丁、嘉黎，11月７日進駐太昭，隨後，154團、155團一部相繼進駐江孜、日喀則、亞東、隆子宗等邊防要地。18軍第一參謀長陳明義則帶領53師、54師、52師156團和３個汽車團、兩個工兵團和西南公路局等單位共同擔負修路、修機場和物資運輸等任務。
在18軍向西藏挺進的前後，雲南、新疆、青海進藏的部隊也開始向西藏前進。從雲南進軍的14軍126團600餘名官兵和1800餘名運輸保障力量在團長高建新的率領下，８月24日從扎那出發，經門工、紮好、官房、祖秀、烏拉山、織妹至竹瓦根，９月２日抵達桑久，10月１日進駐察隅，10日抵達科麥，在人聚居的邊防地帶建立了國防前哨基地。從新疆進軍的獨立騎兵師之一部280餘人，在第二團副團長安子明率領下，於５月23日進駐阿里地區改則之扎麻芒保，與先期抵達的先遣連（三連）會合後，６月25日繼續前進，29日抵達普蘭宗，８月３日進駐阿里政府噶大克（現噶爾）。
與此同時，營長賀景福率２連追剿從新疆向阿里潰逃的哈薩克土匪，進駐日土宗。從青海進軍的18軍獨立支隊1100餘人，在支隊司令員範明、政委慕生忠率領下，於８月底從青海香日德啓程，經巴顏喀喇山麓、通天河、唐古拉山、黑河（現那曲鎮），12月１日抵達拉薩。張經武、張國華、譚冠三等領導前往慰問，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羣衆上萬人的歡迎。自此，各路進藏部隊按照預定部署，進駐了拉薩和各邊防要地。
進軍是充滿艱辛苦澀的。18軍從甘孜到拉薩1600公里（昌都至拉薩1100公里），穿過青藏高原由北向南走向的橫斷山脈，山高河多，風雪無常，高寒缺氧，僅海拔5000米左右的大雪山就有10多座。其中號稱“天下第一山”的丹達山在6000米以上，瀾滄江、怒江等急流冰河有10餘條。在平時行走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指戰員們卻要肩負平均達35公斤左右的負荷行軍，有的則重達50公斤，即便是體弱的女兵也要負重25公斤以上。軍直部隊從李覺參謀長起，在翻越海拔6000米、山上積雪二尺多深、嚴重缺氧的冷拉山時，人、馬、馱騾在冰雪陡坡上向下滑行兩公里多，三分之二官兵口鼻流血，1200餘匹騾馬多數倒斃，其中６名官兵在此獻出了生命。
從新疆進軍的獨立騎兵師先遣連（三連），在通過大片無人區，艱難跋涉千餘里後，於1950年10月進至阿里改則之扎麻芒保。這裡海拔4500米，一年中有半年多時間冰天雪地，嚴寒缺氧。爲了在此站穩腳跟，三連官兵在後方供給跟不上、缺衣少藥、病餓交加的情況下，以犧牲56名官兵的慘重代價，在此堅持了一個冬春。
從青海進軍的18軍獨立支隊，在越過巴顏喀喇山麓後，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行軍。由於負載過重，草料不足，沿途陸續倒斃500餘匹騾馬，僅在搶渡水流湍急的通天河時，就有150餘匹騾馬被湍急的河水沖走、淹死，並有數名官兵在渡河時犧牲。
從雲南方向進軍的126團官兵，行進在“一山有四季”、“一日有四季”的橫斷山區，翻越伯舒拉等高山，跨過怒江等激流，同樣經受了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
進軍西藏的勝利，不僅標誌着解放戰爭的結束，也使祖國大陸實現了完全統一；不僅標誌着西藏“有邊無防”的歷史終結，而且使西藏人民近百年來受外敵欺凌和奴役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與此同時，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力——第二野戰軍18軍也圓滿地完成了這一項重任，把紅旗插在了喜馬拉雅山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