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和平與發展是中國外交戰略核心
【編者按】2015年11月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寫的《和平與發展是中國外交戰略核心》一文。文章認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中國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更是國際可持續和平的需要。中國外交戰略的核心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持久和平。
近來中國重大外交行動可圈可點之處很多。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0週年系列峰會上闡述的重要主張，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宣示。
中國外交戰略的核心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持久和平，這點與西方國家不太相同。儘管西方國家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是它們往往採取的方式是把自己版本的政治秩序、國際秩序，強加給包括中東、非洲、亞洲等區域的國家。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一直處於強勢地位，因此現在許多區域的國際秩序，其實是西方秩序的延伸。
反觀中國的外交哲學，一直以來都堅持認爲只有國際和平纔能有發展，只有建立在發展基礎上的和平纔是可持續的。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周邊外交理念都強調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和沿岸大多是發展中國家，甚至有許多非常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大多都是貧窮釀成的苦果。而“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精神，就是推動沿線和沿岸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在習近平主席的大外交戰略中，新型大國關係佔據關鍵位置。在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迄今的多次談話中，都非常明確地提出建設和實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從國際關係歷史來看，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一定會挑戰守成大國，而守成大國則往往恐懼於崛起中的大國，最終導致無窮的戰爭和衝突，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觀念在西方國家根深蒂固，而且西方國家之間在過去也正是這麼做的。中國提出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就是希望避免或走出大國政治的悲劇。
中國外交呈現“兩條腿走路”和“一個圈”的特點。“兩條腿走路”體現與美、歐、俄等建立的大國關係，尤其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也體現在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目標側重於經濟社會發展。“一個圈”體現於中國的周邊外交，主要是由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所決定的。無論是“兩條腿走路”，還是“一個圈”，都不是要另起爐竈。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周邊外交理念，既是承擔區域國際責任的一部分，也是對現有國際體系的有效補充，而不是像一些美國人所說的要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國日益成爲現存國際秩序中積極活躍的一員，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而且在這些國際體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美國對中國提出的一些新倡議所表示的擔憂，顯然是美國人從西方歷史經驗來理解的結果，而非從中國歷史和文化理解的結果，或者說，這是美國人的誤解。
我們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中美關係不是一個簡單的雙邊關係，而是整個國際關係的結構，這個結構無論誰垮下來，整個國際關係都會垮下來。中美關係不僅決定着各自國家的走向，而且決定了世界範圍內的和平與發展問題。要避免戰爭和衝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尋找一條新的道路。這是中國尋求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意義，也是中國作爲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可以這麼說，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中國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更是國際可持續和平的需要。
蘇曉暉：2015年中國外交的三大特點
【編者按】2015年12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蘇曉暉撰寫的《2015年中國外交的三大特點》一文。文章認爲，2015年中國外交更加積極有爲，呈現出更好地服務“中國夢”、具有大國擔當、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爲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等特點。
2015年，中國外交更加積極有爲，呈現三大特點。
其一，中國外交更好地服務“中國夢”。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因此，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是推動世界機遇與中國機遇之間的相互轉化，促使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
“一帶一路”倡議是統一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聯繫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擴大中國與世界各國合作的重要抓手。如，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期間，落實了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俄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和哈“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的對接。在土耳其，習近平與土耳其等國探討相關領域的合作潛力。中國外交助力“一帶一路”倡議落地生根。
其二，中國外交具有大國擔當。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70週年。值此重要節點，中國強調以聯合國爲核心、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爲基礎的戰後國際秩序是當今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基石，堅決反對任何美化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侵略的行徑以及任何篡改歷史的圖謀。經中國倡議，聯合國安理會舉行了主題爲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公開辯論會。習近平出席聯合國成立70週年系列峰會，宣佈中國設立爲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並加入新的聯合國維和能力待命機制。
中國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國宣佈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幫助發展中國家落實2015年後發展議程，還要設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來同各國一道研究交流適合各自國情的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中國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議等重要經濟治理平臺上呼籲，應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爲公平包容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中國還在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做出積極貢獻。習近平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活動並發表講話，提出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對策，激勵各
方在談判進程中凝聚共識。
中國在國際上更加積極主動地發揮建設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這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應有之義。
其三，中國外交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爲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
中英決定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開啓兩國關係“黃金時代”，踐行新型國際關係理念。中非關係提升爲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雙方一致同意，爲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當今世界，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中心。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重視和關注不斷增加，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等各領域諸多問題的解決也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參與。中國外交展示了中國特色、風格和氣派。
任曉：周邊外交的新亮色
【編者按】2015年11月7日《文匯報》刊登了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曉撰寫的《周邊外交的新亮色》一文。文章認爲，就中國外交佈局而言，“周邊是首要”。從90年代到21世紀初年，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取得了長足進展。當前，關係的發展似乎遭遇到了一個瓶頸，新的問題也紛至沓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已成爲題中應有之義。
每年11月，隨着18個國家的領導人云集東南亞，出席包括東亞峰會在內的一系列峰會，一出出外交大戲接連上演。2015年11月，系列峰會尚未舉行，習近平主席即前往越南和新加坡展開訪問，更增加了11月外交的亮色和人們的關注度，外交大戲的帷幕似乎已提前拉開。
中國崛起於本地區和世界，是21世紀的一件大事。中國的崛起必然不同於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其引起的影響和反應之廣、之深，如同一層層的漣漪，不斷擴展開來。對此，周邊各國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適應這一變化，而它們在一段時間內的不適應，也是十分肯定和自然的。對此，我們不宜簡單化地一概視之爲“中國威脅論”了事，或一律歸因於外部力量的插手挑撥。那樣的話，將不利於我們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東南亞地區各國，多爲中小國家，而中國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個大國。作爲中小國家，通常都會希望從大國那裡獲得一些益處，同時又對大國存有某種戒心，這便是經濟上有所求而安全上又多“心眼”，甚至在經濟上都會擔心是否過於依賴別的國家。這一狀況在現實中的反映，是多年來東盟各國一直引大國而入，令其相互制約從而達到某種平衡。作爲這種“平衡術”的表現，除了極少的例外，小國一般不願在大國間選邊站隊，努力誰都不得罪，左右逢源，對其最爲有利。對於這樣的小國心態，大國應有細緻的體察，而且一般來說不宜過於計較得失。
就中國外交佈局而言，“周邊是首要”。既然如此，無論如何都要從穩定大局着眼，而以不至“浮動”爲要。對於小國有如上的心態，似也無需訝異。大國以其體量之大，通常會處於較主動地位，對於同幅員和力量較小的國家打交道，可多取“宰相肚裡好撐船”姿態，在平等基礎上，可以優渥以待，使對方安心、放心，而不至擔心、憂心。
從90年代到21世紀初年，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取得了長足進展，雙方建立了夥伴關係，達成了自貿區協議，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爲宣言》，“10+3”和“10+1”機制化建設不斷推進，產生了雙贏的效果。而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前後，關係的發展似乎遭遇到了一個瓶頸，新的問題也紛至沓來，一時間整個地區好像不那麼“穩”了，似乎有點“浮”起來了。在這一情形下，外部力量也有了更多“運作”的空間。當前，中國的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已成爲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倡導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順應了歷史的大勢，爲本地區各國提供了多種機遇以及合作共贏的廣泛可能性。習近平主席的越、新之旅，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看，更能看到其包含的重要意義。
越南在東南亞國家中是人口較多、幅員不小、發展也較快的國家，不過相較於中國，在國力方面自然有差距。越南有漫長的海岸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確定的專屬經濟區制度等對其有利。在中越存在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的情況下，遇到風吹草動，越南民族情緒受到刺激，容易出現過激反應，甚至出現對中國投資企業進行“打砸搶燒”的極端行爲。在南海問題上，越南靠攏美國，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國，這種心理也可以理解。但在美國眼裡，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顏色”屬紅，卻也是事實，而且是根深蒂固、很難改變的。中國是近鄰的大國，越南若“遠交近攻”，是否明智？似大可質疑。兩國若都從戰略上和根本利益上考慮問題，必須有更爲寬闊的思維。通過中越最高層高頻度的交往和溝通，相互在戰略上“交底”，以達成一種心知肚明的默契，是十分必要的。兩國在體制上的近似性，使其領導層都有能力發揮一種引領作用。這一引領作用發揮得好，將極大地有利於有效管控分歧，推動雙邊關係中建設性一面的發展。這有利於雙方，有利於兩國人民。
新加坡國雖小，但中新關係的重要性卻一點也不遜色。中新蘇州工業園區是一個成功的合作範例自不待言，在治國理政方面新加坡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經驗，雙方有不少交集，可以相互分享。新加坡也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的發達國家，這種發達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智庫的發達，數量不少，質量也較高，它們在對中國的研究、對本地區的研究方面都堪稱翹楚，提供了不少思想產品，產生了堪稱重要的思想影響力。這種軟性的影響力一直以來都發揮着潛移默化和不可忽視的作用，在政策界一向爲人們所看重，具有風向標的意義。
趙可金：構建中美關係協調新架構
【編者按】2015年11月30日《學習時報》刊登了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教授趙可金撰寫的《構建中美關係協調新架構》一文。文章認爲，隨着中美關係交往的深入，中美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凸顯，中美戰略競爭和摩
擦的烈度也在上升。如何協調和管控中美關係，夯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根基，是當前和今後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焦點問題。文章共分三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三部分。
在中美關係的互動格局中，傳統分析範式以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爲核心，將國家戰略利益放到第一位，從各自戰略利益格局出發，通過管理兩國對外政策的優先次序、共同利益以及決策偏好等，來維護中美關係互利合作的勢頭。然而，隨着中美關係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入，中美越來越成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中美關係動盪的根源不是來自對方，而是來自內部不同社會網絡之間的鬥爭，中美關係越來越呈現爲不同社會網絡競爭合作的網絡間政治格局（Politics among Networks）。因此，在新形勢下，發展中美關係要從跨網絡互動的新政治邏輯出發，着眼於構建中美關係新架構，逐步鞏固合作共贏的勢頭，管控競爭衝突的根源，牢牢把握中美關係良性互動的大局。
戰略協調框架。作爲當今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美關係是最具世界戰略影響的雙邊關係，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行爲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對方乃至整個世界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因此，中美需要在大戰略、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內外政策的各個方面都要建立順暢的戰略協調架構，這一架構有點類似於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戰略穩定架構，但又不完全一樣，中美戰略協調架構更加全面，不侷限於戰略安全領域，是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戰略互動機制。
目前，中美之間已經建立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商貿聯委會、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中美軍事交流等90多條溝通管道，中美戰略協調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但是，目前的協調管道更多屬於功能性溝通，且不同溝通管道之間缺乏互通機制，這種情況使得中美在達成衆多合作項目的同時，也誘發不同領域的社會網絡之間圍繞中美合作成果分配的競爭，跨網絡之間的競爭很容易轉化爲兩國關係之間的摩擦，如果管理不到位，就可能引發中美關係的嚴重後果。因此，當務之急要建立協調衆多雙邊互動管道的機制，可以考慮建立以中美兩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互動的機制，通過設立熱線電話、定期會面和專題磋商的機制，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爲中樞，將衆多互動平臺整合起來，呈現爲“一箇中心，多條管道”的戰略協調架構，這對於穩定中美戰略關係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全球夥伴框架。在全球化時代，中美關係被“重新國際化”了，越來越多的國內議題、雙邊關係議題、地區和全球議題成爲中美首腦峰會的主題，涉及宏觀政策協調、國際金融改革、氣候變化、地區熱點問題等衆多問題，中美關係問題不僅是雙邊關係問題，更關乎整個世界全局。在這種情況下，二戰後確立的衆多國際機制，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和其他聯合國組織、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北約、軍備控制機制，以及各種區域和議題領域的治理機制等，都將需要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調整。
在這一轉制過程中，美國作爲最大的發達國家代表着國際社會中“既得利益國家集團”的利益，中國則代表最大的發展中新興大國，代表着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圍繞一系列全球發展問題展開激烈的較量和角逐。自2009年以來，中美在當今世界舞臺的幾乎所有問題上進行激烈的較量，比如關於創建超越主權的新國際儲備貨幣的爭論，關於IMF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知情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問題上的爭論，關於從G8到G20轉制的爭論，關於東亞共同體的爭論等，以及關於亞投行和TPP等，核心都涉及轉制和建制方案之爭。圍繞如何在西方不再佔據超強主導地位的背景下改革國際制度，這將是一個激烈而艱難的博弈，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爲了避免因爲建制和轉制方案之爭引發中美關係失控，要求中美在現有國際制度框架內建立起順暢的對話溝通管道，着眼於化解全球挑戰，創造合作共贏秩序，推動中美關係在聯合國、IMF、世界銀行和WTO等國際制度框架內建立順暢的夥伴關係架構，讓中美關係在共享的遊戲規則內有序競爭，良性互動。
危機管理框架。毫無疑問，當前中美關係中存在的衆多麻煩和問題，諸如網絡安全、南海爭端、貿易摩擦、人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價值觀差異問題等。對於所有這些問題，中美兩國領導人要增強耐心，不急於強行闖關，而將爭端和分歧納入戰略對話和溝通的管道之中，通過建設性管控分歧，築牢中美關係風險管理和危機管理的堤壩，增強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抗風暴能力。
建立危機管理框架，必須切實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避免戰略誤解誤判。中美存在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將分歧擴大化，而將對方妖魔化，甚至直接損害對方的核心利益，挑戰對方的原則底線，踩踏外交政策紅線。像中美兩國這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各自國家利益遍佈全球，利益摩擦在所難免。但只要切實尊重對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堅持原則底線，畫出政策紅線，提升中美戰略互動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就會避免發生戰略誤解和誤判，也會有助於捍衛中美合作的基礎，防止局勢發生失控。
建立危機管理框架，還要努力爭取合作共贏的發展方向。中美關係的目標是合作共贏，途徑也是合作共贏。在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社會已經高度相互依存，已經成爲中美命運共同體。儘管中美存在很多差異，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除了合作共贏，沒有其他路可走。從目標上來說，中美兩國領導人要把握各自國家利益的優先次序，着眼於共建以合作共贏爲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從途徑上來說，中美兩國也需要創新外交思維，創新外交方法，以合作共贏的手段來尋求合作，謀求共識。只要中美堅持以合作共贏的思維尋求合作共贏的目標，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一定能夠走得通，走得好，這不僅是中美兩國人民之幸，更是世界各國人民之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