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虎城：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
【編者按】2015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撰寫的《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一文。文章認爲，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時期，國內外環境發生新變化，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對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當前，要不斷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培育我國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更好條件。文章共分四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一、二部分。
準確把握國內外環境新變化，充分認識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的重要性
“十二五”時期，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新的歷史性成就，成爲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主要對外投資大國，開放型經濟實力和水平顯著提升。“十三五”時期，國際金融危機的後續衝擊仍將發酵演化，勢必對全球經濟增長、技術革命、產業變革和規則演進等諸多領域產生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速度、經濟結構和發展動力發生新變化。
從國際環境看，一是世界經濟低速增長態勢難以改變。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再平衡步履維艱，增長動能明顯不足；需求約束進一步加劇，市場成爲各國競相爭奪的稀缺資源。二是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發生新變化。一些中高端製造業向發達國家迴流，替代部分跨境貿易和投資。全球貿易增速已連續3年低於世界經濟增速，跨國投資遠未恢復到國際金融危機前的水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速整合。三是國際規則體系面臨深刻變革。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坎坷，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步履維艱，區域經濟合作方興未艾。發達國家致力於制定新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試圖增加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成本，佔領未來國際競爭制高點。
從國內環境看，一是我國的比較優勢發生新變化。近年來，我國要素成本持續攀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傳統比較優勢明顯弱化。與此同時，我國人力資本、資金供給、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產業集聚等方面的能力持續增強，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比較優勢正在形成和強化，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基礎更加堅實。二是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持續上升。我國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顯著上升。我們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明顯增強，比以往更有條件主動謀劃新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更有條件主動爲國內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是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求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隨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更爲迫切，需要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引進先進要素，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需要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以組裝製造爲主的局面，全方位參與全球價值鏈，提高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完善對外開放區域佈局，形成沿海內陸沿邊協作互動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對東部沿海地區給予了特殊開放政策，再加上地理區位、發展基礎和要素稟賦的差異，我國內陸沿邊地區對外開放一直相對落後，對外開放海強陸弱、東快西慢特徵明顯。2014年，東部地區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分別佔全國的85%和81.9%；地方企業對外投資中，東部地區佔80.1%。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出發，“十三五”時期應堅持開放型經濟發展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相結合，加快內陸沿邊開放步伐，提升沿海地區開放水平，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開放口岸少、基礎設施差、物流費用高，一直是內陸沿邊地區擴大對外開放的主要制約因素。《建議》提出，“加強內陸沿邊地區口岸和基礎設施建設，開闢跨境多式聯運交通走廊”。應結合“一帶一路”建設，與相關國家共同規劃建設面向東南亞、南亞、中亞、歐洲等地區的國際物流大通道，支持內陸沿邊地區增開國際客貨運航線，發展江海、鐵海、陸航等多式聯運，加強相關國家交通、物流標準體系對接，爲內陸沿邊地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提供更大便利。
加快內陸沿邊開放，既要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更要夯實對外開放的產業基礎。《建議》提出，內陸沿邊地區要“發展外向型產業集羣，形成各有側重的對外開放基地”。這就要求內陸沿邊地區提高吸納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能力，發展面向國際市場的加工製造、貿易物流等產業，儘快形成一批外向型產業集羣。外向型產業和各類產業集聚園區的發展應充分依託本地優勢、突出自身特色，切實防止重複建設和低水平競爭。《建議》要求：“提高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發展水平。”我國已在沿邊地區建設了17個邊境經濟合作區，與哈薩克斯坦合作設立了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正在與老撾、越南、蒙古等國推進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應進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創新發展模式，形成特色鮮明的產業基地和開放門戶。
沿海地區對外開放起步早、經濟發展基礎好，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更具有利條件。《建議》提出：“支持沿海地區全面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培育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製造基地和經濟區。”應推動沿海地區對外開放轉型升級，提升參與全球分工和競爭的層次，加快從國際加工裝配基地向先進製造基地轉變，從製造中心向製造研發中心、服務貿易中心轉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充分發揮在對外開放中的引領作用。
張伯裡：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
【編者按】2015年12月3日《學習時報》刊登了中央黨校教授張伯裡撰寫的《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一文。文章認爲，我國改革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正站在新的起點上，“十三五”時期，應當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文章共分三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一部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在同世界緊密聯繫、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一直參與着全球經濟治理。近年來，隨着全球化深入發展，也隨着中國的迅速發展、實力地位的提高和與世界經濟聯繫的加深，我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既是客觀必然，又恰逢其時。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是我國與外部世界經濟相互
聯繫密切、相互影響深化的客觀要求。長期實行對外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使我國經濟與外部世界經濟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我國貨物貿易佔全球份額2014年上升到12.4%，已連續兩年成爲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服務貿易的世界排名也已上升至第二位。我國引進利用外資2014年首次位居世界第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2014年世界排名升至第三位。目前人民幣已是第四大全球支付貨幣。我國與外部世界經貿金融的聯繫越密切，相互依存和相互影響也就越大。這要求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治理體系的改革，維護一個良好的外部世界經濟、世界市場環境，爲進一步發展對外經貿關係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同時，我國與世界經貿關係的密切和影響力的擴大，也爲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治理體系的改革創造了客觀條件。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是我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實力地位提高的客觀要求。改善外部經濟環境、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不僅僅在於對外貿易、投資、金融自身的發展、擴大，更在於通過這些資源跨國流動和配置的市場渠道、紐帶的發展、增強，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實力地位提高。這是我們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的重要動因。另外，作爲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我國能否增強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參與權、推動形成平等參與的世界經濟治理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身實力。近年來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實力地位進一步提高。在“十二五”的頭四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0%，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增速6個百分點，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30%，高居世界榜首。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爲10.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3.3%。未來5年，我們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將繼續致力於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進一步提高我國的經濟實力地位，繼續成爲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這爲我國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是我們統籌國內改革治理與參與全球治理、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治理”概念最初主要是指一國國內治理。進入新世紀以來，治理又隨着全球化的發展而進一步擴展、演化出“全球治理”。我國實行了30多年改革開放，推進的是體制機制的改革，也是治理體系的改革；2013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爲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我們所強調的治理，無疑也是既涵蓋國內也涵蓋國際的治理。如同長期以來我們在改革開放、發展建設中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統籌考慮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一樣，我們還要統籌推進國內國際兩方面治理。一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僅限於其國內領域、對內方面，也在於其國際領域、對外方面，這樣纔是完整和全面的。我們要以改革促開放，以開放促改革，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統籌國內改革治理與參與全球治理、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其根本目的是服從服務於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參與全球治理及其改革不是一時一事的需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務，而是一項長期持續的政策措施，服從服務於我們的長遠目標。“十三五”時期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爲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以更加積極有爲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治理體系的改革完善。國家宏偉目標的確定，是立足國內和全球視野相統籌、考慮到國內國際兩方面條件、環境的結果；國家宏偉目標的實現，也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方面環境因素，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爲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全球治理的用語、主張成爲我國政府、領導人在國際舞臺上頻頻發出的聲音。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等中國領導人在出席聯合國大會、G20金融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東亞峰會、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博鰲亞洲論壇等國際場合，都提出了衆多有關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倡議。不僅在國際場合，而且有關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及其改革完善已成爲“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和黨的十八大報告、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等黨的重要文件中的政策主張。近年來中國在國際國內積極倡導、推出和採取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政策、主張和行動，標誌着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宋泓、盛斌等：入世14年，中國改革惠及世界
【編者按】2015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本報記者李琰、王如君等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宋泓、南開大學APEC研究院院長盛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世界貿易組織新聞發言人凱斯·羅克韋爾、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約夏·梅爾澤、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WTO教席項目顧問委員會委員高樹超的採訪整理記錄。採訪共分四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二、四部分。
從普通成員成長爲WTO核心決策圈重要一員，併爲提高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不斷努力
宋泓：入世後不久，中國作爲世界製造中心，以及東亞地區甚至全球貿易中介的作用開始顯現：一方面中國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進口原材料和中間品，另一方面，又出口歐美以及發展中國家。中國與主要國家的貿易關係已經超出單純的雙邊範圍，具有區域甚至世界意義。
盛斌：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堅定支持者、維護者和重要貢獻者。例如中國在擔任2014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東道主時，力促APEC貿易部長會議發表了《關於“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的聲明》，再次肯定多邊貿易體制的價值及其核心和
首要地位，呼籲忠實履行“巴釐一攬子”協議，承諾完成《貿易便利化協定》的目標和時間表，敦促WTO其他成員爲多哈發展議程剩餘議題制定明確工作計劃。中國推進落實WTO巴厘島會議所達成的《貿易便利化協定》的實施。2015年9月4日，中國代表團向WTO總幹事遞交接受書，標誌着我國已正式完成接受《協定》議定書的國內核準程序，從而成爲第十六個接受議定書的成員。
中國參與WTO談判與事務，爲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全面完成做出了貢獻。在對最不發達國家免稅免配額的市場準入問題上，中國做出表率。
中國堅持市場開放，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按期履行WTO金融危機監督機制下的通報義務，支持WTO在監督貿易投資壁壘方面開展的工作。中國致力於最大限度地剋制使用可能符合世貿規則但卻具有明顯保護主義效果的措施。
屠新泉：中國入世後的經貿表現超出所有人最樂觀的預期，也給世界貿易格局帶來深遠影響。這首先體現在中國的快速崛起大大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尤其是中國快速增長的進口需求爲許多發展中國家創造了發展機會，同時也使得發展中國家在WTO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發言權提高。其次，體現在中國與美國在經濟實力上的快速接近，特別是在貿易、製造業等領域，這使得美國對世界貿易格局的主導地位有所降低，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的影響力顯著下降。
中國對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好的示範作用，作爲在WTO中發展最爲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例子表明，對外開放可以爲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也激勵了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WTO、積極利用WTO。
凱斯·羅克韋爾：事實上，中國正在WTO的每個委員會及不同國家間談判中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中國對促進WTO發展以及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不僅參與了WTO的多邊談判，而且也在多邊範圍內，參與了《信息技術協定》的擴展和移除上百種環境產品的關稅談判。中國對WTO和全球貿易體系都有着巨大貢獻。
高樹超：中國入世以來對於WTO規則日漸熟悉，逐步實現了從被動接受到積極利用，再到主動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規則的改變。
比如在解決貿易爭端中，起初由於經驗不足，中國在WTO被訴時，往往不願利用爭端解決機制，而是選擇同起訴方私了。但是，從2006年開始，中國對於爭端解決機制日漸熟悉，開始敢於利用WTO規則捍衛自己的合法利益。2008年以來，中國在美國雙反案和歐盟緊固件反傾銷案等案件中，通過對相關WTO規則提出創造性的解釋，力圖改變不利於自己的規則。
在WTO談判中，中國也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2005年後，中國相繼提出100多個提案，涵蓋談判的各方面。中國逐步從一個普通成員，成長爲WTO核心決策圈的重要一員。同時，中國逐漸意識到自己作爲貿易大國，在許多議題上將自己定位爲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橋樑，努力維護着前者的權益。
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就是對多邊貿易體制最大的貢獻
宋泓：在全球經濟疲軟，世界貿易低迷甚至萎縮的背景下，中國可以在三個方面發揮作用。首先是推動更多的南南合作，併發揮主導作用。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建立雙邊或者三邊合作的加工區，促進當地貿易和就業，發揮示範作用，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其次，與主要發達國家進行雙邊或者區域貿易談判，參與國際新規則制定，推動新規則均衡發展。其三，推動以我爲主的周邊區域網絡建設，構建開放性的區域合作，將“一帶一路”的建設打造成爲國際開放型區域合作，以及互利共贏的新典範。
盛斌：中國應積極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也是對多邊貿易體制最大的貢獻。中國應以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態度，客觀認識新貿易與投資規則的意義和影響。將全球價值鏈嵌入新時期的經濟結構改革的設計藍圖中，在一些優先改革領域（包括貿易便利化、投資保護、政府採購、環境保護、電子商務等）創新踐行新規則，並積極達成高水平、高標準的自貿協定，從而推動深層次經濟一體化。中國應該繼續支持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支持多哈回合談判進程，實現多邊貿易體制向更加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從長遠角度看，中國還應從發展視角與理念對WTO的規則與治理改革提出自己的主張和建議。
屠新泉：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力量，既可以爲全球經濟治理髮揮建設性作用，也可以對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產生制衡性作用。在建設性作用方面，中國繼續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發揮中國市場巨大優勢，爲各國提供可以利用的市場機會。同時在一些領域可以發揮制度建設和引領的作用，如發起建立亞投行、金磚銀行等，爲探索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融資提供了有益經驗，發起“一帶一路”倡議爲開展發展中國家之間新的經濟合作模式創造了新思路。在制衡性作用方面，要在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包括WTO中，聯合廣大發展中國家，伸張其合理的利益訴求，推動發達國家改變或取消其有損於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政策，同時抵制發達國家過高的自由化要求，爲發展中國家漸進的改革開放贏得時間和空間，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向一個更加平衡、更加關注發展的方向前進。
約翰·梅爾澤：中國已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需要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更好地發揮作爲WTO重要成員的作用，引領世界經濟健康發展。這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有好處。二十國集團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國家間組織形式，它讓全世界最重要的20個國家的領導人聚到一起，深入探討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但重要的是，二十國集團每次會議提出一系列有關世界經濟發展的議程後，各成員都應當合力完成議定的目標，引領世界經濟穩定發展。
高樹超：毫無疑問，中國應該積極研究包括TPP在內的新型自貿協定中所包含的新規則，包括它們對中國的影響和中國的應對策略。與此同時，中國應該對自己的優劣勢進行深入分析，並制定一些反映自己利益的規則，通過自貿協定和WTO等各種平臺積極推廣。目前中國現有的自貿協定側重於強調關稅減讓，在未來應加大對規則問題的重視力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