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回到五十年前，我在北平讀春明女中初中的時候。有一天下課，我們幾個喜歡電影和愛活動的同學，相約去看上海明星電影公司拍外景，是胡蝶、鄭小秋演《啼笑因緣》，地點是在先農壇的四面鐘下面，階前擺着簡單的道具，不過是一個大鼓架子。在《啼笑因緣》裡，胡蝶是一人飾兩人，這時是拍她飾演唱大鼓的沈鳳喜，鄭小秋演樊家樹。人家都說鄭小秋個子矮，和胡蝶演對手戲要登上小板凳，這是故意挖苦。那天胡蝶梳着一條油松大辮子，鼓妞兒的打扮，鄭小秋穿團花緞子長袍，少爺的打扮，但那件長袍爲什麼是紫紅色的？後來聽說因爲拍黑白片，這樣纔可以使色調和諧。鄭小秋沒拍戲，看見有一堆小女生，便走過來很和氣地跟我們打招呼，問我們是哪間學校的。那天去看我所喜歡的女明星，雖是半世紀後的今天，記憶猶新。
1965年秋，我受邀訪美歸來，在日本停留一週，爲的是去看我的出生地大阪城。這時老友王渤生、林慰君夫婦也因來臺任教途經日本，我們早就約好在日本同遊。慰君當年也是胡蝶迷，不知哪兒打聽來胡蝶也正居留日本，便經友人介紹認識了，這時距離我的小女生時代，已有三十年，胡蝶也是近六十歲的人了，她高挑的個子，還是那麼端莊美麗。我當然先告訴她，我怎麼在先農壇看她演戲，那時的小女生膽小竟不敢上前，並且說我是更早打從她演《火燒紅蓮寺》、《空谷蘭》就是她的觀衆，她聽了也很高興。我問她養生之道，爲何六十歲了，還這麼漂亮，她說她不但不煙不酒，辣椒也不吃。又提起她的酒窩標記，她笑說，年輕時只右頰有酒窩，老了不知怎麼倒變成兩頰都有了！
不久以後，她自日來臺，在她往來臺日及居留臺灣的十年間，我們成了時常見面的好朋友。日漸發現她的爲人，如此次金馬獎頒獎時新聞局長張京育所說，胡蝶女士不但代表了整個中國電影史，在私底下她的待人接物處世之道也是令人崇敬的。其實還不止於此，她坦誠忠厚，且富幽默感，生活更是簡單樸素。胡蝶在天母定居的時候，生活平靜，閒來讀書、蒔花，下山來和我們聚晤，有時打打最小的麻將，無非是要延長更多的時間聊天兒。她的國語雖帶一點點她家鄉廣東的口音，但她會說很多種方言，上海、蘇州、福州、揚州等等。
她每來總要帶三五本文藝書籍回去，下次再來換，張明大姊和我所藏文藝書籍甚多，就夠她看的了。她談一些早年電影明星生活，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了，而她論及同時期的明星，從不道人長短，只是有一次談到當年一位大學校長因嘲諷張學良，竟造謠謅詩說什麼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那詩當年全國刊載，使胡蝶名譽極受傷害，胡蝶說：“現在張學良人在臺灣，可以面對作證，我那時連見也沒見過張學良呀！”舊時騷人墨客不知尊重女性，尤其是對待演藝人員。記得和胡蝶同時的明星阮玲玉自殺時便留四字遺言：“人言可畏”。阮玲玉那時已是和胡蝶能分庭抗禮的大明星了，都不能忍受人間的欺侮而自殺，寧可放棄大好的前途，可見謠言惑衆是多可怕的事。
胡蝶和潘有聲的結婚也是當年電影界一大事，白紗拖長及地，繡滿蝴蝶，不知有多美麗。他們婚後育有一子一女，生活美滿。可惜是後來出大陸住香港，潘氏病亡，胡蝶從而帶着兩個孩子寡居香江。
在臺居留期間，關懷她的朱先生也往來臺日做生意。朱先生來臺，我們也都常見面，他是一位忠懇的商人，說起朱先生和胡蝶的緣分，應當從五十多年前說起了。有一天胡蝶在拍片，忽然有一少年徒弟搬道具有什麼差錯，被導演等罵個不停，胡蝶看不過去，便說；“人家年紀輕輕，不講什麼就好了，不要這麼責備人家嘛，好了好了！”這纔算給平息了。幾十年來胡蝶哪裡還記得這小事。誰知就在潘有聲故去後，在香港朋友家認識了一位朱先生，朱先生對胡蝶說，你大概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了，便原原本本道出當年片場被責罵的那少年就是他。
朱先生認爲大明星對他的關注是不可忘懷的，所以朱先生說，胡蝶有任何需要他幫助的，他都應當做，這時朱先生已經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了，確是很照顧胡蝶。後來他們有了感情，但朱先生的太太在大陸，胡蝶非常忠厚，不願拆散人家夫妻，便未成婚。後來離日來臺居住恐怕也是這個原因。朱先生曾很誠懇地對我們這些朋友說，他願照顧胡蝶，讓她過十年安靜健康的好日子。那時胡蝶的兒子尚在英國讀書。這段緣分，胡蝶都很坦白地對我們講。十年前胡蝶移居加拿大傍着妹妹胡珊，這時她的兒子也學成在加拿大奉養母親。去年消息傳來，朱先生倒先離胡蝶而去，在美國去世。他們倆的這段情緣很使我感動。
胡蝶離臺時，要我選些她種的花兒草兒，我也盆盆罐罐地拿下山來。她移居加拿大後，也還來過臺灣。這次聽說她要來領獎，正高興可以見到八十歲的胡蝶了，卻不想她因旅途不宜，不能親自來，她給張明大姊信上說：“……早就該寫信給您，可是懶得很，真是要不得。蝴蝶是蟲變的，我胡蝶是懶蟲變的啊！……醫生說我不宜遠行。近日精神很差，一切都在退化，終日不做事情都覺得很累，每天要吃幾種藥，離不開醫生……”
無論如何，她得此特別獎是實至名歸，我們遙祝她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