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說，你曾國藩領兵打仗，本來就犯了許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這次你這番舉動，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懷疑了。你是不是聽我的勸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憑你的本事，對國家大局能否有所幫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軍奔喪，則非禮非義，我不能不嚴肅地批評你。
從才能到品質，左宗棠把曾國藩批了個一無是處。可以想見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會多麼鬱悶。
事情還不止於此，除了寫信責罵曾國藩之外，左宗棠在公衆場合對曾國藩更加肆無忌憚地大加譏彈。曾國藩此次委軍回湘，是湖南官場一時談論的熱點，左宗棠每見一人，都大談曾氏平日擺出一副理學大家面孔，以誠自命，此次卻以父喪爲由，要挾君父，可見其居心並不如自己所稱那樣正大。
應該說，左宗棠的罵人功夫確實登峰造極，史上一流。其特點一是一針見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饒人，喋喋不休。曾國藩在官場上飛黃騰達，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憑“以誠爲本”的理學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誠”自許嗎？那麼我就用事實來證明你其實爲人不誠不忠。左宗棠下意識裡對曾國藩壓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終於找到機會進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爆發。
道德是曾國藩最看重的資本，往這項資本上潑污水，是他無法忍受的。多年之後，他向人談起與左失和的始末時，還咬牙切齒地說：“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譭，一時譁然和之”，“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左宗棠這一罵，正發生在曾國藩情緒處於最低谷的時期。曾國藩要挾皇帝，並沒有得到期望中的結果，反被皇帝順水推舟，解除了兵權，讓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國藩弄巧成拙，成爲天下官場的笑柄，已經痛苦不已。而左宗棠的詆譭，又成了撒在曾氏傷口上的一把鹽，把曾國藩傷到徹骨，讓他終生難以釋懷。
正因如此，曾國藩對左宗棠的這封信根本不予回覆，從此與左音書斷絕。左宗棠沒接到回信，一時居然還很不高興，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說：
此公才短氣矜，終非平賊之人。仁先、霞仙知其爲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嘆。此輩宜置之高閣，待賊平再議耳。
但四處罵完了曾國藩，痛快完了嘴之後，中夜撫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覺自己做得有些過分。聽說曾國藩對他“見怪”之後，在給劉峙衡的信中他寫道：“滌公不候朝命，遂戴星而歸，弟力陳其不可。然審已無及，聞頗有見怪之意，則只可聽之。”在給王鑫的信中，他難得地做了一點自我批評：
滌帥自前書牴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
就是說，雖然我說的都是正確的道理，不過方式方法可能有問題。但是曾國藩不給他回信，心高氣傲的他當然也不可能主動再去聯絡。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此公（曾國藩）仍負氣如故，我亦負氣如故也。”
二
中國這片土地，也許看起來缺乏個性，其實你經常能遇見光芒四射的異人。左宗棠這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也許不僅是他出衆的軍事才能，而更在於他那出人意料的個性。
經過漫長的歷史接力，在清代後期，中國的統治已經由治身深化到了治心。這個被統治者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的民族身上呈現出的普遍特點是退縮和含糊。而左宗棠卻似乎是一個天外來客，他身上的清可見底、鋒芒畢露、剛直激烈，與這個民族的整體氣質形成如此分明的反差。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這通嬉笑怒罵，符合他的一貫作風。他平生爲人，從來都是不平則鳴，從不藏着掖着，虛與委蛇。說話做事，不過多考慮後果，不太多考慮別人的反應。他不光這樣痛罵過曾國藩，以後也同樣這樣痛罵過好友郭嵩燾等人。
這種性格當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說他：“剛烈而近於矯激，面責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說，他經常當面批評別人，一點也不客氣，人多因此怨恨他。對於這一點，左宗棠自己當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說，“兄平生性剛纔拙，與世多忤。然不強人就我，亦不枉己徇人，視一切譭譽、愛憎如聾瞽之不聞不睹，畢竟與我亦毫無增損也。”也就是說，他絕不因爲別人的看法而改變自己，別人的一切譭譽，他皆置之度外。
這種態度，有天生的性格因素，也有着左宗棠自己的價值取向在內。對於晚清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氛圍，對於晚清官場軟熟曖昧、含混和氣的作風，左宗棠痛恨不已，有意以自己的圭角，去刺破這種讓人窒息的沉悶空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弟平生待人，總是侃直。見友朋有過，見面糾之……此即親家所謂太露圭角者也。現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僞，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
左宗棠對自己的這種處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認爲，自己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最大價值就在於此。領軍之後，他曾經有過這樣一番自我評價：
滌公謂我勤勞異常，謂我有謀，形之奏牘；其實亦皮相之論。相處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燾）與潤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況其他？此不足怪。所患異時形諸紀載，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吾亦不理，但於身前自諡曰“忠介先生”，可乎？
也就是說，曾國藩等人認爲他的優點是勤勞多謀，才華出衆。左宗棠認爲這是皮相之見。他認爲相處更久相知更深的郭燾、胡林翼等人，其實也不真正瞭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點和長處是“忠介”。
忠者，忠於國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堅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環境而稍稍折損自己的鋒芒。左宗棠這樣說，也真的這樣做到了。他堅信，自己的剛直忠介，既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諸朋友同事之中而不違。他的風格一開始可能很難爲人所接受，但時間長了，大家必然會理解他原諒他，而當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風格之後，那些複雜的事就變簡單了，沒有了那麼多虛僞做作的環節，交往效率和辦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這就是他的“以直勝曲”論，與曾國藩的“以拙勝巧”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爲人靈活，善於交往，長於運用權術，他卻說：“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
這種性格無疑有着極富魅力的一面，特別是在晚清的官場，實在太需要上天偶爾颳起的這股清勁之風，一掃百餘年頹風穢氣。
但是，凡事過猶不及。任何一個優點前進一步，就立刻成爲缺點。左宗棠的優點在於他的清澈單純，而缺點也在於他清澈單純。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潛藏着“自我中心”、“高己卑人”的強大本能。這種本能，既能促人爭強好勝，建功立業，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賢妒能。因此對於這種本能，必須如馴服烈馬一樣，施以一番陶冶磨鍊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終成爲大賢大能。而左宗棠爲人，卻善於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國藩比起來，他的自省功夫無疑相差太遠，對於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內心深處的“忮求之意”直接呈現出來。他一生的兩大愛好，好聽過頭恭維和愛酷評他人，都根源於此。他一生從來不會拒絕別人的任何一句恭維，也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挑別人毛病的機會。特別是一遇到那些才力與自己相當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變成一隻好鬥的公雞，總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擊傾向，開口即罵，專揭其短，無所不至。這在他後來與李鴻章、郭嵩燾的關係中表現得更爲明顯。
從大公角度看，曾國藩抽身退步，確實有損清軍戰鬥力。對曾國藩委軍歸家之舉，刻刻以天下爲念的左宗棠確實極爲不滿。左宗棠在給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介紹自己寫這封信的動機：
昨接滌公二十五日醴陵來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於義不合，蓋軍事重大，不比尋常宦遊可以自主……已詳作一函，力陳其不可。
從這個角度說，他有此一罵，也理所當然。
但是知人論世，不止有大公這一個角度。左宗棠和曾國藩畢竟是朋友。曾國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責曾國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設身處地。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學家認爲，左宗棠這樣的多血質人格雖然具有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並不擅長，甚至有時對敏感的人際心理因素反應遲鈍”。確實，左宗棠的表現成了心理學家這一論斷的最佳註腳。
三
相比左宗棠，曾國藩爲人就全面得多。
每個人的青年時代都是青澀的。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也有着高己卑人、驕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纔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克去曾國藩身上的這個缺點。在北京的最初幾年，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說他的缺點第一個是“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青年曾國藩的脾氣之大當時毫不亞於左宗棠。因爲脾氣火暴，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好幾次大架。那時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遇事只認理不認情，“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國藩下過一段紮紮實實的克己之功，以理學爲武器對自己的“天賦之性”進行過深刻的反省和系統的糾正。居京十多年裡，曾國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實就是脫胎換骨，脫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換上“誠恕”之心，謙虛之道。他的胸襟日益擴展，性格日益寬厚，到與左宗棠初次會面以前，他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凡事必爭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涵養極好遇事忍讓的中年人，對朋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爲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他總結說，對朋友，首先要誠，“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第二是敬，“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爲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然後是渾，“惟忘機可以消衆機”。人際交往中凡事不可過於計較，分得太清楚。最後，則要做到“不嫉妒”。曾國藩認爲這一點極爲重要，以至於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爲遺囑，囑咐後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順利，正是建立在曾國藩的深厚修養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貫注於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這一段功夫。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當然，一個人要成爲“內方外圓”的“聖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雖然經過了艱苦的自我砥礪，但是從北京剛剛來到地方官場，曾國藩的棱角仍然顯得過於分明，處事仍然過於方剛和理想主義，對地方官場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濁一時難以適應。他在江西數年與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場體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處世方式的原因。
從咸豐七年二月到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時間。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間刻苦自修之外，另一個極爲重要的生命關節點。極爲好勝的曾國藩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他意識到，辦事風格手段過於生硬，是他處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爲圓通。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從此大大提高。這首先就體現在曾左關係當中。
左宗棠與曾國藩雖然關係僵了，但是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關係一直不錯，與曾國藩斷絕音信之後，與曾國荃卻音書不絕。這是曾左關係中一個有點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實也理有當然。左宗棠與曾國荃性格相投，他們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辦事直來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國藩的磨磨嘰嘰，瞻前顧後。他們命運也有共同之處，都是科舉不中，以軍功升遷，彼此同病相憐。更加上曾國荃從戎之初得到過左宗棠的用心指點，對左宗棠的才能十分欽佩，在資歷功業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對左氏的聲威名望從不曾構成威脅，左宗棠一直從容地保持着居高臨下之勢，所以兩個人終生關係不錯。
曾國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卻不想因自己而影響弟弟與左宗棠的關係，因此特意給弟弟寫信說：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荃本來夾在兄長和朋友當中，不知如何是好，這下知道了兄長的態度。在與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調和二人關係，勸哥哥先給左宗棠寫封信。
這恰恰和曾國藩想到了一處。在曾國藩居鄉時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對與左宗棠關係的反思。經過反覆思考，曾國藩認爲，從恕道待人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寬恕左氏的這一舉動。畢竟在他心中，洶洶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要拯救天下，離不了與這兩個人的通力合作。後來的咸豐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國藩在家書中曾這樣評價：“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之、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可見他對左宗棠的一貫重視與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勸解下，他開始努力恢復與左的關係。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處罵了一頓之後，還要主動修好，邁出這一步不是那麼容易的。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與弟弟信中寫道：“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此次暫未暇作，準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季高處此次匆遽，尚未作書，下次決不食言。”可見這封信寫得多麼不容易。四月初九日，這封復交信終於寫成，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弟前請兄與季高通信，茲寫一信，弟試觀之尚可用否？可用則便中寄省，不可用則下次再寫寄可也。”
曾國藩既然伸出了橄欖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寫得相當熱烈：
沅浦遞到手書，敬悉近狀之詳，喜慰無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絕我也。且思且悲，且負氣以相待。竊念頻年搶擾拮据，刻鮮歡。每遇憂思鬱結之時，酬接之間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紙書之，略無擬議。旋覺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詞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恆厚，自毖殊疏，則年過而德不進之徵也。來書雲晰義未熟，翻成氣矜，我之謂矣……尊恙聞服衛生丸頗效，然否？若然，則非僅血虛可知。如須此者，當爲覓之。弟小兄一歲，近亦頹然……可憎厭也。近代草籌餉一疏，附上，乞教之。仁先時有書來，言都下事，多令人憂者，不敢尋覽。先此略復，餘俟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