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對於那些高中科甲、飛黃騰達之人，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後來的家書中，經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比如“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得庸下”。換句話說，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年齡只差一歲，一個四十一，一個四十。又同爲湖南人，一爲湘鄉，一爲湘陰。家境也相當，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舉運氣不同，如今命運迥異。曾國藩中舉之後，科舉路上極爲順利，中進士，點翰林，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弄弄筆頭，十年中間，七次升遷，到太平軍起之時，這兩個人，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身份相懸，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認爲是國中無二的人才，比曾國藩高明百倍，卻進身無門，只好靠當師爺來過過權力癮。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僅僅因爲科名運氣好，辦什麼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國藩的存在，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爲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這實在有點難。
六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爲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後不久，湘軍宣佈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戰。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于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寄予極大希望，以爲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後，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員聞此消息，無不幸災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縋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
雖然下意識地對曾國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畢竟是一個奇男子，偉丈夫。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幹不以爲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見，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是大清天下爲數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關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國藩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兩人具體聊了些什麼，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我們見到的最直接的資料是光緒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銅官感舊圖序》。左宗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追憶此事道：
其晨，餘縋城出，省公舟中，氣息僅屬，所着單襦沾染泥沙，痕跡猶在。責公事尚可爲，速死非義。公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餘代爲點檢而已。
就是說，左氏來到船上，看到剛被撈上來的曾國藩氣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還沾着河裡的泥沙。左宗棠責備曾國藩此舉糊塗，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麼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麼對得起天下百姓？
曾國藩尷尬羞愧，只能嗔目不語。等左宗棠說夠了，才讓人拿來紙，寫出所剩軍火的數量，請左宗棠幫他查點一下。
應該說，左宗棠的指責是有道理的。勝敗兵家常事，初遇失敗就要自殺，這實在不是一個軍人應該具有的心理素質。左宗棠挺身而出來看曾國藩，是情；大義凜然責備曾國藩，是義。這樣看來，左氏此舉，誠可謂情義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現其實並不是這樣恰當而完美，他的回憶其實有所避諱。李詳《藥裹慵談》中說，左宗棠在這次會面中，曾當面嘲笑曾國藩爲“豬子”，也就是湖南話笨蛋之意。如果說《藥裹慵談》是孤證的話，那麼王運的那句“左生狂笑罵豬耶”則可作爲旁證。左宗棠對曾國藩，不但責以“大義”，還曾冷笑譏嘲，破口痛罵。罵他這麼點小事都轉不過腦筋來，實在笨得像豬。
原來左宗棠對處於極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這樣“安慰”的。乍聽起來有點駭人聽聞，不過細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氣。與以後左宗棠多次對曾國藩的無理謾罵相比，這一罵畢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罵醒曾國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國藩被罵之後，似乎一時並未猛醒，還是默默準備着再找機會自殺。幸虧此時湘潭大捷消息傳來，另一路湘軍取得了大勝。這場勝利是太平軍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這一消息立刻使曾國藩轉悲爲喜，從牀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態，以爲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爲，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衰之機。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良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於比白癡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頭蓋臉的訓斥。
此時的曾國藩今昔對比，已經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內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於左宗棠。曾左兩人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竣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他說自己：“素有忿恨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晚年他還說自己“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見他脾氣暴烈的一面。）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
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還繼續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迴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
左宗棠已經習慣了曾國藩的寬厚和包容，他似乎從沒有想到過，曾國藩也會生氣。因此，發現曾國藩真的不理他之後，也感覺有些後悔。不過在給朋友的信裡，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錯誤：
弟數與書而不一答，蓋嫌其太直也……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問題是，左宗棠的脾氣極差，眼光卻是極其高明的，不久，曾國藩的湘軍於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於江西湖口。太平軍燒燬湘軍水師戰船百餘艘，衝上曾國藩座船，殺死他的管駕、監印等官，盡獲其文牘。曾國藩倉皇逃跑，“呼救無從”，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的勝利，一舉扭轉了西征的整個戰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佔領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心更推崇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不久，曾國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與江西官員相處不睦，處境極爲困難。左宗棠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譏評曾國藩的表現。咸豐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聞有西安將軍銜命來江之說，恐此後日益爲難。見與江西大僚構釁已深，傾之者多，將來恐同歸於糟而已。”又說：“滌公年來意興索然，於人材罕所羅致，所部傑出者頗少。”此外還有“鄉曲氣太重”、“才亦太缺”、“於兵事終鮮悟處”（皆致胡林信中語）等惡評。說到極處，左宗棠更認爲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爲曾氏之纔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罵歸罵，左宗棠的大局觀卻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國藩徹底失敗，天下大勢將更不可爲，所以一邊譏評曾國藩，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對湘軍加以救助。當石達開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擔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潰，禍及湖南，他說：“吾爲滌公危，亦爲吾鄉危”，因此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迅速支援江西：“以時局論，固無有急於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劉長佑速帶援軍於咸豐六年初趕往江西，救曾國藩於危難之中。後來又陸續派劉騰鴻、曾國荃、周鳳山等軍東援江西，並在接濟軍餉方面給了曾國藩以慷慨幫助。兩人的關係因此又多雲轉晴。左宗棠的惡評當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他把這些話默默地嚥了下去，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崇。咸豐六年，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幹的絕對信任。
七
曾國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話全部默默嚥下，這一方面是由於他過人的修養；另一方面，是因爲左宗棠對曾國藩軍事指揮才能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
毫無疑問，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流的軍事家。他用兵的長處在於大局觀好，老成持重。曾國藩做人以拙爲本，在軍事上，也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穩”，在行軍、紮營、接仗等各個環節，都力求先立於不敗之地。《孫子兵法》強調：“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兵法·形篇》）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戰，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但凡事過猶不及，腳踏實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則，但是兵者詭道也，有一些特殊形勢下，也需要敢於冒險，大踏步前進。在這樣的時候，曾國藩身上的弱點就顯露出來了。他從來不敢出奇兵，用奇謀，因此錯失過許多好機會，許多時候事倍功半。
比如後來在咸豐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營，蘇州常州失陷的時候，本來曾國藩有迅速擴張勢力，一舉包圍天京的可能。當時蘇浙兩省大半都已經淪陷。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替他出主意，勸他不要再圍攻安慶，而是趁蘇省殘破，舊有的文武大員下落不明之時，直接以能幹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楨、李鴻章、劉蓉等人分領蘇贛浙三省的巡撫等職位，利用這些地方的豐厚餉源供養軍隊，分南北西三路跳過長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開包圍。應該說，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點冒險，卻也有七成以上的勝算。左宗棠對這個建議也舉雙手贊成，認爲江南大營的潰滅，給了湘軍以大發展的極好機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如果曾國藩聽從胡林翼的建議，也許蘇常淪陷以後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後方能逐漸改觀。
然而曾國藩對平定太平天國，有自己的一定之規，那就是“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先取上游，再規下游”。從長江上游向下打起，一個一個城市拔釘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勸，曾國藩就是不爲所動。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都扼腕長嘆。
曾國藩平生長於自省，因此對自己用兵的長與短，心裡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國藩剿捻欠效，在《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折》中就這樣談到自己的用兵問題：
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於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餘年以來，中國人對曾國藩不斷進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無缺的聖人。事實上，曾國藩凡事都追求最紮實、最徹底，固然把風險降到了最低，卻也大大影響了效率。左宗棠卻總是在尋找效率最高的途徑，在適當的時候，他絕不害怕冒險。因此，兩個人的軍事思想經常發生衝突。左宗棠批評“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確有七分道理。
第一次斷交
一
截至咸豐七年以前，雖然曾左二人的關係時晴時陰，疙瘩不斷，風波迭起，但是與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那次大沖突相比，一切都無足輕重了。
咸豐七年前後是曾國藩生命中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之一。此時他創立的湘軍已經轉戰三載，屢立戰功，但是處境卻越來越尷尬：由於皇帝對他抱有防範心理，不肯給他以督撫地位，使他領兵三載，一直孤懸客處，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特別是在江西期間，由於手中沒有行政權力，雖然湘軍爲保衛江西終日苦戰，仍然被江西通省視爲額外負擔，始終受到官僚大吏們的排擠和刁難，可謂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飽受欺凌，鬱憤滿懷，心力交瘁，走投無路，精神幾近崩潰，以至在與劉蓉的信中說出了這樣的話：
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爲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時，一紙家書傳來，曾國藩父親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這個消息，曾國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軍務交給他人，給朝廷發去一封陳請開缺的奏摺後，不待皇帝批覆，即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爲父親辦理喪事去了。
作爲領兵大臣，擅自離開軍營，是一件嚴重違反軍紀的事。一貫以忠貞自誓的曾國藩在軍事危急之際做出這個決定，確實顯得有些不負責任。但曾國藩此舉，實屬迫不得已。他是想通過此舉，表達對清政府的不滿，也想借這個機會，向皇帝申明自己所處“極不得位”的真實處境。咸豐皇帝雖然頗爲震怒，但是他對曾國藩的艱難處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撫駱秉章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不斷爲曾國藩說情，遂傳旨給假三個月，委軍一事免於追究。朋友當中，胡林翼、吳敏樹等都對曾國藩的舉動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對曾國藩加以安慰，吳敏樹在信中說：
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爲而爲，非從其利者。
按理說，在曾氏如此困難之際，作爲朋友，左宗棠對曾應該加以理解安慰纔對。但是左宗棠卻在這個當口，寄來了一封信，對曾國藩大義凜然地加以嚴厲批評。
信的開頭，左宗棠就劈頭蓋臉地從儒家倫理原則高度出發，批評曾國藩委軍歸家，是不忠不義、不負責任的表現：
《綱目》一書，於奪情題後一事，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爲斷，所以重綱常、維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經義直捷了當，更無可疑……
接下來左宗棠又嬉怒笑罵，捎帶嘲諷了曾國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於兵事，誠不敢謂其有功無過，然竭其心與力所可到而黽勉爲之，此念尚可見諒於朝廷……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區區之愚，但謂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