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着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爲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並不以君子、小人爲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很挺狠，有**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採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曖，即時爲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爲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爲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並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認識事物並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瞭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眉稍，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後，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也。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分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讚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爲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覈”。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蝨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並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於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會迅速提出問題，並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願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儘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詞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鬆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爲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八
宏傑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髮。
他轉學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沒有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勿略，寧近勿遠，寧下勿高，寧拙勿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恆。說天下事，無論什麼，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一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恆中來。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聽就要打瞌睡，上學後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後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因爲在我當時理解裡，勤與恆無非是一種外界加諸於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範。
後來才理解沒什麼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里尼所說，“爲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恆中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於矯或僞。所以要想勤與恆，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近於迂。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麼高明，後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於踐行終身。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麼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
往年苦思力索，幾於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年在軍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寫字一張，不甚至間裝飾，從結構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於腕下。
我和宏傑兩年間也常常以“恆”相勉，一起學這個學那個，想着能像老曾說的，朋友之間互相箴規彼此挾持，甚至開個專門的學習博客相互監督，一上來都很興奮，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現在相當一部分都放棄了，這個字是真難，難怪老曾說：“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此事絕不是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
沒有這個，靠強烈的目的性，靠一時興起，很快就放棄了。
慚愧中理解老曾說的，決定成敗的，不在高處，在窪處，不在隆處，在平處。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處，耐得住煩。
除此無他途。
九
看完宏傑的書稿，我問他：“你想過嗎？爲什麼你從朱元璋寫到了曾國藩？”
他想想說：“沒有。”
我說：“也許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路就永遠沒有盡頭，在這條路上，種下的每一棵樹，也許深深植下，卻被連根拔起，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就像老曾一直說人想要有所樹立，必須從不妄求人知開始，“但問耕耘，莫問收穫”，至於結果如何，他寫信給好友郭嵩燾，說：我曾經把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運氣”這一“囊”之中，久而彌信。
這也算是命吧，以至於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讓人在他死後，在墓前刻上“不信書，信運氣”。
這話裡有無限心酸。
老曾當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譽放在性命之上，愛惜之極，後來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
體制內的改良者，大都經歷這樣的處境，像蔡元培說的鍋裡的小魚，“兩邊煎”，政府覺得你不忠誠，老百姓覺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覺得你動搖根基，激進者覺得你遲滯迂緩，總是兩邊都罵你，什麼好也落不着。
臨終前兩年，處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爲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爲奇恥大辱。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爲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百年來，對他的譭譽都很極端，他被認爲是完人，也被認爲是賣國賊，被認爲是聖徒，也被認爲是劊子手。
真與僞是大敵，真卻永遠兩拳空空，無所依恃。
但這個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蠻之氣而爲之。“吾輩自盡之道，則與‘運氣’血戰一博，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老頭兒長相樸拙如農夫，一輩子儉苦無已，隨手一隻青藤箱子，身上的長袍上有油漬，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時人輕賤。但就靠一根窮骨頭，養活的這一點春意思，卻能在中國大地上漸流漸廣，代代都有中國人，如梁啓超那樣，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爲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爲，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
曾國藩形容過這種力量，“風之爲物”，試圖把握它時，像是空無一物，試圖鉗制它時，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