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
一
我認識宏傑，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裡悚然。
後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爲什麼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傑說：“我沒想這麼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準，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並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老曾說，“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準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王國，對於未來的瞻望，必肇始於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的道路，像顧準所說“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複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只以“實事求是”爲宗旨。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主義，兼容幷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倆思想的橫剖面都通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裡，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沒刀柄。
這個路徑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爲。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爲渾厚，冒鄉愿爲中庸，一遇真僞交爭之際，輒先倡爲遊言，導爲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咸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面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里之外”，或者“斥爲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制發言，碰到什麼事情，只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句句見血。
咸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折於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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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趕辦船隻炮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而泄——“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麼？行，“辦與朕看”。
都能聽到詞章後的冷笑。
三
我看宏傑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舌，可以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苟無人情，百求罔應”。
學會應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應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兩分的人，能夠低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復出之後他說：“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次。”
可以想象“諸老”背後怎麼捻着鬍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後，“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但這樣的後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要把維持住表面和平，話話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也必有損傷。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後面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最反對的人。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麼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裡自己折騰，“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
四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爲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讒笑處處打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着“面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爲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麼是柔弱，什麼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麼程度，卻往往是人後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世界，以強凌弱之世界”。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爲圓滑、退縮，像宏傑說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幹正事。他晚歲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爲爲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走上常見的，晚清官場“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僞不辯”的鄉愿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麪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此後必將不肯爲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爲剛，“剛非暴戾之謂，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後來他在美國之後，有次去大峽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爲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說，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爲柔弱纔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爲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麼表達，不過，他也並不以爲柔弱本身可以制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於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佈在城市邊裡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裡，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嘆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箇中國廚師，麪包裡爲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麪包裡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制食品，爲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瞭解事物原由的人，纔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黴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顧準批評他們：“宋儒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着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範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這種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爲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從簡單到複雜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