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曾國藩每接見生人，有一個特殊的習慣：先不說話，而是盯着客人，從上到下看上幾分鐘。《清史稿·曾國藩傳》載：
國藩爲人威重，美鬚髯，目三角有棱。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
這種相人方式當然不免使許多被接見者十分不舒服，曾國藩卻在這幾分鐘內對這個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斷。據說：“退則記其優劣，無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到安慶拜見曾國藩，商討洋務事宜。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容閎這樣回憶他與曾國藩首次見面的情形：
這天，當我的名片遞進去以後，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這位中國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慣例，總督向我表示了歡迎，然後他便請我坐在他的正對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對我微笑着，這樣長達幾分鐘，看樣子見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時他又以銳利的目光從頭到腳地審視着我，似乎從我的外表能夠發現什麼奇異之處。最後，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的雙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別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須承認，在這期間我雖然沒有羞怯感，但我的確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開始向我提問。
相過面後，曾國藩問容閎是否願意在他麾下當一個軍官，並且說：“我從你的相貌可判斷出，你能成爲一名優秀的軍人，因爲我從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個勇敢且具有指揮才能的人。”
但容閎並不想在戰場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說，他也許有軍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軍事訓練，通過這種方式謝絕了曾國藩的好意。
這是文字中記載曾國藩相人實踐最生動詳細的一篇。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文字材料證明曾國藩精研相人之術。
《湘鄉曾氏文獻》中有《同官冊》一冊，內容是曾國藩接見屬員後寫下的評語。從這些評語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的相學素養。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爲他所肯定，比如“脣薄而定，鼻正而長”，“面如條瓜”，“腰勁挺”。在這些人名後面，他畫○，這類面相說明這些人“心術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則記有“目有濁氣”、“橫紋入口”、“視下，言閃爍”、“鼻削下銳，面乾瘦非福相”等從相法角度來說是惡相的描述，這些人的名字被畫了△，後面評以“心術或壞”、“庸俗”甚至“壞種”等詞。很顯然，許多下屬僅憑這一面之緣，或者說，僅僅因爲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狀，就被曾國藩決定了政治前途的窮與通。
除了這本《同官冊》，曾國藩研究運用相術的記載還大量見於其日記之中。
咸豐八、九兩年，曾國藩日記中大量記載了他接見部下時的相面結果，隨手舉出幾例：
陳青雲……眼圓而動，不甚可靠。
劉湘南……眼黃有神光，鼻樑平沓，口圓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氣可愛。
廖世霖……充哨長。鼻樑直，腰身正。在家小貿營生。頭髮、眉毛有濁氣。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準勾而樑方，口有神而紋俗……三年入羅營，從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營口官。顴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濁氣，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
曾國藩之精通相術，與他的識人之明之間，是否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這自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多數人認爲二者是有必然聯繫的。清末著名學者俞樾就這樣說：
湘鄉（指曾氏）出入將相，手定東南，勳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指不勝屈。
三
相面術在中國源遠流長。春秋之時，在中國貴族之中已經十分流行。《左傳·文公元年》載：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難也收子。谷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也就是說，周天子派遣內史叔服前來魯國參加葬禮，公孫敖聽說內史叔服會看相，便讓自己的兩個兒子出來相見。叔服對公孫敖說：“谷可以祭祀供養你，難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頜豐滿，其後代必定興於魯國。”
而范蠡說“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尉繚講秦始皇“蜂準（鼻子高），長目，鷙鳥膺（胸部挺起），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在歷史上更是廣爲人知的相面實例。
春秋以降，相術大興，歷代著名的相人專家層出不窮，比如，漢朝時的許負、王充、王符，唐朝時袁天罡，宋朝時陳摶，明朝時袁珙、袁忠徹。各類相書更是汗牛充棟，像《麻衣相書》、《五行相書》、《柳莊神相全篇》、《平鏡寶庫》、《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面攤遍及城鄉，相面術成爲影響中國人生活的一種重要方術。在晚清政治高層人物中，以相術擇人甚至成爲一種風氣。
胡林翼在向曾國藩竭力推薦李鴻章時，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顯示他肯定會飛黃騰達：
少荃可治淮上之師，並帶去營哨官也。……少荃如評骨法，必大闊，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勳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膽耳！
胡林翼還給曾國藩的另一位幕友馮卓懷相過面，結果評價很低，說他“脣不掩齒，非期頤之難致，即讒謗之易集”。馮卓懷就是曾國藩早年日記中常提到的好友馮樹堂，此人與曾國藩定交多年，關係深密，最後還是因種種原因終生未得大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曾國藩身邊的人，也經常給曾相面。王運相面的結論是：
其相法當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
而薛福成給曾國藩相面後得出另一種結論：
曾公器宇凝重而面如月滿，發髯奇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當代鉅公，無與匹也。惟鬃眉稍低，生平勞多逸少。
除了曾國藩的湘軍集團，晚清另一些重臣也對相術很有研究，比如榮祿，在《夢蕉亭雜記》中，陳夔龍記載過榮祿和他的一次談話，內容是談論肅順的相貌。榮祿說：
以相法言，肅順長身玉立，鳶肩，火色，頭部長銳下豐，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貴。但忌聲嘶。肅順豺聲，是以不克善終。
曾國藩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研習相人之術的。
四
除了風水、相面外，曾國藩另一項頻繁進行的“迷信”活動是算卦。
咸豐八年十一月，因爲深陷戰爭的九弟曾國荃“久無來信”，曾國藩“不勝懸懸”，於十一月十四日，“請李笏生佔牙牌數，似尚平安”。
另一次記載是關於軍事決策：
請陳雪樓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辭。筮餘軍是否南渡，得《解》之《師》。筮次青之應否赴浙，得《兌》之復。
他自己也會算卦。
每當軍事進退兩難之際，他常用算卦來推測吉凶。是否派兵，是否移營，全局利鈍，都是他卜測的範圍。
進退兩難，寸心終日紛擾。履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審定全局確有定計。
早起鬱郁，若無主者，又佔二卦。
自佔一卦，問江北有兵來南岸否。遇“坎”之“觀”，見者以爲佳。
夜占卦問左軍利鈍，卦象不吉，焦灼之至。
因卦象不吉而焦灼之至，可見他對算卦確實是十分相信的。我們這些崇拜曾國藩的後人，可能很少想到，在曾國藩的軍事策略背後，居然隱約晃動着“封建迷信”的影子。事實上，曾國藩幕府中，一度專門養着些占卜之士，以至於在他剛剛升任總督，徵求朋友幕僚如何施政之建議時，汪梅村建議他“屏術數星卜之士”。
從文字記載來看，曾國藩算卦，純用周易之理。比如，與太平軍作戰正緊張的時候，他在日記中說：“念金陵、寧國兩處危急，焦灼不可言狀。因佔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渙；寧國卦，遇屯之益。”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佔得一卦，再求得一相關的變卦。前者稱“遇卦”（即本卦），後者稱“之卦”（即變卦）。曾國藩爲金陵局面佔的卦“遇否之渙”，就是先佔得否卦（遇卦），再得渙卦（之卦）。
曾國藩算卦，是他讀《易經》的副產品。
讀易本是理學家的本行。理學的宇宙理論，就建立在《易經》的基礎之上。世界的本源問題，是任何一個哲學理論無法迴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實言談並沒有給企圖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啓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易經》給了他們以充分發揮想象力的機會。程子和朱子等理學大家通過注《易》，建立起了理學的宇宙原理，即“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萬物”，因此《易》可以說是理學體系的奠基石。
作爲一個理學家，曾國藩一生對易經十分重視，用力至勤。考《曾國藩日記》，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讀《易經》。這五次分別是：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二十二年十二月。也就是三十歲和三十一歲。
咸豐十一年正月到二月。五十歲。
同治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五十五歲。
同治九年十月。五十九歲。
同治十年二月到三月。六十歲。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易經》的喜愛，終其一生，至老彌篤。他從這部古老的經典中不但讀出了辯證法，讀出了大量爲人處世的道理，也學會了算卦。
曾國藩的卦算得準不準，日記中沒有詳細記載。但從他樂此不疲的事實判斷，他對此中消息確有吟味。
應該說，易經占卦，並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點哲學啓示在。《易經》認爲，宇宙是個相互感應的大系統，系統內的每一事物都與全體相通。世相雖然繁雜，但多不礙感應，體不礙互通。因此《易經》認爲，世事並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規律地發展的（就是“道”）。這一規律，雖然混沌難明，但人竭盡全力，還是探討得一點消息。
曾國藩從神秘文化中悟到了什麼
一
雖然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在那個時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對“怪力亂神”感興趣。因爲風雲變幻、旦夕禍福的生存環境使中國人特別希望解讀未來和變數。而當時人文的智慧成果卻對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讀力。
在傳統時代，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荒謬的界線並不那麼分明。非理性的氣氛瀰漫在大部分經典之中，幾乎所有學說中都有着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來荒誕無稽的五行學說，是中國上古各派哲學的共同理論依據，也是古代醫學、科技的理論基礎，更是神秘主義者修仙、預測的共同依據。可以說，中國古典智慧都是遊離在理性與非理性、真理與謬誤、世俗與神秘中間。《黃帝內經》說：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漠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這是用傳統政治中的君、臣、父、子這樣的倫理關係比附內臟系統。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將軍，膽是參謀……所以舌乃心之靈苗。
其實，儒家學說何嘗不是如此。董仲舒這樣論證他的“天人感應”學說，他說，“人副天數”，也就是說，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晝夜，人有視瞑；天有暖清，人有好惡；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應。
如果單看理論體系，中醫和儒學，與相面和算卦並無高下之分。事實上，對於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並不重要。中國式智慧真正的寶貴之處在於荒誕的體系架構下大量的與這個架構也許沒什麼關係的寶貴經驗。對中國式學問來說，理論只是一個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裡的東西。中國式學問的妙處在於“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聖者的許多話，聽起來空谷足音，無根無傍，玄而又玄。也許突然某一天，與你的人生經驗發生共鳴，使你醍醐灌頂。
二
我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將曾國藩的“迷信”歸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動，反映出其思維的侷限性和落後性的一面。但同時，在曾國藩與中國神秘文化的關係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曾國藩窮盡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精神資源。
站在今天的知識高度反觀，曾國藩在他的歷史時代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其實是有限的。中國傳統經史子集，雖然汗牛充棟，基本精神卻千篇一律。而曾國藩要面對的世界卻是複雜的、寬闊的、流動不息的。他身上肩負的任務太重了。他要指揮戰鬥，治理地方，修身齊家，內聖外王。他要恢復社會的秩序，指引國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對於這些，僅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的空疏教條是不夠的。
曾國藩是渾厚、開闊，無所不包的。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着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曾國藩像一隻敏銳的雷達，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從中釐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興趣，自然在情理之中。當然，與經史子集比起來，神秘文化中的營養的成分少得可憐。但曾國藩凡事都願親身嘗試一遍，才能放心。
三
曾國藩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與其說曾國藩從《易經》、從相術中學到了知識，不如說他讀易、讀相法、讀風水過程中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偶有所印證而已。《易經》、相法之類對曾國藩來說，只不過是些鉤子，用來系掛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說，曾國藩從易經中學到了“盈虛消息之理”，讀出了“一分爲二”的觀點，讀出了謙虛謹慎，讀出了自強不息，其實更應該說，他是借《易經》中這些經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經驗系統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沒有自己一生的複雜歷練，曾國藩坐在書齋中讀一輩子《易經》，也不會有什麼所得。還是曾國藩自己總結得好：
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於可解與不可解之間。
神秘文化當然不會給曾國藩驅災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從正面來看，神秘文化應該給了他如下啓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訴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啓示他宇宙的規律可以索解，人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經》中天人合一，陰陽相生的思維方式，相面術中對精氣神的判斷，風水理論中關於水源的選擇，以及傳統養生術中動靜結合理論，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對於他的日常生活發揮過正面影響。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於他的，也許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國藩算卦之中的自娛自解的成分，也許大於求索未來的，他所求的，其實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緊張。至於“命運”之說，對他開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極度困難痛苦之際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