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學的演進與拓展
蔡元培曾在《簡易哲學綱要》中指出，研究美學的方法可分爲兩種：“或由自然美出發，而由此以領略藝術美；或分析藝術，以定美學的概念，而由此理解自然美。”當代美學，因立足於美學作爲藝術哲學的學科定位，從藝術美出發便成爲自然美理論建構的必然選擇。但運用藝術審美原則闡釋自然美，卻無法真正解決自然何以美的難題。有鑑於此，從自然美維度反觀當代美學，既可見出自然美研究的轉進理路，又可呈現當代美學的別樣形態。
自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開始，“自然人化”便成了自然美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學熱”。其中，大多數美學研究者贊同自然美生成於“自然人化”的判斷，只是對“自然人化”的理解有差異。如有的學者主張自然美源於“情感化”，運用“移情”解釋自然美；有的學者則主張自然美源自“實踐化”，認爲勞動實踐是自然美得以生成的路徑。
但“自然人化”命題，難以有效解釋“人化”自然過程中的美醜並存現象，無法闡釋自然美和實踐美學關於美本質界定之間的內在衝突。事實上，實踐美學在運用“自然人化”闡釋自然美時，也的確沒有達成理論的自洽；從實踐美學出發的生命美學、生存美學、超越美學等，更是將自然美置於研究的邊緣，甚至直接懸置不論。
究其原因在於，當代美學在這一發展階段，深受西方傳統人本主義哲學框架的束縛，沒有借鑑現代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觀，也沒有承續中國傳統的有機自然觀。西方文化自古希臘開始，便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高揚人的主體性大旗，強調對抗自然、征服自然。人本主義理論將自然視爲“自然物”，視爲荒蠻的存在、可加以利用的資源，自然的審美價值因此而長期遭到否定。直到文藝復興時期，自然美才開始受到關注；到啓蒙運動之後，自然因象徵自由、浪漫而成爲重要的審美對象；到現代，隨着人類中心主義的逐步消解，自然在現象學的“天地人神”四位一體、“詩意地棲居”等思想中，方成爲自然本身。
中國文化中的“自然”，實與西方之“physis”“nasci”和“nature”在內涵上存在着錯位：前者具有非實體性，而後者則是指向實體事物。中國傳統秉持自然生命觀，崇尚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主張“與物爲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等。由此，在人與自然審美關係建構中，除有“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比德”，“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移情”外，更有“峰岫嶢嶷，雲林森眇，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餘復何爲”的“暢神”，“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互賞等。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可謂是與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生態型美學中的自然美
20世紀90年代之後，生態型美學開始在中國勃興。所謂生態型美學，主要是指生態美學、環境美學與景觀美學。顧名思義，三者之間存在着明顯差異：核心語彙不同，分別是“生態”“環境”與“景觀”；主要依賴的自然科學基礎不同，分別爲生態科學，環境科學，景觀規劃設計學和景觀生態學。同時，自然美相應開顯的維度也不同：生態美，具有濃郁的哲學意味，旨在凸顯自然生命樣態之真；環境美，強調在人與自然之間建構和諧自由的關係，旨在凸顯自然生存環境之善；景觀美，則強調自然物象形式的藝術性，旨在凸顯自然物象之美。
而三者之所以可統稱爲“生態型美學”，在於有共同之基礎：秉持生態世界觀，即以生態地球、生態宇宙爲本體，認爲人與自然平等共處於一個生態系統；汲取以自然爲本位的思想文化，以深化生態世界觀；堅持生態審美原則，從生態維度重新理解美與醜，進而從自然出發、以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強調生態審美方式，基於但又不受限於自然科學理論，以生態感知方式體驗自然美。
因面對共同的生態環境危機問題，國內興起的生態美學、環境美學，與譯介而來的西方生態型美學很快形成交匯融合，並促使自然美再次成爲美學研究熱點。在生態型美學理論體系中，自然不再是孤立的、靜態的物質性存在，而是處於整體有機關聯且動態流變之生態系統中的生命存在；作爲審美者的人，也不再是萬物的主宰，而是與自然物同處生態系統之中的生命存在。由此，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審美關係的建構，便促使“自然人化”在兩個維度發生轉變：走向“自然化人”——由於自然生存環境惡化、生態危機加重，人更加註重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並將生態規律視爲“美的規律”的有機內容；走向“人的自然化”——從理性的、處於主體地位和作爲類的“人”，走向更爲關注生命體驗和生態保護的人。
在生態審美原則下，自然美的呈現，是訴諸本真生命樣態，展現出自是、自在、自爲和自由等審美特徵。自然美的構成，也不再僅僅侷限於藝術審美原則下的形式美，而是憑藉自身的生命價值、在生態系統中的動態平衡價值等，展現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自然美的內涵，則因建基於自然科學理論，使得生態美、環境美與景觀美都內在蘊含着自然科學之真。
《光明日報》（ 2021年05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