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電影飄紅背後
《我和我的祖國》《奪冠》等多部主旋律電影在廈門舉行的第33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提名者表彰儀式上獲得表彰。隨着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主旋律”正成爲一個熱議的話題。
主旋律電影有多火？票房表現可見一斑。2017年，《戰狼2》以56.8億元票房橫空出世，坐穩國產電影票房總榜榜首的位置；2019年國慶檔，《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大主旋律商業大片同臺競技，一舉刷新多項票房和觀影紀錄。
時間進入2020年，疫情急劇冷凍電影產業的背景下，依然是主旋律電影上演了“冬天裡的一把火”——《我和我的家鄉》《八佰》兩部影片開啓逆勢突圍，聯手獻上約60億元票房，引領中國電影市場成爲全球第一票倉。
《中國電影報》社長、《當代電影》雜誌主編皇甫宜川更願意稱這些主旋律影片爲新主流影片，它們不僅具備了主流價值、主流意識等屬性，更囊括了受衆認同、大衆審美、市場認可等符合現代電影觀念的文化內涵和產業屬性。
在商業化電影占據市場主流的今天，主旋律電影何以擺脫傳統的窠臼，奪取票房和口碑的“雙贏”？
在導演劉瀟看來，相較以往，近年來上映的主旋律電影主題明確、人物設定精準，無論故事結構還是敘事方法都具備成熟商業電影的框架。
“以《湄公河行動》爲例，影片圍繞營救這一主線，每個人物都爲此服務，節奏合理，故事清晰。”他認爲，這是我國主旋律電影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
近年來，不少主旋律電影都將敘事視角從英雄轉向平凡人。《八佰》中，一個個小人物成爲推動故事進展的主角；而在《我和我的祖國》中，時代發展與國家鉅變映照在平凡人的悲歡離合中，讓人爲之動容。
“任何一部優秀的電影，要想吸引觀衆，就要引起他們的共情，角色必須是個活生生的人，有愛有恨有恐懼。早年主旋律電影塑造英雄人物，往往對缺點避而不談，導致人物失真。”劉瀟說，而近年來上映的《紅海行動》等影片，更加註重呈現人物身上的瑕疵與成長，無形中拉近與觀衆間的距離。
“只有創作者在情感上與民衆的情感能形成共情，纔有可能創作出反映當代人民生活和國家發展的作品。”皇甫宜川說。
近年來，主旋律電影不再拘泥於革命歷史題材，草根故事挖掘成爲一道新的風景線。在青年導演韓一看來，主旋律電影大熱背後，是越來越多專業化程度高的創作團隊加入其中，以更具深度和寬容度的角度去講述時代的大主題。“例如影片《一點就到家》，通過幾個年輕人從大城市回到家鄉創業的故事，透視社會變化，它既是一部主旋律電影，也可以被視爲喜劇電影。”
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真實故事，億萬人民生活奮鬥的火熱圖景，爲廣大藝術家提供了創作的現實沃土、靈感源泉。
由脫貧農民本色主演的真實脫貧故事片《一個不落》，在本屆金雞獎活動中展映。“與其說這部電影的拍攝是一場實驗，不如說是我們抓住了變革時代賦予的機遇。”該片導演郭嘯說，這是主旋律電影創作的最好時代，電影人應當忠於時代，以光影講述更多觀照現實、映照民心、推動進步的故事。
《奪冠》取材自中國女排的真實經歷，一經上映便引發了觀衆對主旋律敘事的全新認識。憑藉該片獲得最佳編劇提名的青年編劇張冀說，主旋律大片，需要真實、本土、充滿煙火氣的，區別於好萊塢或者其他國家形式的中國敘事。
創新，也是當前主旋律電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從《湄公河行動》到《紅海行動》的一系列軍事片、戰爭片的探索，從《我和我的祖國》到《我和我的家鄉》對電影新形態的嘗試，從《中國機長》到《奪冠》等影片在價值觀上更符合時代要求的取捨……它們的成功，無不是創新意識下藝術實踐的結果。
“真正做成高質量、符合時代的審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斷創新，尋找多樣化的表達。這是主旋律影片成功的核心所在。”皇甫宜川說，我們應該從強調“精品意識”，向“精品常態化”努力。
“好的電影一定是傳播大愛，帶給人們真善美、正能量的，這些電影應該鼓勵大量生產和製作。”劉瀟說，未來，主旋律電影的創作依舊要着眼於用草根視角呈現宏大主題，同時從人性深度、人類命運等更高角度去思考電影。
生逢好時代，更多青年創作者們得以參與到主旋律電影創作中。青年導演周洲說，國家與民族賦予我們文化的從容與自信，青年電影人當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以不竭的創作迴應時代課題，承擔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