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斌 | 梁啓超新史學的二重奏：“科學史學”與“民族文化史學”

摘要 ：新時期以來,關於梁啓超新史學的理論淵源、體系特徵及其發展歷程,學界的研討已有顯著之進展。考察梁啓超新史學的理論體系及其研究實踐,必須充分重視梁氏獨特的思想性格,尤其是貫徹全部學術人生與思想世界的中西文化觀。其次,梁啓超從首倡“史界革命”開始,他理想的新史學蘊含兩種主旋律,一是受科學實證主義思潮影響而形成的“科學史學”,二是受近代民族文化思潮刺激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史學”。前者的內涵有五項:歷史進化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治史態度和治史路徑。後者的內涵有四項：治史旨趣、治史對象、治史路徑和民族文化史觀。二種旋律間的內在張力規範了新史學理論的學術體系和發展邏輯,並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中國現代史學分途發展的兩個 重要潮流 。 這或許爲理解梁啓超新史學的“ 變 ”與“ 不變”,提供一個值得反思的新視角 。

關鍵詞 ：思想性格 新史學 科學史學 民族文化史學 新傳統主義文化觀

從 19 世紀 90 年代至 20 世紀 20年代,梁啓超一直活躍在近代政治及思想世界的中心,對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轉型和學術嬗變產生深刻的影響。大體而言,他的人生志業分爲四期:(1) 自1890年結識康有爲,被他的革新思想所吸引,毅然捨棄詞章、考據等舊學,而後追隨康有爲,從事維新變法的輿論宣傳和政治運動。(2)從戊戌政變至辛亥革命成功,流亡海外十載,藉助於日文譯著,博採西方學說,在《清議報》《新民叢報》發表數量驚人的政治評論和學術論著,熱情向國人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猛烈批判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思想傳統,他儼然成爲“全國學術界之靈魂”。(3)從民國創建至1918 年歐遊以前,投身民初的政黨政治,曾經兩度入閣,然而書生從政屢受挫敗,漸萌抽身之意。(4)從1920 年歐遊歸來直至1929年病歿,宣告脫離政治,致力於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在生命的最後十年裡,梁啓超的學術興趣完全迴歸史學,學術成就最爲豐碩。作爲近代罕見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梁啓超的活動和研究涉及政治、哲學、史學、文學、經濟學、法學、宗教學、教育學諸 多領域 ,遺留的資料翔實而豐富 ,相關的研究較爲全面和充實。 在梁氏的學術事業中 ,史學爲其畢生心血所繫。 他有志於撰寫新型的中國通史 , 晚年又矚意於文化史 ,在史學理論 、史學史 、中國政治思想史 、清代學術思想史等領域造詣尤深 。

關於梁啓超的史學成就和史學思想 ,1949年以前的研究大多極力褒揚,肯定他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1949 年以後,圍繞樑啓超前後期的學術思想、史學思想的階級性質,學界產生許多爭議和批判。新時期以來,關於新史學的理論淵源、體系特徵及其發展歷程,學界的研討已有顯著之進展。梁啓超的文化觀和史學理論的顯著轉變,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梁氏爲期一年的歐洲考察。學界一般以此爲轉折點,將梁啓超史學劃分爲前後兩期。前期的史學論著,和他當時所撰述的政論文章同一旨趣,都以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進化論爲武器,批評專制主義的政治、思想和落後的國民性,探討西方富強和中國落後的根源。後期的史學論著,立足於史學自身的變革和發展,從批判舊史學轉入建設新史學,早期批判舊史的基調繼續保留,措辭由激昂改爲和緩,態度由激進轉爲理解,其意在於闡揚傳統史學之精髓,糅合中西史學而創造現代史學之理論學說。關於梁啓超前後期史學的“變”與“不變”,已有不少有益的分析。梁氏史學前後期的變化,不是截然對立的關係,後期實乃前期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依筆者之見 ,梁啓超思想的“ 善變”,首先來自他獨特的思想性格 ,尤其是新傳統主義的文化觀,這是考察其史學理論必須充分關注的思想背景。其次,從首倡“史界革命”開始,梁氏理想的新史學兼具交織滲透的兩個維度———“科學史學”與“民族文化史學”。隨着社會環境和思想潮流的更迭演變,二種旋律間的內在張力規範了新史學理論的學術體系和發展邏輯;並在很大程度上,預 示了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兩個重要潮流 。 這或許爲理解梁啓超新史學的“ 變 ”與“ 不變”,提供一個值得反思的新視角 。

一、說“ 流質易變 ”

梁啓超以“ 流質易變”著稱於世,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常隨時代風潮而轉移,同代學人對此嘖有煩言,梁氏本人也從不諱言。其思想的駁雜多變,一直備受研究者的關注。論者或謂其思想“今不如昔”,或謂其思想缺乏穩定性。隨着時代語境的變化,後人關注的焦點和評價的基調時有調整。

梁啓超自謂“太無成見”,這與他獨特的思想性格難以分割 。他在許多場合公開解剖自己,言辭坦率而真切,極富感染力。在這些“ 自我鑑定”中,梁啓超強調他對新知有強烈的探索欲,感受敏銳而淺嘗輒止。他曾用一詼諧的比喻,形容自己對學術的態度,“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用化學化分‘梁啓超 ' 這件東西 ,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 叫‘趣味 ' 的抽 出來 ,只怕所剩下僅有個0了。”他不僅用“趣味主義”激勵青年後學,而且現身說法,以此教育子女,“我是學問趣味方面極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專積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內容,異常豐富,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面,便覺得像換個新生命,如朝旭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覺這種生活是極可愛的,極有價值的。我雖不願你們學我那氾濫無歸的短處,但至少也想你們參採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對於“趣味主義”的治學態度,梁啓超並非一味自責,甚至還帶有某種程度的自得。

除了“趣味主義 ”的學術性格,梁啓超性格中還有極其重要的一面,即他的自我期許。自維新變法伊始,他始終沉浸在引領時代的激越和亢奮之中。世人的高度期待, 自我的人生定位,兩者交互推動,驅使他永遠不甘寂寞,不斷地追蹤新知。一旦社會政治、學術思潮顯露變化的端倪,他便敏銳地捕捉先機 ,改弦更張 ,不惜以今日之“梁啓超”挑戰昔 日之“梁啓超”。1902年 ,繼《清議報》之後,他創辦《新民叢報》,揭開其人生中最爲光輝燦爛的一頁。恰在此時,他撰寫一篇《三十自述》,追述個人的教育、治學及其思想歷程,點明其志在警醒國人奮而救國,字裡行間,洋溢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豪氣。1920年,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自稱:“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對個人在晚清思想啓蒙運動中的歷史貢獻有準確的認知 ;但他的抱負實不止於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曆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爲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爲一大損失也”。這段話張揚而富有自信。顯然,他所向往的歷史地位,絕非如馬克斯·韋伯所謂的“以學術爲業”的專業知識分子,其人生目標是想躋身一代通儒的行列,與王陽明、顧炎武等古代“大儒”並肩。易以今語,則爲啓蒙時代的思想大師。在分析顧炎武在清學史上的地位時,梁啓超評說道:“凡啓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範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玩味其詞,“夫子自道”之意,躍然紙上。

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糾葛 ,也是導致梁氏思想多變的要因之一。雖然從1916年開始,梁啓超幾度宣示脫離政壇,1920 年後開始“講學生活”,似與政治漸行漸遠,甚至還懺悔“屢爲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然而,終其一生,他對於政治始終興味濃厚,從來沒有徹底擺脫。晚年專注教育及學 術活動 ,用意不全在造就幾個讀書種子,不過是效法宋明大儒,廣泛培育門徒,造就轉移社會政治和學術思潮的一股勢力。 錢穆的學術觀念,與梁啓超頗爲接近,他有一段精妙的話,可以轉來揭示梁氏“講學活動”的深層旨趣,即“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事實上,晚年他雖然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外界卻一直以“研究系”黨魁視之,而研究系的要角,如張君勱、丁文江、蔣百里等人,一度與北洋軍閥合作密切,他們無不與梁氏暗通款曲。 當大革命浪潮由南向北襲來之際,由於對國共兩黨的政見深爲不滿,梁啓超已在醞釀重出江湖,只是因病重而未果。 他在清華的授業弟子,普遍爲他陷於政海、妨礙學術事業而惋惜。 陳寅恪卻對他的精神世界頗具“瞭解之同情”,陳氏認爲:“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 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爲先生之不幸。 是說也,餘竊疑之。 嘗讀元明舊史,見劉藏春、姚逃虛皆以世外閒身而與人家國事。 況先生少爲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 ”在儒家的思想傳統中,知行合一是學術的真諦。 學術如果不能與社會改造聯繫在一起,推動社會政治的良性發展,其價值便會招致質疑。 按梁啓超晚年所說,儒家道術,千言萬語,各種法門,歸結爲“內聖外王”。 所謂“內聖外王”,“即專注重如何修養健全人格，人格到鍛鍊到精純,便是內聖。 人格擴大到普遍 ,便是外王。 ”“內聖”是“爲己之學”,“外王”是“爲人之學”,個人與社會、學術與政治應當打通一片。 他痛恨晚清以來國勢的日漸衰頹,竭力彰顯學人的社會使命感,“現在的社會,是必須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淪下去,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但是誰來改造他?一點不客氣,是我輩!我輩不改造!誰來改造?”

趣味主義的治學態度 ,定位於通儒的人生理想,亦學亦政的人生軌跡,這些因素與梁啓超的中西文化觀相互牽引,加劇了思想變動的複雜性。對於“過渡時代”的知識分子而言,在他們思想的形成過程中,西方現代性衝擊無疑是一個關鍵因素;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他們本身繼承的文化傳統對其吸納西學的潛在影響。“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從儒家傳統沿襲下來的那套獨特的關懷和問題,對晚清西方的衝擊作出迴應的”,如果不對“傳統固有的多樣性和內在發展動力有所認識”,便很難真正理解這些知識分子在相同境遇下的不同反應。在梁啓超系統接受西學之前,他已承受清代思想界流行的考據學、今文學和理學的薰染,這些傳統思想的元素,在西學的關照下,或者被改造和溝通,或者被拒斥和疏離。這一過程實際上不是單向的,西方學術同時也經受中學的檢驗,或是被毅然排斥,或是欣然接納。此外,在 20 世紀初葉,西方的社會政治及哲學思想經歷了深刻的轉變,興起了一股反思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流弊的思潮,即是批判現代性的思潮。上述因素加劇了文化選擇的複雜性,五四以後中國新知識分子羣體走向分裂的根源就在這裡。“溝通中西”,可謂梁氏畢生所追求的文化目標。至於如何溝通,如何選擇,則隨時而異。他最初憂心於中國文化傳統之淪喪,所見與張之洞“中體西用”觀略同;亡命東瀛後,援引西學批判傳統政制及其意識形態;五四以後,倡導以我爲主的文化綜合,自以爲找到化解中西文明衝突的一劑良方。每一階段的主張雖異,關注的問題始終如一。在近代中國急劇變動的社會思想背景下,梁啓超對中西文化問題的反思和內省,隨着國內外的時代風潮而波動,這是不足爲奇的。質言之,考察梁啓超新史學的理論體系及其研究實踐,必須充分重視梁氏獨特的思想性格,尤其是貫徹全部學術人生與思想世界的中西文化觀。

二、科學史學

近代自然科學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起 ,17 世紀由於天文學、物理學的巨大成功,科學所帶來的新觀念逐漸取代基督教,成爲哲學家和普通公衆的信仰支柱,從而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圍。19 世紀中葉,隨着達爾文的鉅著《物種起源》的發表,生物進化論首先完成了 自然科學各部門知識的大綜合,自然世界包括人類自身的演化奧秘,以前所未有的統一的客觀規律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19 世紀末葉,“社會達爾文主義”憑藉科學的威名風靡世界,“到處成爲受過教育的廣大羣衆的基本精神食糧”。梁啓超通過社會達爾文主義接受歷史進化論,在他看來,“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實普行於一切邦國、種族、宗教、學術、人事之中,無大無小,而一皆爲此天演大例所範圍,不優則劣,不存則亡。其機間不容髮,凡含生負氣之倫,皆不可不戰兢惕厲,而求所以適存於今日之道云爾。”社會達爾文主義包含的競爭、進化和進步的觀念,對於迫切探求國家富強之路的梁啓超,具有異乎尋常的誘惑力，構成其新史學的核心理念。

20世紀初葉 ,梁啓超率先倡導“新史學”,集中批判舊史學的政治歷史觀念,重新檢討史學在學術體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隨着現代史學的獨立化、專業化和體制化,新史學運動取得一項重要的成果,即是職業歷史學和新漢學的崛起。新漢學一派的史家重視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致力於史學的科學化。所謂“科學史學”,就是借用自然科學的模型從事歷史研究。具體而言,首先,通過對史料進行嚴謹的批判,確定客觀史實,追求所謂的“信史”。其次,在此基礎上,力圖對歷史的演變做出科學的闡釋,尋求隱藏其間的原理或規律。他們以此爲準繩,對中西學術遺產兼收幷蓄。對中國而言,他們傳承乾嘉考證學,並上溯至宋代以來的考證學傳統;對西方而言,主要汲取歐洲東方學與蘭克史學的治學理念及方法。他們接續、改造宋以來的考據學傳統 ,構造自身的學術系譜 ,故稱之爲“新漢學”(“新歷史考證學”或“新考證學”)。

“ 科學史學”成爲梁啓超推動史學革命、創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梁氏所謂的“科學史學”,主要以蘭克學派爲代表的19 世紀實證主義史學、文化史學爲代表的 20世紀歐美新史學爲典範,廣泛借鑑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並以歷史進化論爲前提假設,致力於使歷史學成爲一門如實反映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其具體內涵包括五項:

(一)歷史進化論。在《新史學》中,梁啓超依據西方的知識體系,將宇宙現象劃爲天然界、歷史界兩類。前者周而復始,成循環狀,後者則按進化論的原理日進無窮。與此相應,派生出研究自然現象的“天然學”(自然科學)和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歷史學”(社會科學)。從梁啓超對兩門學科研究難易的比較中,可以窺見他接受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思想,有使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 向自然科學靠攏的學術意識。他認爲:“求史學之公理,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羣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由現象之繁賾,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至於狹義之歷史學,梁啓超將之界定爲“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在梁氏前期著述中,“公理公例”一詞連篇累牘。以《論近代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爲例,經逐一檢查,“公理公例”有時指進化論,有時指西方各門學科的現代知識。在他看來,這些具體學科的知識都可歸入歷史進化論的範疇。歷史進化論是新史學的核心預設,梁啓超晚年雖對此產生懷疑,但只限於文化理論的質疑,並沒有動搖它在學術實踐中的具體運用。質疑歷史進化 論 ,根源來自他晚年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性反省。 按他的觀察和思考,在歐洲爆發的一戰,意味着由科學進步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竟然演變爲人類相互屠殺的利器,這恰好證明歷史進化論是有缺陷的。 他一改無條件承認歷史現象是進化和進步的觀念,將物質文明從進化名單中剔除,只承認屬於精神文明的兩種觀念形態的進化:“一、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向上進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 ,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 ”否認物質文明的進化,則國人不必對西方文明深懷敬畏,不用事事以西方爲師,這無形中彰顯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價值。 但梁氏晚年的治史實踐,依舊秉持進化論的理念。 1927 年,他在燕京大學主講《古書真僞及其年代》,從史蹟、思想和文學三個方面,指出史書辨僞及考證年代的必要性。 在每一方面之下,他首先提到的一項判斷標準,就是“進化系統紊亂”、“時代思想紊亂”、“進化源流混淆”。 辨僞考證的學術工作,恰恰以歷史進化論爲理據。

(二)歷史認識論。站在歷史進化論的立場上,社會歷史現象既然是不斷進化和進步的,則背後顯然有規律可循。爲使史學獲得科學的資格,史學必須探索歷史演進中的客觀規律。至於歷史規律的性質,探索歷史規律的途徑,梁氏的認識和表述變化極大。他在《新史學》中,把效法自然科學尋求“公理公例”作爲“良史”的標準。關於史學之界說,《中國歷史研究法》表述爲:“史也者 ,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人類社會演進的“公理公例”被清晰地定義爲“因果關係”。基於近代自然科學的經驗,梁啓超篤信“因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因果是增加新知識的不二法門”。但同時,他對於歷史學能否完全適用自然科學的範式,已經萌生懷疑。他指出:“歷史爲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 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據此,他嚴格區分自然科學與歷史學所適用的不同“因果律”,強調歷史研究不能機械套用自然科學的因果律,歷史因果律只是一種“有彈性的因果”。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梁啓超幾乎完全否認歷史因果律的存在,連“有彈性的因果”也撤銷了,只承認歷史現象之間的聯繫是“互緣”。他說:“我們既承認歷史爲自由意志 的創造品 ,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法則的支配。”因果律在歷史研究中是否毫無意義?梁啓超認爲不受因果律支配的只是文化創造的精神部分,即所謂的“文化種”;文化創造的物質結果,即“文化果”,則依舊受制於因果律。

(三)史學方法論。梁啓超早年深信歸納邏輯爲西方文明的原動力,將歸納研究法視爲唯一的科學方法。《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有一節文字,比較先秦學派與希臘學派的長短,所論其實不限於先秦和希臘,實爲一篇精要的中西學術比較論。他所列舉的先秦學派的缺點(亦可看作傳統學術的缺點)包括:(1)論理(Logic)思想之缺乏;(2)物理實學之缺乏;(3)無抗論別擇之風;(4)門戶主奴之見太深;(5)崇古保守觀念太深;(6)師法家數之界太嚴。按梁氏的認識,科學傳統之缺乏,是中國固有學術最主要的缺陷。上述六項都是參照西方近代科學及其發展條件推論出來的。舊學中唯一具有科學精神的是清代考證學,考證學方法被認爲最合於歸納邏輯,“言泰西近世文明進步之動力者,必推培根,以其創歸納論理學,掃武斷之弊,凡論一事,闡一理,必經積累試驗, 然後下斷案也 。 審如是也,則吾中國三百年來所謂考證之學,其價值固自有不可誣者,何也? 以其由演繹的而進于歸納的也。 ”晚年他通過《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種清學史名著,對清學做了深入系統的梳理,注重繼承和改造清代考證學,有意沿着這一方向建設新史學。 清代考證學固然是一種歸納研究法,但它的範圍集中於古文獻,過於狹窄,必須引入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 ,即“擴充材料”和“擴充工具”。

梁氏所謂的歸納研究法 ,包含兩個步驟:其一,彙集同類現象,獲得某種現象的概括認識;其二,尋求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前一步驟是綜合的過程,後一步驟是分析的過程。歸納研究法是否能完全解釋歷史真相,梁啓超後來也有懷疑。既然歷史現象不同於自然現象,歷史是經由人類的自由意志發動,歷史發展當然不可能重複,史家的職責是探索“不共相”,然而歸納研究法只能概括“共相”,梁氏最後只能承認:歸納研究法的價值到整理史料爲止,至於說明歷史真相則非其所能。那麼究竟用什麼方法把握歷史真相呢? 梁氏猜想“什有九要從直覺得來”。對此,他不是非常肯定。如果真的相信只能從直覺來把握歷史真相的話,就無所謂學術研究了。實則梁氏仍然一直運用歸納研究法,史學理論上的矛盾、困惑對其史學研究的實際干擾有限。

（四)治史態度。梁啓超早期的論著,政治激情多於平心研究,結論常流於偏頗,晚年才重視研究態度的客觀忠實。他在《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推崇清學“正統派”的學術貢獻,詳細論列其治學精神、方法、態度和文風,最爲欣賞考據學派的“學者的人格”,即是“爲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進而明言:“凡真學者之態度,皆當爲學問而治學”。對親自參與的晚清今文學運動,以及康、樑師徒的歷史功過,亦毫不掩飾,予以中肯評價。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他批評傳統史家“明道”、“經世”的觀念 ,呼籲史家追求“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宜於可能的範圍內 ,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爲目的而不以爲手段”。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時,標舉“史家四長”,爲現代史家確立職業規範。“史德”位居“四長”之首,其含義就是忠實,“即對於所述的史蹟,純採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 自己意見”。最理想的史家,就是“把自己主觀意見剷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這其實是“學者的人格”之形象化表述。英國政治家格林威爾的“畫我須是我”一語,梁氏經常提起,引爲治學的座右銘。

(五)治史路徑。梁啓超早年蓄志撰寫《中國通史》《泰西通史》,晚年念念不忘完成《中國文化史》,撰寫中國通史是其畢生之志願。在《新史學》中,梁氏指出舊史未能臻於科學的要因之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換言之,惟有囊括人類社會發展全部過程的“通史”,才配稱爲科學的歷史學。後期 ,鑑於現代學術專業化的趨勢 ,轉而強調先發展各種專門史,在專史繁榮的基礎上,通過專門史家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部通史。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認爲清代考證學“喜專治一業,爲‘窄而深'的研究”,這一特色與現代學術的發展趨向相吻合,未來的中國學術勢必沿着“分業發展、分地發展”的路徑,開拓廣闊的研究領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他又提出“以收縮爲擴充”,重新規定史學的研究範圍,將原屬於舊史的領域劃歸各種專門 史 ,而以“普遍史 ”或“ 文化史 ”統攝歷史發展的全景和內容 。

1926 年10月至1927年 3月,梁啓超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詳述其專史的研究法。他提出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和斷代的專史。限於課時,實際只講了人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兩種,其他三種闕而不講。梁氏訓練弟子走上專史的道路,一方面是考慮到現代學術日趨精密,“貴專精不貴雜博”,另一方面是爲中國通史的撰述做準備。梁氏說:“因爲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專史沒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個人各做專史的一部分 ,大家合起來 ,便成一部頂好的中國通史了”。從事專史研究 ,需把專史置於通史之中,具有整體史的視野。從梁啓超的歷史哲學來講,人類歷史是一個整體,猶如生物學上的生命有機體,局部與局部之間,局部與整體之間,存在錯綜複雜的有機聯繫。唯有綜合考察,從整體史的視野下,才能洞察歷史發展的全貌。因此,梁氏強調說:“歷史是整個的,統一的,真是理想的歷史,要把全球上全體人類的事蹟連合起來,這纔算得歷史。既是整個的,統一的,所以各處的歷史不過是此全部組織的一件機械,不能瞭解全部,就不能瞭解局部;不能瞭解世界,就不能瞭解中國。”

1902、1918年,梁啓超兩度嘗試撰寫中國通史，持續時間都不長。1921年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設想的通史結構包括:第一卷“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卷“五千年史勢之鳥瞰”;第三卷以下,依時代劃分爲若干卷。晚年因受“民族文化史學”觀念的影響,中國通史易名爲中國文化史,放棄按歷史線索敘述中國史的設想,轉而沿着專門史的路徑來包容中國歷史文化的全貌。據《原擬中國文化史目錄》的記述,其文化史取廣泛的涵義,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內容。在 目錄設置上,與《原擬中國通史目錄》大同小異,只是子目較爲細膩。《原擬中國文化史目錄》包括 25篇之多 ,計有:朝代篇、種族篇上、種族篇下、地理篇、政治篇上、政治篇下、政治運用篇、法律篇、軍政篇、 財政篇、教育篇、交通篇、國際關係篇、飲食篇、服飾篇、宅居篇、考工篇、通商篇、貨幣篇、農事及田制篇、語言文字篇、宗教禮俗篇、學術思想篇上、學術思想篇下、文學篇、美術篇、音樂篇、載籍篇。其中 ,種族、政治、學術思想三篇各分上、下 ,總計有28篇。1925年秋冬,他向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講授中國通史 ,講義定名爲《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社會組織篇》不在《原擬中國文化史目錄》之內 ,應爲新增的內容。《社會組織篇》包括八章:母系與父系、婚姻、家族與宗法、姓氏、階級 (上)、階級(下)、鄉治、都市。此篇要旨是把中國社會歷史的基本制度及組織提煉出來,採取中西曆史比較的方法 ,試圖從宏觀上把握 中 國曆史發展的社會結構及其演變特徵。《社會組織篇》是《中國文化史》諸篇中唯一成稿的一篇。梁啓超優先講授《社會組織篇》,顯然蘊含強烈的現實關懷,這與其晚年的政治思想似有密切的聯繫。譬如,在“階級”一章中,他認爲階級分別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突出,因此不能接受階級鬥爭的學說。由於歷史上“大農”(即大土地所有制)造成貧富懸殊和奴隸出現,伴隨“大工”(即資本主義大工業)取代“大農”,他擔心是否會再度造成新的奴隸,故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保持警惕。這些歷史問題的檢討背後,都有明確的政治關懷。林志鈞曾感慨地說:“邇者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方始,任公不及參與討論焉,即此已不可謂非學術界之一損失耳。”其實，就《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的主題而言,可謂開中國社會史研究之先河。

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 ,史學的科學化道路 ,是新史學最重要的潮流和趨勢 。儘管各家各派的科 學化標準並不盡同 ,且因時而易。 但梁啓超無疑是開創這一主流趨勢的重要史家之一。 對此,汪榮祖頗有疑義,他認爲梁啓超求人羣進化之“公理公例”爲“歷史哲學”,絕非科學界的公理公例,梁氏實際上無意使史學成爲真正的科學。 其實,梁氏對“公理公例”的反覆致意,正是鑑於史學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方面還遠不如自然科學,他在歷史哲學上的搖擺,是由於套用自然科學模式而產生的理論困惑,但他所提倡之新史學無疑具有史學科學化的意涵和目標。

三、民族文化史學

自近代民族國家崛起以後 ,18、19 世紀誕生了一股民族文化的思潮,支配了世界範圍的政治及思想領域。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質,是形成民族共同體的基本要件。這些要件組成一個有機整體,表現爲一個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對歷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核心價值 的認 同與守望 ,是維繫民族國家的關鍵因素。據英國學者柏林 (Isaiah Berlin)的分析,民族文化意識包含四個基本特徵:“堅信歸屬一個民族是壓倒一切的需要;堅信在構成一個民族的所有要素之間存在一種有機聯繫;堅信我們自己的價值,僅僅因爲它是我們的;最後,在面對爭奪權威和忠誠的對手時,相信自己民族的權利至高無上。”對於非西方世界的國家來說,爲抗衡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必須激發本國的民族意識,並從自身的歷史脈絡及其文化傳統中建構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它們被迫學習侵略者的先進文化,同時努力模仿並創造自己的歷史學科,歷史是形成每一個民族國家獨立意識的必由之路。

“民族文化史學”構成梁啓超新史學的另一個重要面相。所謂的“民族文化史學”,就是賦予“科學史學”以民族文化認同的使命,強調歷史研究應致力於闡發本民族歷史文化的獨特道路、獨特價值,進而豐富有關人類歷史文化的多元主義認知。其思想內涵包括四項:

(一)治史旨趣。站在史學科學化的立場上,求真求是無疑是史學天然的宗旨。至於研究過程和結果的價值,對“科學史學”而言,起碼不是首先考慮的問題。標榜客觀史學的某些中外史家,恪守價值中立的原則,反對關注史學研究的社會價值,不願承認史學研究的社會功能。秉承經世致用傳統的梁啓超,從倡導新史學之初,“求真”與“致用”在史學研究中的關係,一直是他反覆思索的史學理論問題。早期,他主張以求是爲手段,致用爲宗旨。他在《新史學》的開篇,交代新史學的愛國主義目標:“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 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梁啓超流寓東瀛,耳聞目睹明治維新以後, 日本國事日臻,自然地把它與中國的現狀進行對比,深感救國必須建立強大的民族國家。建立民族國家首先需從思想啓蒙入手,樹立國民的民族國家觀念,故而《新史學》指出史學的社會職責:“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爲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也。”史家的天職是:“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

後期因強調治史態度的客觀忠實 ,力主在求真基礎上的致用 ,致用的內涵更趨豐富和發展。《中國歷史研究法》繼續重申新史學的民族文化使命 ,指出“今 日所需之史,則‘國民資治通鑑 '或‘人類資治通鑑'而已。”史家通過“以史爲鑑”,加深國民與民族文化傳統的聯繫,提升國民的歷史智慧,增強改造國家的自信與自覺。新史學能夠發揮“資鑑”的功能,前提是“信史”,“有信史然 後有良史”。 他批評傳統史學缺乏“ 爲歷史而治歷史”的觀念 ,往往棄“信史”於不顧 ,爲“明道”、“經世”而“強史就我”。 晚年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宣講史學的目的爲:“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 在以上四個環節中,以真實爲前提,以資鑑爲歸宿。 不同於《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說法 ,梁啓超特別指出:“致用”、“明道”觀念 ,是傳統史學特有的遺產,不能不加以重視。 他說:“現在人很喜歡倡‘爲學問而學問 ' 的高調,其實‘學以致用 ' 四個字也不能看輕”,“學問是拿來致用的,不單是爲學問而學問而已”。 資鑑的對象包括社會活動、個人活動兩個方面。 明道可分爲二種:一是明治道,二是明人道。 明治道,就是總結歷代政治興衰的原因,爲以後的政治治理提供借鑑。 明人道,就是從歷史的褒貶善惡中學會做人的道理。 “明人道”爲的是“內聖”,“明治道”爲的是“外王”。

(二)治史對象。維繫民族文化的資鑑宗旨,從另一個角度規劃了新史學書寫歷史的對象和範圍。《新史學》對史學的界說,實際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是從“科學史學”的角度出發,其二是從民族國家和社會達爾文主的角度出發。在後一意義上 ,史學的性質被界定爲:“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勝衰興亡之跡”。史學家的精神,恰恰在於探究種族勝衰興亡的原因。從世界歷史的人種興亡與文明勝衰的密切聯繫中,他看到中國文明正在面臨的嚴峻危機,讓他痛心疾首的是:中國文明綿延千年,“其文明進步變遷之跡,從未有敘述成史者”,借鑑歐洲、日本的文明史著作,《中國史敘論》從民族國家的觀念出發 ,明確中國史的名稱、疆域、人種、紀年、分期等問題,並運用西方考古學、人類學和史學的知識,嘗試勾勒中國早期文明史的輪廓。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梁啓超提出涉及 22 個項目的研究提綱,其內容涵蓋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多領域,並從四個方面概括中國史的主幹:“第一,說明中國民族成立發展之跡,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無衰敗之徵。第二,說明歷史上曾活動於中國境內者幾何族,我族與他族調和衝突之跡何如,其所產結果何如。第三,說明中國民族所產文化,以何爲基本,其與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響何如。第四,說明中國民族在人類全體上之位置及其特性,與其將來對於全人類所應負之責任。”在上述研究框架中,“民族”與“文化”是最核心的詞彙。據此而言,他理想的新史學不僅要完整地描述民族文化演變的過程、特質,還要揭示它與域內外民族的關係以及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價值。質言之,梁氏的新史學是一部“世界文化史視野下的民族文化史”,這一思路貫串梁啓超晚年 的文化史研究和撰述 ,並在柳詒徵、錢穆等同一旨趣 的史家作品中有詳盡的表現。

(三)治史路徑。從“科學史學”的一面來說,書寫歷史應先專史、後通史;在具體研究中,專史、通史不能割裂,專史亦需具備通史的視野。從“民族文化史學”的一面來說,書寫歷史則需深入透視其演變軌跡,體認其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梁啓超早年提倡“史界革命”,理論工具均取自西學、西史,晚年則對所吸收的西學、西史“重估價值”,產生一些新的認識。梁氏旨在撰寫一部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史,歷史分期則是通史寫作中重要的歷史理論問題之一,它體現的是史家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宏觀認識。《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否定了王朝史的分期,移植西洋的上古、中古和近世的歷史分期。晚年則把中國史劃分爲春秋、戰國、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遼金元明、清前期 和後期等八個階段 ,並着重指出:“這種分法,全以社會變遷作標準,在一個時期當中,可以看出思想、學術、政治、經濟改換的大勢。 ”以中國的“社會變遷”作爲歷史分期的原則,顯示了梁啓超研究視角的轉移,更加強調從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中把握其規律及階段性,這一點在梁啓超之後的新史學發展中意義 日益凸顯。

(四)民族文化史觀 。在梁啓超所謂的“過渡時代”,像他這樣渴求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並且經歷過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基於學政合一的傳統,對於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的前途命運,都有極其強烈的關懷意識。社會文化的關懷往往透過史學折射出來,或者說,借史學闡述其文化觀,這是梁氏“民族文化史學”的鮮明特點。關於中西文化的問題,梁啓超最初的認識是:“舍西學而言 中學者,其中學必爲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爲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中學、西學在價值上雖有體用之別,但務實的做法只能是中西並重,這與稍晚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表述的思想如出一轍。“中體西用”是晚清士人被動應付西潮的思想反應,他們內心真實的憂慮,正如梁啓超所說:“今日非西學不興之爲患,而中學將亡之爲患。”通過日文廣泛接觸了全新的西方知識世界後,梁啓超獲得批判傳統的新觀念,並在西學、西史的暗示下,開始重建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從中發掘有益於近代化的文化元素。在深入認識西學價值以後,一種樂觀開放的心態取代原有的文化憂慮。在梁氏筆下,中西文化的不期而遇,爲固有文化的脫胎換骨創造了歷史契機。梁啓超深信:“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之則必能盡吸收其所長以 自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別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中國文明的新生 ,不是來 自“全盤西化”,而是保留其文化特質 ,以我爲主 的“創造性再生”。

從 1920年《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梁啓超對中西文化進行重新審視,他承認西方的形而上學、科學、物質文明有獨到之處,值得國人學習,但鄙視他們的人生哲學,認爲西方社會走到今天,儘管發達,卻不是合理完美的社會,反而是中國傳統人生哲學包含豐富的現代價值,國人當反身自求,從儒學、佛學等傳統文化裡尋覓安頓心身、和諧社會的精神啓示。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授課,開設課程分爲兩類:一、“歷史研究法”(講稿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進一步會通中西史學理論,詳述各種專史的做法。“中國文化史”(講稿即《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則是專史做法的具體示範。二、“儒家哲學”(講稿即《儒家哲學》)意在闡釋儒家道術的現代價值,蘊含其新傳統主義的文化觀。拾回文化自信的梁啓超,對傳統史學的理論遺產,如“明道”“經世”之類,反而有積極的肯定。日本東洋史家桑原騭藏撰文評述《中國歷史研究法》,全篇多用“痛貶”的教訓口吻。值得注意的是,桑原騭藏唯一讚賞的,是梁氏致力於改造中國舊史、使之科學化的主張,但對其溝通中西史學的努力,毫無同情,語含譏諷地說:“我以爲梁氏是一面心慕歐美的新史學;一面又被以前的中國史論家所拘束：彷徨躊躇於二途之間,欠一定的態度的原故吧。”

四、結語

每一個文明時代 、每一個文化傳統的歷史學 ,普遍涵蓋四個基本問題:性質、內容、方法和價值。易言之,即是(1)歷史是什麼?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否依循一定的規律,規律的性質是什麼。(2)歷史學是什麼?作爲認識人類社會與人類行爲的這門知識或學科,具有怎樣的學術品格和學術能力。(3)如何研究歷史?把握和解讀歷史需要建立怎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4)歷史有什麼用?研究歷史究竟具有何種功能和價值。

置身於轉型時代的梁啓超 ,賦予“史界革命”兩重使命:創造中國的新史學與重寫中國的歷史文明。新史學理論體系及其史學實踐,全面輻射上述四個問題,反映出中國現代史學轉型的深度和廣度。要而言之,梁啓超的新史學理論蘊含兩種主旋律,一是受科學實證主義思潮影響而形成的“科學史學”,二是受近代民族文化思潮刺激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史學”。兩種史學趨向貫穿梁啓超的史學實踐和理論探索,並且由於二者之間並非始終水乳交融,存在微妙的緊張和衝突,從而導致他在一系列史學理論問題上自相矛盾。

對於梁啓超而言 ,創造中國的新史學,必須對於中西學術及其史學傳統兼收幷蓄,必須在科學實踐與社會實踐、科學價值與社會功能之間形成有序平衡的關係。近代思想家及史學家(包括梁啓超)爲擺脫中世紀政教權威的束縛,大聲疾呼“爲史學而史學”,致力於使史學獲得超然獨立的地位。他們認爲純粹的科學不必理會社會功能,科學就是在確認的事實之間建立合乎邏輯的思想聯繫,發現隱藏其中的規律或真理。他們以這樣的標準衡量和規範歷史學,從而形成近代的史學觀。但這只不過是他們一時的理念而已,實際上他們是要重新設想:史學在科學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近代史學在清除與王權主義的糾葛以後,很快又面臨民族國家對於史學社會功能的顯著要求。恰如法國史學家普羅斯特(AntonieProst)指出的:“明顯弔詭的是,想要超越道德和政治的19世紀的歷史學卻有非常政治性的職能:在法國,就像在德國和美國一樣(就更不用提波西米亞和匈牙利了) ,歷史學是民族認同的熔爐。”

從“科學史學 ”的角度來說,歷史學是探索人類全體的發展歷程及相互關係,並以因果律加以解釋。史學之所以是科學,來自所述史事具有客觀真實性,而無關乎史學的社會價值。史家應以價值中立的姿態,遵循實證主義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獨立從事歷史事實的發現與解釋。歷史和歷史學的發展,建立在線性進化論的預設基礎上。而從“民族文化史學”的角度來說,科學的史學不是終極目標,在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闡釋中國文明的歷史發展規律及其文化價值,繼而促進民族文化的認同,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方向,纔是中國史家最重要的使命。史家應懷有強烈的現實和文化的關懷,既要追求“信史”,也要探索“良史”。歷史和歷史學的發展,建立在多元主義文化觀的預設基礎上。他在史學價值論的搖擺,折射的是歷史學性質及功能的選擇困境。歷史規律和歷史方法的不同性質,反映的是史學科學化進程中的理論反思。彰顯中國歷史文化的特殊道路、特殊價值,既是新傳統主義文化觀在史學領域的映現,也是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社會需要。梁啓超新史學的二重奏,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中國現代史學分途發展的兩個重要潮流,②這在梁氏以後的史家身上會有淋漓盡致的展示。

來源：《史學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