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下夜班看見我在院子裡燒紙錢，說：明天給爸媽寄錢，別哭了
深夜的筒子樓院子裡，我蹲在地上，火光搖曳。一張張黃色的紙錢，被風吹得簌簌作響。風起時，紙灰飄得老高，像是要飛去山東老家。
這是德明夜班的日子。他每天晚上七點去電子廠，早上七點回來。咱們這個筒子樓裡住的都是打工的，大家起早貪黑，爲的就是多賺幾個錢。
我把最後一摞紙錢放進火盆，看着它慢慢變成灰燼。這時候，聽見身後有腳步聲。
“秀珍，這麼晚了咋還不睡？”是德明的聲音。
我沒回頭，眼淚掉在手背上。德明蹲在我身邊，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聽說了爸的事，明天咱倆去郵局，給媽多寄點錢。”
我抹了把眼淚：“你咋這麼早就回來了？”
“跟老楊換了班，他知道咱爸的事。”德明說着，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黑麪包，“餓了吧？先吃點。”
這是德明每天下夜班都會帶回來的黑麪包。廠裡食堂的阿姨知道他上夜班，總給他留一個。平時我嫌這麪包太硬，可今天咬了一口，突然就想起爸種的小麥，那會兒吃的是黑麪饅頭。
八年前我剛到青島打工那會兒，爸來送我。火車站太擠，爸就揹着我往裡走。那時候我才二十歲，爸五十歲，他個子不高，瘦瘦的，一輩子種地，皮膚黑得發亮。
“閨女，你要是在外頭受委屈了，就回來。”爸把我送到檢票口，遞給我一個用報紙包着的黑饅頭，“路上餓了就吃。”
那個黑饅頭，我一直揣在懷裡沒捨得吃。到了青島，饅頭都碎了，可我還是一點點吃完了。
記得那年開春，老家地裡的麥苗都凍壞了。爸站在地頭，愁得一宿沒睡。我說：“爸，我去青島紡織廠打工，工資一個月八百多呢。”
爸沒說話，轉身往家走。那天晚上，我聽見爸在堂屋跟我媽說話。
“閨女總要出去闖闖，老憋在村裡，以後連個說親的都難。”媽嘆了口氣。
“可是。”爸的聲音有點發抖。
“你就是捨不得，”媽說，“閨女大了，總不能老在咱們眼皮子底下。再說青島那麼大的城市，總比在村裡強。”
第二天一早，爸把我叫醒：“收拾東西吧，我騎自行車帶你去縣城坐車。”
那天特別冷，山東的春天料峭得很。爸騎着自行車，我坐在後座上。一路上，爸什麼話也沒說。到了縣城車站，他從衣兜裡掏出一個布包，裡面是三百塊錢。
“這是我跟你母親的養老錢，先給你應個急。”爸把錢塞給我，“到了那邊好好幹，要是。要是實在不行，就回來。”
誰知道這一去，就是八年。八年裡，我總想着等掙夠了錢就回家，給爸媽蓋個大瓦房，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可日子一天天過，錢卻總是不夠。
記得第一次在紡織廠發工資，我拿到八百塊錢，高興得一晚上沒睡着。第二天就往家裡寄了五百，自己留了三百。那時候在青島，住的是廠裡的集體宿舍，一個房間擠了八個人，每人一張上下鋪的鐵牀，連個像樣的衣櫃都沒有。
“傻姑娘，你寄那麼多錢回家，自己吃啥？”跟我一個車間的玲姐說。她是東北人，比我大五歲，心直口快。
“夠吃就行。”我笑着說。
那會兒，爲了省錢，我一天就吃兩頓，早上和晚上各一個饅頭。中午餓了就喝水，實在扛不住了，就去小賣部買個一塊錢的鹹菜。
就這樣過了半年，我瘦了十多斤。爸媽來電話，問我過得怎麼樣，我總說挺好的，吃得好，住得好。可是有天晚上，我實在餓得睡不着，就偷偷哭了。玲姐聽見了，從牀上爬下來，塞給我一包方便麪。
“你這孩子，心疼爸媽不心疼自己。”玲姐說，“你要是把自己累垮了，爸媽得多心疼。”
後來是玲姐給我介紹的德明。那時候德明在外面租房子，說要帶我去他那吃飯。玲姐推着我說：“去吧去吧，德明這孩子老實。”
德明的房子是個十多平米的小屋，土炕，一張桌子，一個煤爐子。他知道我愛吃麪，就給我煮了一大碗臊子面，還臥了兩個荷包蛋。
“多吃點。”他說着，又給我加了一勺辣子，“你們山東人是不是都愛吃辣？”
我搖搖頭：“我們那不吃辣。”
“那你吃不了我就。”德明話沒說完，看見我已經把面端起來喝湯了。
那碗麪很鹹，可能是德明第一次給別人做飯，放鹽放多了。但我一口氣喝完了，連湯都不剩。德明在旁邊看着我吃，臉上帶着笑。
“手藝不好，以後慢慢學。”他不好意思地撓撓頭。
那天回去，我跟玲姐說：“他煮的面真好吃。”
玲姐笑得前仰後合：“德明那個榆木疙瘩，連泡麪都能煮糊的人，他煮的面能好吃？”
我低下頭，臉有點發燙：“反正。反正我覺得挺好吃的。”
就這樣，我和德明處了對象。他來青島打工三年了，在電子廠上夜班，工資比我高一些。每個月發了工資，他總要給我煮一碗麪，再給我二百塊錢。
“你寄回家的錢太多了，留點買衣服。”他說。
我不要，他就硬塞給我：“你要是不收着，我以後就不給你煮麪吃了。”
後來我們結婚，就在青島擺了四桌酒。爸媽借了兩萬塊錢來，說是要給女兒一個像樣的婚禮。德明的父母早年就去世了，就他叔叔來了，還給我們包了一千塊錢。
婚禮那天，爸喝多了，抱着德明的肩膀說：“閨女交給你了，你要是敢欺負她，我。我就。”
人文主義的價值觀是一脈相承的思想傳統，關乎個人尊嚴和人性的基本關切，在不同文化中都有深刻的體現。
話沒說完，爸就哭了。我在一邊看着，也跟着掉眼淚。德明連聲答應：“叔，您放心，我一定對秀珍好。”
結婚後，我和德明商量着要換個地方。青島的房租太貴，工資總是不夠用。德明說他老家在東北，那邊工資高，房租便宜。我們可以先在他老家縣城租房子住，等掙夠了錢再買房。
我們搬來東北那年，爸媽特意從山東坐火車來看我們。媽一進門就東瞧西看，看我們租的房子雖然是老式筒子樓，但收拾得乾乾淨淨。牆上貼着我跟德明的結婚照，窗臺上養着幾盆綠蘿。
“閨女，這日子過得不錯。”媽笑着說。
爸站在窗邊，看着外面的楊樹林子，半天沒說話。等他們要走的時候，爸才拉着德明的手說：“秀珍從小就懂事，就是。就是想家的時候愛哭，你多擔待。”
德明說：“叔，您別擔心，我會照顧好秀珍的。”
那是爸最後一次來看我。後來每次打電話，他總說：“閨女，你們好好幹，不用惦記家裡。”
前些日子，弟弟突然打電話來說爸住院了。我問他嚴重不嚴重，他支支吾吾不說話。後來還是媽接過電話：“沒事，就是有點咳嗽，上了年紀的人都這樣。你們在外面好好幹，不用管家裡。”
我想請假回去看看，德明也同意。可廠里正趕訂單，請假就得辭職。我們剛在這邊站穩腳跟，要是辭了工作，以後就更難給爸媽寄錢了。
電話裡，媽一直說沒事，讓我們別擔心。可是昨天接到弟弟的電話，說爸。說爸已經走了，頭七都過了。
“姐，媽不讓我告訴你，怕你在外面擔心。”弟弟在電話裡哭，“爸臨走的時候一直唸叨你，說想吃你包的餃子。”
我蹲在院子裡，看着面前的火盆。德明把最後一把紙錢放進去，火光照在他臉上。我突然想起結婚那天爸紅着眼睛的樣子。
“德明，”我說，“咱爸在那邊，會不會覺得冷？”
德明把我摟在懷裡：“不會的，有這麼多紙錢，爸在那邊一定很暖和。”
我靠在德明肩上，眼淚越流越多。風把火盆裡的紙灰吹起來，在黑夜裡飄啊飄，像是要飄到很遠的地方。
晚上睡不着，我爬起來翻放在抽屜裡的存摺。這些年，我和德明省吃儉用，存了三萬多。本來想着再攢幾年，在縣裡買套小房子，這樣爸媽來了也有地方住。
德明從背後抱住我：“別看了，明天我去跟老闆說多上幾個夜班，一個月能多掙七八百。”
“可是。”
“沒什麼可是的，”德明說，“等開春了，咱們把媽接來住幾天。這邊氣候乾燥，對老人的關節炎好。”
我把存摺放回抽屜，摸到一個布包。這是爸八年前給我的那個布包，裡面的三百塊錢我一直沒捨得用，就連布包也是原樣保存着。
布包上有一塊油漬，那是爸常年裝煙的位置。他種了一輩子地，手上的繭子厚厚的，卻總把這塊布包擦得乾乾淨淨。
“德明，”我說，“咱爸在那邊，能收到咱們燒的紙錢嗎？”
“能，”德明說，“咱爸最疼你，一定看着呢。”
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夜色。東北的冬天，夜特別長。記得剛來的時候，我總是睡不着，德明就給我講他小時候的事。
他說他小時候，媽媽生病住院，他晚上一個人在家，就對着窗外的星星說話。後來媽媽去世了，他就養成了晚上看星星的習慣。
“星星多亮啊，”他說，“咱爸在那邊，一定也能看見。”
第二天一早，德明就去廠裡跟老闆說要多上夜班。我打掃完房間，就去菜市場買了些豆芽和白菜。德明愛吃麪，我打算給他煮一碗臊子面。
菜市場的大媽認識我，知道我是南方人，總愛跟我打趣：“小媳婦，想家不？這邊冬天可冷呢。”
我笑着說不冷，德明在家生爐子，暖和着呢。其實德明每天回來都累得不行，可還是堅持自己去背煤氣罐、往爐子裡填煤。
“你歇着吧，我來。”我說。
“你心疼煤，老是捨不得往裡填，屋裡暖和不了。”德明說。
這是實話。我總覺得煤太貴，能省則省。可德明不一樣，他說寧可自己少吃頓飯，也不能讓我受凍。
回到家，我把豆芽和白菜洗好。這些年，我學會了東北人的做法，臊子裡放豆芽、木耳，還有一點點醬牛肉末。德明說我煮的面比他強多了，我知道他是哄我開心。
中午剛要開始做飯，電話響了。是媽打來的。
“閨女，”媽的聲音有點沙啞，“你爸走得挺安詳的，你別太難過。”
我嗯了一聲，眼淚又下來了。
“你爸臨走前還惦記着你，”媽說，“說你在外頭不容易，讓我別告訴你他病重的事。他怕你請假回來，耽誤工作。”
我抹着眼淚：“媽，對不起，我。”
“傻孩子，說啥對不起，”媽說，“你爸走的時候，還讓我告訴你，他很滿意這個女婿。德明這孩子，實在。”
聽媽這麼說，我的眼淚更止不住了。掛了電話，我坐在爐子邊發呆。想起小時候，每到冬天，爸就起早摸黑地給爐子添煤。那會兒家裡窮，煤要省着用，可爸總捨不得讓我挨冷。
“你在上學，別的孩子穿得多，你也得穿得多。”爸說。每年入冬，他都會從街上買一件棉襖給我，自己卻穿着補了又補的老棉襖。
德明跟爸很像，也是個心裡裝着家的人。結婚這些年，他從沒讓我受過委屈。每次發工資，他都會把錢交給我。知道我愛吃山東的大餅，他就跑了好幾個市場，找到一個山東老鄉開的攤子。
“你的口音，跟那個賣大餅的大叔特別像。”德明笑着說。
我知道他是想讓我不那麼想家。可越是這樣，我越想家。特別是冬天的夜裡，聽着外面的風聲，就會想起老家的那個小院子。
那院子不大，種着一棵棗樹。每到秋天，爸就搬個小板凳在樹下摘棗子。他摘一會兒就喊我：“閨女，嚐嚐甜不甜？”
現在想來，那些棗大概並不怎麼甜，可在我記憶裡，那是世界上最甜的味道。
德明晚上回來，看見我在廚房發呆，就說：“想啥呢？面都煮糊了。”
我這才發現鍋裡的麪條都粘在一起了。德明也不嫌棄，就着糊了的麪條吃得特別香。
“比我煮的強多了，”他說，“你記得咱們剛認識那會兒不？我煮的面比這還糊呢。”
我看着他埋頭吃麪的樣子，突然說：“德明，要不咱們回山東吧？”
德明擡起頭：“咋了？”
“我想照顧我媽，”我說，“我怕她想爸想得太厲害，我怕。”
“行，”德明打斷我的話，“等開春就回去。這邊工作辭了，房子退了，咱們回山東。那邊工資是低點，但離家近，能照顧到媽。”
我沒想到德明會答應得這麼痛快，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他放下筷子，拍拍我的手：“傻樣，想回家還憋着不說。”
“可是。”
“沒啥可是的，”德明說，“咱爸走得急，你心裡難受。回去照顧媽，也能散散心。再說了，那邊也有工廠，我打聽過了，工資雖然比不上這邊，但勝在離家近。”
我看着德明，眼淚又下來了。他給我擦眼淚：“哭啥，好好的。對了，咱媽愛吃韭菜盒子，回去了我學着包。”
這時候，外面開始飄雪。東北的雪總是下得很大，沒一會兒就白茫茫一片。德明起身關窗戶，我突然想起個事。
“德明，”我說，“你還記得咱們結婚那天晚上不？”
“記得，”德明說，“那天下着雪，跟今天差不多大。”
結婚那天晚上，爸喝多了酒，走出飯店的時候踉踉蹌蹌的。外面下着大雪，德明把自己的棉襖脫下來給爸披上。
“叔，我送您回賓館。”
爸擺擺手：“不用，不用，你們年輕人早點回去休息。我自己走得動。”
德明還是扶着爸走。雪地上，一大一小兩個身影，走得慢悠悠的。我和媽在後面看着，媽說：“閨女，你這個婆家，挑對了。”
現在想起來，那天的雪好像特別亮，照得爸和德明的背影都清清楚楚的。
“德明，”我靠在他肩上，“等開春了，咱們就回山東吧。”
“嗯，”德明說，“回去後我跟媽住一院子，你就能天天給媽包韭菜盒子了。”
我笑了：“你倒打算好了。”
“那當然，”德明往爐子裡添了塊煤，“我尋思着，回去後找個廠子上班，再農閒時候幫媽種地。你們山東人種地可有一套了，到時候讓媽教教我。”
聽德明這麼說，我心裡熱乎乎的。這些年，德明心裡裝的都是我。現在要回山東，他想的還是我。
“對了，”德明說，“咱們搬家的時候，別忘了帶上爐子。雖說那邊不像東北這麼冷，但冬天也得生爐子。”
我看着爐子上的火光，突然說：“德明，你說咱爸在那邊冷不冷？”
德明愣了一下，然後說：“不冷，有咱們燒的紙錢呢。再說了，咱爸在那邊，肯定也給你生着爐子呢。”
我撲哧一聲笑了，眼淚卻掉下來。德明摟着我的肩膀：“想哭就哭吧，哭完了就好了。”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整個院子都白了。德明說東北的冬天雖然冷，但特別亮堂。雪地反着光，就是半夜也能看得清路。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飄着的雪花。記得小時候下雪，爸總會在院子裡打掃出一條路來，說怕我上學摔跤。每次放學回家，遠遠就能看見那條被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小路。
現在爸不在了，再也沒人給我打掃雪路了。可是我知道，還有德明在。他總是默默地爲我做很多事，就像爸一樣。
“德明，”我說，“謝謝你。”
“說啥呢，”德明把爐子的爐門關好，“都是一家人。”
是啊，都是一家人。這些年，我和德明雖然在外打工，可心裡始終惦記着家。現在要回山東了，心裡反而踏實了。
外面的雪還在下，屋裡的爐子燒得旺旺的。德明說：“睡會兒吧，明天還得上班呢。”
我躺在牀上，聽着外面的風聲。東北的風颳起來嗚嗚的，像是在哭，又像是在說話。
德明也睡不着，他說：“秀珍，等回了山東，咱們在媽那邊蓋個小棚子，種點韭菜。韭菜好養活，一年能割好幾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