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物製造商資助的臨牀試驗竟存在偏差？

新研究顯示，據報，在藥物製造商資助的臨牀試驗中，精神類藥物的療效比其他團體贊助的相同藥物的臨牀試驗約高出 50%。

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塔瑪爾·奧斯特羅姆（Tamar Oostrom）開展了此項新研究。她表示，雖然很多研究發現，在由製造商資助的臨牀試驗中，藥物效果更優，但這些研究通常只是把一組由製造商資助的研究和一組以其他方式資助的研究作比較。

這項新研究現已在《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這是首次開展同類比較。

奧斯特羅姆說：‘我對不同的臨牀試驗進行了比較，其中對完全相同的藥物對的療效做了比較——唯一的實質性差別在於誰資助了這項研究。’

奧斯特羅姆把她的這一發現稱作‘贊助效應’。

她說：‘存在這樣巨大的差異——消除贊助效應會使受贊助藥物與試驗中其他藥物的療效差異降低約 50%。’

她說：‘我發現有影響並不覺得驚訝。但我對影響的大小感到吃驚。’

該論文中的數據涵蓋了所有能獲取到的有關抗抑鬱藥或抗精神病藥的雙盲隨機對照試驗（RCT）。

她選用這些藥物，是鑑於數據的可獲取性以及它們在美國龐大的市場規模。

在她最初的分析裡，奧斯特羅姆將注意力集中在 509 項已發表的臨牀試驗上。

奧斯特羅姆舉了個她所研究藥物的例子，即抗抑鬱藥怡諾思，該藥由惠氏製藥於 1993 年推出。

在長達超過 15 年的時間裡，惠氏對怡諾思和百憂解的有效性進行了比較。

在由惠氏單獨資助的 14 項試驗中，有 12 項得出怡諾思比百憂解更有效的結論。

但在三項不同資助來源的試驗中，僅有一項發現怡諾思比百憂解更有效。

她說：“這些試驗中的每一項均爲雙盲隨機對照試驗，所比較的恰爲這兩種分子，且所查驗的均爲相同的標準結果。”

一種可能性在於試驗的規劃或開展方式有所不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結果。

奧斯特羅姆通過查驗試驗特徵展開了測試，涵蓋了試驗的時長、藥物的劑量、試驗的總登記人數，還有登記患者的平均年齡、性別以及症狀的基線嚴重程度。

她發現，對所有這些因素加以控制，對贊助效應未產生重大影響。

但產生影響的是所謂的“發表偏倚”。

科學家完成一項研究後，能夠將其論文提交給科學期刊予以評審。

倘若論文被接納，它們隨後便會在藥物審查和批准過程中發表並被援引。

奧斯特羅姆說：“在由製造商資助的試驗中，倘若他們的藥物看起來更有效，就更有可能得以發表。而當存在其他資助者時，結果與發表之間的這種關聯似乎就不那麼顯著了。”

僅僅添加每項未發表試驗中的一個，贊助效應就降低了 20%。

添加未發表的試驗降低了贊助的影響，並且大部分贊助效應能夠用發表偏倚來解釋，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有一項主要政策有助於減輕發表偏倚的問題，那就是預註冊。

要求通常包括要求研究人員報告其結果，這能夠增加即便對目標藥物不利的研究得以公之於衆的可能性。

奧斯特羅姆發現，自 2005 年起，當一些試驗開始要求預註冊，且其他透明度和發表規範也開始改變時，贊助效應就已經下降了。

但預註冊並非是萬能的。即便有當下的預註冊要求，在所有預註冊試驗中也僅有四分之一報告了結果。

而且它無法解決過去出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