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互聯網反壟斷，這事幹得好！
近日，互聯網領域反壟斷動作頻出。
11月6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國家稅務總局三部門約請27家代表性互聯網平臺（包括阿里、騰訊、京東、百度、字節跳動、拼多多、美團、微博、攜程、滴滴等）召開規範線上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面向公衆發佈《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
市場監管總局有關公告（圖源：中國政府網）
一
幾年前，HBO拍了一部電視劇《硅谷》。劇中，互聯網界的“後起之秀”有兩種命運：要麼主動“賣身”給“大廠”，要麼被後者鯨吞。看似虛構的劇情，背後是近年來亞馬遜、臉書、谷歌、蘋果等巨頭的現實故事。今年，這4家巨頭因涉嫌壟斷被美國國會傳喚，參與聽證。
數月前，《華爾街日報》發佈報道稱，亞馬遜曾利用平臺第三方賣家銷售數據開發自家產品，再與第三方賣家競爭。例如2016年，亞馬遜旗下風投機構投資生產家用視頻設備的Nucleus；8個月後，亞馬遜推出幾乎一模一樣的產品，致使Nucleus銷量大幅下滑。
某亞馬遜平臺第三方商家說：“我們將亞馬遜稱作‘海洛因’，它讓你上癮，最終讓你墜入深淵。”
至於另一家巨頭臉書，據標普國際統計，在過去15年收購了90餘家“萌芽中的競爭對手”。《華爾街日報》稱，臉書內部專門設有相關“警示系統”，一旦認爲市場上某小型公司已構成“威脅”，要麼將公司購入囊中，要麼“複製”其拳頭產品，利用規模和地位優勢將其徹底摧毀。
國際巨頭的做法，在國內也有模仿。隨着互聯網行業迅猛發展，許多消費者和商家都對一些平臺企業的“大數據殺熟”、逼迫性“二選一”、獲取消費者數據並形成數據壟斷等有了切身體會，甚至因地位不平等、維權成本過高而“敢怒不敢言”。
在此次市場監管總局的徵求意見稿中，就有大量針對市場上互聯網壟斷行爲的約束性規定。
此外，目前《反壟斷法》對VIE架構性企業的申報和審查缺乏依據，也易使監管出現空隙。所謂VIE架構，即母公司註冊地在海外、運營主體在國內，以協議方式實現企業整體控制的公司運營架構，大型互聯網企業普遍採用這一架構。
同濟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旭統計，2012年至2019年間發生的46起互聯網經營者集中案，經營者無一進行過事前申報，無一被公開立案調查懲處。
這種苗頭讓人擔心。互聯網領域有諸多投資、合併，但整合之勢已愈發明顯，幾大巨頭有明顯話事權，且在相似賽道展開對壘。他們強大的先發優勢使後入場的中小企業不得不搞起“站隊”式競爭。
目前在中國互聯網領域，幾乎所有頭部垂直類公司均接受了幾大互聯網巨頭的投資。長此以往，不僅容易導致市場環境惡化、扼制後發創新力量，也會侵害消費者和社會公共利益。
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所說，推出《反壟斷指南》的目的就是爲“預防和制止互聯網平臺經濟領域壟斷行爲，促進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亞馬遜、臉書、谷歌、蘋果因涉嫌壟斷被美國國會傳喚。圖源：美媒
二
互聯網領域的壟斷與反壟斷，對普通人的生活有諸多影響。
近年來，互聯網巨頭紛紛打造出枝葉繁茂的平臺體系，用戶在某一平臺的數據時常被姊妹平臺們“共享”。問題是，這種做法是否合理？用戶的數據隱私是否遭到侵犯？
此外，大數據變“殺生”爲“殺熟”也越來越常見。平臺藉助大數據收集消費者信息，分析其消費偏好、收入水平，一套算法整下來，老客消費成本竟然高於新客。您若沒多留個心眼、比價一番，還真難發現。
再說遠點，科技巨頭可以收集信息，也能推送信息，通過算法與模型，科技企業能實現精準投放。投來的信息可能是廣告，可能是無厘頭話題，同樣可能是充斥政治觀點甚至影響政治局面的信息。
如今，幾乎沒有什麼角落被互聯網巨頭的觸角遺漏。電商、外賣、金融、出行、本地生活、市政……大量數據掌握在平臺手中，在帶來便利、促進經濟的同時，負外部性也逐步顯現：比如個人隱私信息泄露、黑產鏈條叢生，再如一些平臺因管理和風控不足，致使惡性案件甚至潛在系統性風險頻發。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熊鴻儒表示：“‘大’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大’背後的以大欺小、算法合謀甚至平臺內部的治理風險。”
三
自2017年起，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企業中，科技巨頭一直包攬7席。隨着這些科技巨頭的邊界和影響力不斷擴張，《反壟斷法》的修訂也被各國立法機構提上日程。
媒體統計，過去4年，全球範圍內有多起針對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4大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調查，其中谷歌涉27起，亞馬遜、蘋果各22起，臉書13起。3周前，美國司法部正式起訴谷歌，這也是2000年“微軟案”以來全球最重大的反壟斷案件。
儘管各國監管的決心和力度都不小，但監管難度仍大。工業時代的反壟斷監管理論已滯後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市場發展。
“傳統的反壟斷要義是考慮商業行爲是否傷害消費者利益，判斷消費者利益是否受到影響的重要指標是價格。這一邏輯對互聯網公司很難適用，因其提供的產品大多免費（谷歌、臉書對用戶免費，亞馬遜直接壓低了商品價格）。”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歆磊分析稱。
在部分案例中，反壟斷反而使某些公司地位強化。2018年，歐盟通過旨在保護用戶隱私的《通用數據保護法》，要求互聯網廣告商必須徵得用戶同意纔可跟蹤用戶瀏覽行爲；由於用戶對谷歌的信任遠大於中小廣告商，谷歌的市場地位因此得到鞏固。
從法律上講，如何認定企業處於“壟斷地位”是一大難題。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侯利陽稱，證明一家公司具備市場支配地位、有濫用支配地位行爲（並排除合理理由），取證過程困難重重。甚至在反壟斷調查過程中，被調查對象的市場支配地位可能已喪失。
11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表示，科技創新在催生巨大動能的同時，也給社會治理、全球治理帶來巨大挑戰，其中之一體現在“互聯網科技巨頭掌控大量數據和市場份額，形成壟斷，抑制公平競爭”。
任何一個行業都需要規範，在鼓勵其發展和創新的同時加強風險管控。互聯網巨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巨大貢獻毫無疑問，但隨着其市場邊際的擴展、溢出效應的增強，如何避免“大樹底下不長草”，如何平衡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理應引起各方關注。
在此意義上，監管介入的時間和力度也很關鍵。過早介入可能會扼殺創新，過晚介入很可能於事無補。這是考驗監管智慧的時刻。
文/雲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