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第一槍是誰放的?學者稱起義成功很偶然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出版界也正掀起一陣辛亥題材熱。不少研究者通過對史料的重新梳理以及深度發掘，從不同視角對“辛亥革命”作出了多元化的闡釋。這讓發生在百年前的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在學者筆端呈現出多樣的註腳和複雜的風貌。
記者胡孫華
首義“第一槍”
變得更撲朔迷離
伍立楊《中國1911》
“陶啓勝搖晃站起還想掙扎逃跑，士兵陳定國舉槍對準他，毫不猶豫就扣動扳機，情急之下的這一槍，打中他的腰部。這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這是學者伍立楊在《中國1911》中對武昌首義第一槍的場景描述。這種說法讓本已存在爭論的“第一槍”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伍立楊說，武昌首義第一槍到底是誰放的？這可能是歷史上一個謎。一般記載均認爲第一槍是工兵營的熊秉坤放的。但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首義同志會開會時，呂中秋卻認爲第一槍是他放的，會中熊秉坤與呂中秋兩人均在場，爲了誰放第一槍問題，兩人吵起來。後來，還有說是金銚龍在跟陶啓勝爭鬥時開的第一槍。
伍立楊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其時排長以上纔有掛錶，一般老總們連掛錶都沒有，因此，時間之先後就很成問題。此其一。就地點而言，有的在工兵營放第一槍，有的在炮兵營放第一槍，雖然都是第一槍，但到底誰先誰後，就很難考證了。此其二。到了武昌首義的3年後，即1914年在日本，中山先生曾指着熊秉坤，向各位同志朋友介紹說，“這就是武昌首義放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啊”。伍立楊對此認爲，不管是金銚龍、還是陳定國，其營代表都是熊秉坤，說熊先生打響第一槍，可視爲廣義的第一槍。至於狹義的第一槍，還得歸於陳定國。
駐紮在城外南湖的第八鎮炮隊立即起義響應，並經武昌中和門入城。
武昌起義軍將士改寫了中國歷史進程。
武昌首義的成功
很偶然
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
“武昌起義一舉大獲成功，很大的一個因素，是革命黨人意外地撞上了一個有錢有槍的寶庫，喊了一嗓子 芝麻開門 ，門就真的開了。”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學者張鳴的這句非常文藝的話，把武昌首義成功的偶然性體現得淋漓盡致。他說，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並不看好武漢，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爲武漢屬於四戰之地，起義發動，即使成功，也易於遭致四面圍攻，堅持不下來。沒想到，這個中心開花的起義，不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輻射開來，一舉大獲成功。
他敘述道，其實當時清軍留守武漢的部隊不到萬人，而起義的部隊，不到3000人。武漢那麼大，僅憑3000人，要想守住，幾乎是不可能的。勢必要擴軍，擴軍就得有錢，有槍。如果革命黨人拿下的武漢，是一座沒錢沒槍的空城，這些一向窮極無聊的革命黨，真的沒法可想。非常幸運的是，總督瑞澂留給起義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現金和武器的城市。當時，藩庫裡有大量存銀，軍火庫裡有可以裝備幾個師的槍械。於是，起義軍在很短時間，發展到2萬多人。一聽說武漢的起義軍有了2萬多人，湖南、江西、河南的清軍部隊，嚇得要麼不敢來，要麼來了不敢放槍。
張鳴說，如果清軍在起義後馬上反撲，起義軍能不能守住武漢，很難說。而清軍之所以沒這麼做，而是要等到準備充分、調集充足兵力才肯動手，很大程度上，是顧忌擴軍之後起義軍的規模。
經過一夜激戰，起義軍於10月11日佔領武昌城。圖爲光復後的警鐘樓。
黎元洪被嚴重
妖魔化
“實事求是地說，黎元洪的加入確實使湖北軍政府的革命性有很大減弱，而也正是這種減弱，卻使湖北軍政府贏得更多歡迎。”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者馬勇看來，黎元洪是被後來的民國史嚴重妖魔化了的人物。
馬勇在書中講道，黎元洪見多識廣，與各路英雄都有相當結交。革命黨人很早就相中了黎元洪，認爲他的進步思想具有進一步轉化的潛質，如果給予適度推動，黎元洪一定會成爲革命黨的重要領袖之一。但黎元洪和當時軍界領袖的一般看法一樣，都是君主立憲制的信仰者，他同情當時各地興起的保路運動，但比較反感暴力革命。所以當武昌起義發動後，新軍中的革命黨派員給黎元洪送信，希望他適時投身革命領導革命時，他毫不猶豫手刃來使，希望用這種辦法平息新軍中的騷亂。
但黎元洪根本沒料到那次譁變這麼厲害，他感到情勢不妙，於是在隨從的陪同下躲進了一個部下的家中。起義軍獲悉黎元洪藏身之地後，派員來請。黎元洪最終答應，是因爲革命黨人的誠懇態度，也是軍人的職責迫使他不能放棄如此責任。他認爲，如果沒有一個有力量的軍官予以領導予以管理約束，那麼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馬勇認爲，在湖北軍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確實沒有出來主動管事，大概是黎元洪的真情流露，也是革命黨人所需要的，他們只是需要黎元洪的聲望和影響力，並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