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嚴刑峻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酒駕肇事悲劇一再發生，社會對屢勸不改的酒駕者深惡痛絕。尤其不久前，一位年輕優秀的女醫師曾御慈，又因酒駕不幸喪命，引起社會憤慨，輿論痛斥政府態度不積極、沒有用嚴刑峻罰懲治酒駕，導致憾事一再重演。

政府真的對酒駕問題睜隻眼、閉隻眼嗎？今年元旦開始，立法通過的新制規定，降低酒測開罰標準至0.15，罰款也從6萬上調到9萬臺幣。新制嚴刑峻法上路後，肇事案件仍然持續發生，行政部門又祭出更嚴格的酒測執法，民衆若拒絕酒測，檢警可將駕駛人當「公共危險罪」現行犯逮捕、送交醫院抽血檢查。強制抽血措施，引起人權團體的抨擊，認爲已違反比例原則、侵害人權。但在民意的壓力之下，行政機關不但堅持，更一度提議應對酒駕者實施「預防性羈押」，直接拘禁人身自由。

接着又發生幾起公務員酒駕事件，在社會「反酒駕」風潮下，行政院人事總處研議實施連坐制，規定公務員酒駕主管連帶受罰，引起考試院長關中的反對，認爲連坐處分違反民主人權「是落伍的想法」，察委員吳豐山也認爲，連坐是軍政時期做法，現在已經是憲政時期，不能走回頭路。

酒後駕車並無犯罪的故意，而且「酒後不開車，開車不喝酒」，本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道德規範，以法律介入道德問題是否適當，本存有討論的空間，企圖以嚴刑峻法遏阻犯罪，更是不切實際。70年代臺灣剛剛開始富裕，社會產生貪婪之心，經常發生搶劫事件，社會不安。當時蔣經國總統爲安定人心，決心嚴懲犯罪，乃依據《戒嚴法》規定所有搶劫案件均交付軍事審判，一律速審速決判處死刑。但結夥搶劫大案仍然一再發生，一些走投無路搶奪他人的社會邊緣者卻成爲槍下亡魂。

人類數千年曆史已經證明，徒法不足以自行、重懲不能禁絕犯罪。倘若社會缺少道德感，放任一己之私，無視他人生命安全，即使所有酒駕行爲都重判死刑，仍然不可能完全禁絕冒失的酒鬼行爲，不過增加一些死刑冤魂及社會暴戾氣氛而已。立法及行政機關爲了平息民衆的憤怒，一再擴大法律權力，酒駕事件未必減少，但有了侵害人權的隱憂。

無獨有偶，今年7月1日即將邁入高齡社會的大陸，首開新例實施《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老年監護制」，以保障老年人的生存權利。新法規定，「具備完全民事行爲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親屬或其他與自己關係密切、願意承擔監護責任的人、組織中協商確定自己的監護人，監護人在老年人喪失或部分喪失行爲能力時，依法承擔監護責任」。法律還特別提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家庭成員有義務對老年人進行「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並鼓勵家庭成員與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

家人互相照顧本是中國傳統價值，但當它寫入法律，成爲法律要求的誡命，正代表現代社會傳統家庭價值已經受到挑戰，當道德無法保障老年族羣的安養時，人們只好求諸於法律。

大陸前所未有的「老人照護法」，既反映出社會對養老需求的焦慮，也反映出現代家庭已失去傳統的照護功能。但如今將照護老人的責任入法，卻不能保證讓所有流離失所的老人，都得到良好照顧：也不能保證讓失能失智的老人，都受到應有的照護待遇。但家庭成員的互動空間，本來由每個家庭成員自己決定，現在卻由國家立法說了算。

當臺灣一再針對酒駕立法擴權的時候，我們可以體會人們對沒有道德感的酒駕者深惡痛絕。當大陸正式將「老年監護」立法，把家人看望、問候老年人寫入法律條文，我們也明白，大陸家庭中照護老人的道德防線，正在崩解之中。

酒駕殘害生命，子女疏於照顧父母都天理難容但法律不是萬靈丹。尤其，法律愈多、國家可以管理的層面也愈多，人們的自由就愈少，對付沒有道德、或道德失落現象，法律有時而窮。其實，徒法難以自行，更多的法律，並不能確保社會祥和安定，如果能在人們心中深植尊重他人生命、家人互相扶持的觀念，纔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