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峰會後的兩岸新挑戰
美國總統拜登在其「百日新政」來臨之際，邀請日本首相菅義偉在華府舉行會談，這是雙方繼2+2外交國防首長會談後的最高級別峰會，下月初還將邀請韓國總統文在寅訪問白宮。美方積極盤整東亞地緣政治，組建美日韓同盟陣線，顯見合圍抗中的戰略佈局，已成爲拜登實踐多邊主義外交的重中之重。
美日領袖峰會強調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或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倡議，並未跳脫兩國外交課題的傳統領域，但在美日峰會的聯合聲明，白紙黑字，公開表態，應是雙方自1969年以來的特殊安排。在當前亞太地緣政治急遽變動，美國極力整合周邊國家共同抗中的敏感時刻，格外受到國際矚目。
1969年的冷戰反共年代，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與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舉行峰會時，佐藤曾表態關切臺灣的和平與安全，外界即意識到日本對東亞形勢的變化已有重要判斷。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外交也處在關鍵的歷史轉折，美日對即將走出「鐵幕」的中國政局，充滿高度期待與好奇。
當年美日峰會結束後不久，中國外交政策與東亞形勢呈現重大變化。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臺日與臺美外交關係陷入空前危難。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發佈聯合聲明，率先宣佈中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52年前依然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的尼克森政府，或佐藤內閣，在冷戰時期都是標榜反共立場的政府，但當年美日峰會之後，冷戰形勢丕變，拉攏中國對抗蘇聯成爲當年的主流戰略。在國際霸權與區域強權合縱連橫的競逐過程，臺灣的外交空間與主體地位，卻成爲美日追求其國家利益的犧牲品。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勢崛起、軍事擴張、經貿增長，50幾年前積極追求與中國建交的美日兩國，當前的重大戰略已調整爲如何全力合圍，共同應對中國的戰略擴張與安全威脅。臺海和平情勢雖然成爲美日峰會的關注焦點，但弔詭的是，美日愈加強勢關切，即成爲北京對臺進一步施壓的藉口。
美中日三國，目前是全球三大經濟體，彼此存在着緊密的經貿關係。根據大陸海關總署最新公佈的2021第一季主要貿易伙伴總值，美日與中國的進出口快速增長，驟然飆升近三成。然而，雙邊經貿合作的高度增長，卻與雙邊地緣政治的矛盾、軍事戰略的衝突，幾乎同步與時俱增，政經情勢之複雜，自可想見。
1895年4月17日，大清帝國與日本帝國簽署《馬關條約》，大清政府將臺澎割讓給日本。這項條約簽署至今整整屆滿126週年。臺灣百年來的政治命運，既受到國際形勢的影響，也受到中國歷史變遷的牽動，兩岸政治爭端複雜難解，諸多根源即在於國際因素的干預，美日峰會對臺海情勢關注所引發的後續效應，即爲明證。
堅持臺灣的主體地位 趨吉避凶
毋庸諱言，國際外交形勢、大國戰略利益、兩岸主權衝突，依然是影響臺灣政局與國家發展戰略的三大關鍵變數，面對新一波國際形勢的大變動、區域強權的新衝突，臺灣要堅持自已的主體地位，掌握有利的歷史契機，穩住國家發展的戰略座標，趨吉避凶，審時度勢，始能從容應對即將迎面而來的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