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澳洲的新加坡「特區市」 國家與全球城市關係
文／鄺健銘
日前，澳洲一位法律系講師Benjamen Gussen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文章，建議新加坡在澳洲建立「特區市」（charter city） ，作爲已成立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的新加坡跳脫思考未來的進路。閱讀時立即想到的兩個問題是：第一，澳洲會有何誘因同意新加坡在自己國土之內建立「特區市」？第二，這個「特區市」會如何經營與運作？
這個概念中建立在澳洲領土之內的「特區市」，有自己一套法規、其公民在澳洲其他地方不會有居留權，運作方式類近於香港特區或印度的安德拉邦等地。作者相信，作爲民主國家、擁有不少有待開發與善用的土地的澳洲，能在「特區市」模式之下，與全球城市（Global City）新加坡建立互惠關係。
構想中的「特區市」，可被置於澳洲西北部，由聯營公司開發。聯營公司將有四大投資者──提供有如香港面積的土地供開發之用的西澳洲佔四分一股份，提供軍事基地的澳洲政府同樣佔四分一，發展基建的新加坡佔另外四分一，私營企業持有餘下股份以換取使用土地與基建的權利。這四大投資者共同草擬特區市的法律，特區市會透過市營企業以及稅收取得利潤，利潤由四大投資者攤分。特區市首10年發展過渡期由聯營公司管治、期間入息稅會被免除，首批公民會主要來自新加坡。
作者預想，新加坡會複製自身發展經驗，令這個特區市扮演綠色能源與海水化淡等技術、西澳洲資源銷售市場、旅遊等新中心角色、進而順帶刺激澳洲經濟。如果特區市運作成功，新加坡可在其他地方複製這個模式。
文章提到，2009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Dr. Paul Romer曾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特區市以推動國家發展。近期新加坡與香港的論述，都有提起Romer這個主張，這包括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Parag Khanna去年所着的《Connectography：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以及香港政治學學者黃偉豪去年所寫的文章《割讓：一個比港獨更離經叛道的激進概念？》。
在Khanna書中， Romer被形容爲倡議第三世界複製香港或新加坡模式以推動發展的經濟學家。Khanna的觀點是，在現今全球化世界，國與國的競爭點，在於匯聚「網絡」的能力，此一能力會方便維持與發展對國家經濟有利的各種供應鏈；能匯聚資本、知識、人材等網絡的全球城市，因而會成爲國家力量的重要泉源。用Khanna的話概括，全球城市與國家力量的關係，就是City Building as State Building；換句話說，現今世界體系更以全球城市而非國家爲本位。
黃偉豪對Romer的特區市概念，有更詳細的解說。如他所言，按Romer理解，「『特區市』的操作內容是，一個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可以把一部分的領土交託給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例如先進的歐美國家來管理，以促進經濟發展。這由外國政府管理的領土，便是一個『特區市』。」
「在Romer的心目中，迴歸前的香港正正是證明他的『特區市』的概念，是絕對有效和可行的活生生例子。九七前的香港，正是中國領土、英國管理，結果成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驕人成果，亦爲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帶動了無限生機，名副其實是一個『香港好，中國也好』的雙贏局面。有趣的是，如果我們認真地思考Romer的概念，把它發揚光大，進一步應用在香港之上，時光可以倒流的話，在1997年7月1日出現的應該是『香港收番中國』，而非『中國收番香港』，使到於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可以被推廣至中國的其他地方。最起碼，是可以考慮給香港『吞併』鄰近的中國城市，使更多人能受惠於香港的優良制度。」
黃偉豪也有指出，「特區市」概念，其實與香港關係密切 。香港語境之中，「國家」是經常出現的政治關鍵詞，但這個關鍵詞的意涵卻甚少被梳理，當中值得思考更多的問題包括：在現今世界體系，主權如何被重新定義？國家與全球城市有何關係？應如何重新理解國家的「邊緣」與「中心」，乃至國家的運作？上述在澳洲國境內建立新加坡「特區市」的建議、以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Dr. Paul Romer有關「特區市」的觀點，都能爲這些問題，乃至對香港作爲全球城市的本質與現況的理解，帶來重要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