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傑：全球化面臨新趨勢新考驗新挑戰
在G20杭州峰會就結構性改革達成基本共識的背景下，2016年10月29-30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共同主辦了以“結構性改革釋放增長新動力——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爲主題的第81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暨2016新興經濟體智庫年會。來自中國相關部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27個省市自治區，以及美國、德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南非、韓國等國家和國際機構的專家學者參加了論壇。與會者對全球化面臨的新趨勢與新挑戰發表了不同看法。
全球化呈現出新趨勢與特點
司嘉麗（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20與“一帶一路”特別顧問）：全球化出現了逆轉。在貿易方面，比如投資、人流都出現了逆轉的情況。在全世界越來越多國家，包括德國、歐洲，開始出現反對對外開放，反對全球化的浪潮。歐洲議會最近公佈了一項研究，題目是“G20國家的保護主義”。已經連續6年，全球一些監測機構對歐洲保護主義進行監測，發現這些國家沒有在進行貿易自由化，而是在實施保護主義。
彭森（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大選有可能改變全球貿易和投資一體化進程，勞動力流動和移民等重要的制度安排，使全球的結構性問題解決更爲困難。此外，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增大，金融市場敏感震盪，地緣政治風險加劇，恐怖襲擊頻發等都對全球經濟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今年以來，發達國家採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增多，據WTO的報告，到今年5月，20國成員集團實施了新的貿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20項。
弗洛雷斯（巴西瓦加斯基金會教授）：從技術層面來說，佈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全球面臨着不同的戰略、策略選擇。從社會政治環境來看，從外交到戰爭、到身份認同，地緣危機依然沒有結束，國家邊界紛爭仍然存在。現階段還沒有很好的方式來解決跨邊界的宗教身份認同問題。
亓玫（外交部歐洲司副司長）：貿易保護主義擡頭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特徵。當前全球經貿關係中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的因素在增多。政治和經濟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同時，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變化也交織在一起。
朗哈默爾（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現在不少發達國家認爲全球化不是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好了，擔憂自己成爲最糟糕的，這就產生了防禦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多哈談判已經過了15年，沒有任何進展，沒有任何結果。全球貿易自由化和雙邊貿易協定，就像TTIP、TPP都沒有最終得出結論。
鄭京平（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貿易保護主義危害極大，因爲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往往是損人不利己的雙輸或多輸政策。就全球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降低了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比，損害了全球的總福利。就一個國家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也降低了自身的投入產出比，減少了自身的福利。
孫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聯席主任）：全球治理面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從去年以來G20成員國採取了1400多項貿易保護措施，與貿易自由化背道而馳。
遲福林（中改院院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儘管貨物矛盾的增速明顯下降，但在經濟信息化、服務化趨勢推動下，全球服務業貿易快速增長。服務貿易開始成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引擎。
夏鋒（中改院副院長）：服務貿易成爲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重點和焦點，服務貿易成爲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成爲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重構的焦點，成爲雙邊區域貿易協定談判的焦點。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對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有決定性的影響。
3.區域化與全球化並行
張蘊嶺（中國社科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全球化大趨勢不變，但會經歷調整，既有反的因素，也有退的因素，重要的是需要釐清，需要反思。開放是全球化的內在助力，對一國來說，對世界來說，開放是好的，是必需的。但僅僅開放並不能解決經濟發展的所有問題。發展需要綜合與平衡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特別是需要實施有效的和有力的區域發展政策。
區域化是和全球化並行的一個重要趨勢，區域化和全球化都要順勢發展，因爲區域化可以做很多全球化不能做的事，區域化比較靈活，也比較多樣，起着不同的作用。面對新的世界發展，對於區域化也有不同的考慮。例如，美國通過領銜TPP創造所謂新世紀的、高水平的開放，深入到邊界內的各種政策標準問題。但是，這樣一種高度的開放架構顯然不適合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更沒法替代WTO的多邊進程。
遲福林：推進市場開放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需求。市場開放是經濟轉型與全球化的大趨勢，是全球結構性改革面臨的重大課題。
全球治理面臨的矛盾和問題
1.傳統治理機制存在結構性缺陷
孫哲：全球治理面臨三大危機：第一個危機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第二個危機是各國的國內政策有很多的偏見，比如說對外資企業不公平的待遇；第三個危機是反全球化浪潮、民主治理雙重危機。
曹遠征（中銀國際董事長）：現在全球的治理機制三個支柱：第一個是聯合國體系；第二個是WTO的投資貿易自由安排；第三個是以佈雷頓森林體系爲代表的，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貨幣安排。現階段的全球治理體系全部的基礎是建立在發達不發達之上，就是南北不平衡的基礎之上。隨着發達國家的發展，這個基礎開始出現了動搖。
2.全球治理需要包容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
張蘊嶺：多哈回合的長期停滯或者是失敗表明世界發展的矛盾。多哈回合是發展回合，發展回合需要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環境問題。發達國家只關注推動更高水平市場開放，而發展中國家更關注綜合的發展環境，事實上是開放模式的爭論。前不久閉幕的G20杭州峰會非常明確地提出世界需要包容、聯動性的發展，包容和聯動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含義。
朗哈默爾：國際社會政治界應當結束已經停滯不前的貿易談判，重新設定較低的目標，比如說降低關稅的協議，搞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同時，自由貿易協議可能會帶來經濟的增長，也會帶來衰退，所以要建立基金補償衰退的損失。
1.“一帶一路”推動世界包容性增長
姜起春（韓國濟州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把亞、歐、非聯繫起來，在促進開發市場潛力，創造就業，提升投資，促進跨境文化、經貿往來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帶一路”不僅可以促進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還會給沿線國家發展帶來更大的動力。
張蘊嶺：中國不存在反全球化，也不會退出全球化，是以新的方式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力量。中國本身將繼續加大開放力度，同時，大力推動新型發展合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激發世界發展的新潛力，爲世界增添新的發展動力。“一帶一路”包括幾十個國家，建設一個自貿區不是不可能。所以，我們要重點推動“一帶一路”下的自貿區網絡建設。
一是推動不同自貿區間的連接，在一些重要的領域推動相互承認；二是在“一帶一路”下達成功能性的安排，比如交通便利化協議，簽署促進投資協議。這些協議可以先部分國家談判簽署，向其他國家參與開放，也可以考慮實行“一帶一路”下的商業旅行卡計劃等。中國與歐盟的投資協議談判應該加快，應該發揮先導作用。
2.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扮演着全新的角色
弗洛雷斯（巴西瓦加斯基金會教授）：我們還沒有完全取代佈雷頓森林體系，有一些國家希望從內部改變佈雷頓森林體系，這是一個做法。但也可以建立一個新的體系、新的制度。比如說，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都是彌補性的機制。
孫哲：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中國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改制或者是建制這兩個方面的內容，比如說G20強調，推動WTO份額和人事制度變革，推動提出提款權職能和結構改革，強化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亞投行等。
曹遠征：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是包容性的。允許各國有各國的方式。未來世界經濟中自貿區是一個包容性的自貿區，不是非白即黑的安排。
3.中國在推動亞歐一體化上的作用巨大
蘇庫馬（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目前反全球化的趨勢在西方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美國主要是反對跨太平洋的協議以及其他的自由貿易區，歐洲也有這樣的表現，首先是英國脫歐。但是不要把反全球化的趨勢和亞洲等同起來，在印度、在中國、在其他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大家是贊成全球化的。亞洲投資銀行以及“一帶一路”，所有這些都是中國所發起的。同時，區域國家非常支持，亞洲國家非常支持，包括印度、日本、韓國非常支持中國的重要倡議。
亓玫：中歐之間可以加強發展戰略的對接，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和歐洲的投資計劃，現在對接得很好了。例如，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共同投資的基金，在這個基金的框架下，現在正在細化落實方案，我們已經有了7個方面的互聯互通，每個方面各提7個互聯互通的項目，現在已經達成了共識。
遲福林：“一帶一路”在當前的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中應當有更特殊的作用。爭取到2020年實現中歐自貿區的重大突破。這有利於中歐市場的優勢互補，有利於促進中歐雙方的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下，在歐洲一體化面臨挑戰的背景下，中歐自貿區有相當大的破題需求和現實性。
（本文系出席第81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暨2016新興經濟體智庫年會官員和專家學者觀點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