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羅慶生》拜登「強硬」抗中 真實的還是權宜之計？
美國總統拜登的中國政策顯示了強硬的「抗中」立場，和競選期間的主張有異，反而有些「川規拜隨」，這現象並不尋常。（資料照／路透社）
隨着美國新任閣員的陸續發言與表態，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似乎逐漸明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重要閣員的發言顯示了強硬的「抗中」立場，和拜登競選期間的主張有異，反而有些「川規拜隨」。這現象並不尋常。
首先是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參議院聽證會的發言指出：中國無疑是「對美國利益帶來最大挑戰的國家」，並認同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將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的行爲定義爲「種族滅絕」。
接着駐聯合國大使托馬斯-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也表示中國是「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並對參議員提及她2019年在喬治亞州的薩凡納州立大學（Savannah State University）孔子學院發表演說一事表示後悔。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則在1月29日立場相異的美國六大智庫合辦的線上論壇，與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對話時表示：美國必須要面對「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的暴行、對香港羣衆的鎮壓、以及對臺灣的威脅」，並指出中國議題是美國與歐洲盟友之間最重要的議題。
閣員論述立場與拜登競選主張不同
這些論述立場和拜登競選時的政治主張是有差別的，將俄羅斯作爲參照面就會比較清楚。去年9月，拜登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訪問時曾表示，俄羅斯是美國的對手（opponent），中國則是認真的競爭者（serious competitor）。10月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被問及哪個國家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時，拜登也表示是俄羅斯，因爲俄國破壞美國的安全和聯盟，中國則是美國的最大競爭者。
拜登將俄羅斯界定爲美國的最大威脅，較之前川普與普丁之間說不清楚的關係明確，各方因而預期他上任後對俄羅斯與普丁將更爲強硬。然而拜登不僅很快的與普丁通電話，雙方還對「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New START）延長5年達成協議，美軍在歐洲也沒有動作。相對而言，拜登遲遲未與習近平通話，被問及時，白宮發言人僅表示會「戰略性處理」，而太平洋艦隊在南海與臺海則動作頻仍。輕重之分很清楚。
談到戰略，羅馬人有條重要古訓，那就是「千萬不要同時在兩個方向作戰」，因爲力量被分散可能兩邊都輸。雖然拜登日前在國務院的外交政策演說中並未改變說法，但他明快的緩解了與俄羅斯的緊張，全力應對中國，對立面的位階，中國似乎已調整到在俄羅斯之上，類似川普政府後期的定位。
不僅如此，拜登政府在語境上也延續了川普時期。例如在國安會設立「印太事務協調總監」的新職務，「印太」概念確定取代了歐巴馬時期的「亞太」。在聯合盟友的部分，蓬佩奧去年那場著名的「共黨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中，即呼籲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新聯盟」。在民主價值觀的部分，仍聚焦中國在新疆的種族滅絕、香港的打壓民主以及對臺灣施壓等議題，並未增刪。這使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看起來不僅立場強硬的程度與川普後期無異，甚至內涵也幾乎相同。
但這是不合理的。一般政黨輪替後，新政府上臺都會凸顯與前政府的差異，以帶來新的政治氣象，華盛頓也不例外。拜登就職首日即簽署15項行政命令和備忘錄，包括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停止美墨邊境築牆，以及要求在聯邦大樓內要佩戴口罩等，都是打臉川普。然而在川普「遺產」有關中國政策的部分，卻爲何照單全收？
拜登政府會讓川普「遺產」框住嗎？
回到拜登勝選後，美國政權交接期間的諸多波折來看，或許能較爲明朗。川普政府在任內最後兩週，對中國發動了幾乎無所顧忌的猛烈攻勢。1月8日宣佈將派駐聯合國大使克拉芙特（Kelly Craft）來臺，9日宣佈取消「美臺交往限制」，15日將中海油、中國商飛、小米等9家中國公司列入支持軍方發展企業予以制裁。蓬佩奧還在推特上發言，他的抗中舉措將成爲他任內的「遺產」。
成熟的民主政治，看守政府一般不作重大決策，以示對新民意的尊重。川普政府在最後時間頻頻出手，還以「遺產」概念企圖框住新政府的政策方向，違反政治慣例，被視爲給拜登「穿小鞋」。以「挺臺」來抗中的模式，也被美國學者認爲對臺灣並無助益。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學者葛林（Michael Green）、葛來儀（Bonnie Glaser）與美國在臺協會（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即曾聯名撰文，表示在任期最後幾天強烈挺臺，將使對臺政策政治化，反而對美臺關係不利。知名的友臺學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也表示，川普政府是在即將結束之際決定給別人帶來麻煩。
這的確給拜登政府帶來麻煩。在美國受新冠疫情影響而充斥強烈的反中情緒下，對中政策的強硬與否成爲政治檢驗。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即因曾在孔子學院演講中誇讚過中國，其駐聯合國大使的任命投票，即被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推遲。
這可以解釋爲何拜登團隊競選期間的政策立場，上任後會出現微妙變化。重要閣員必須表現出和川普「遺產」同樣強硬的抗中，以避免在華府政治氛圍中遭到質疑，甚至被圍剿。果真如此，那麼口頭上的強硬抗中，就可能只是「權宜之計」。
因爲競爭不是隻有對抗，還有合作的成分。如果美、中搞成全面對抗，雙方就沒有合作空間，未來演變就只有戰爭一途，而那是美國想極力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川普政府知道那所謂「遺產」的強硬抗中路線並不可行，否則不會在最後幾天，不必負政治責任的時候才拋出。這也意味着拜登如果要與中國展開有意義的競爭，就必須逐漸緩和目前雙方的緊張關係，甩開川普政府刻意框住政治對手的「小鞋」。
因此，話雖講得強硬，拜登政府仍謹慎的透露出和緩與中國關係的訊息。例如發佈備忘錄，指示不要再用武漢肺炎或中國病毒稱呼COVID-19，因爲「以起源的地理位置提到新冠病毒大流行」會助長仇外情緒。這雖說是爲了維護美國亞裔人士的利益與尊嚴，但川普曾多次使用中國病毒一詞抨擊中國，因而對中國來說，可算是善意表示。
更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的論述，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他沒有說什麼。布林肯在表述中國政策時並未將「中共」與「中國」區隔。衆所周知，蓬佩奧曾刻意凸顯「中共」統治的意義，在很多場合使用「中共」而不是「中國」，並稱習近平爲「總書記」。
區隔「中共」與「中國」其實並不是保守派觀點，事實上更接近一貫主張與中國接觸的自由派理念。《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即曾撰文，建議拜登「把習近平和中國分開看；批評前者，而不妖魔化後者」，以避免冒犯整個中國，迫使官員們不得不團結在他們的領導者周圍。
但這是「離間」的概念，暗示中國人民推翻中共統治或官員發動政變。布林肯未延續此一說法，顯示美國對中政策的真正方向並非那麼強硬。或者更精確的說，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與對臺政策，還沒有真正明朗，應沉住氣繼續觀察爲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