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交流互鑑鑄就文化豐碑
故宮太和殿。故宮博物院供圖
故宮倦勤齋內景。故宮博物院供圖
10月20日晚，由清華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與清華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聯合主辦的清華大學文化藝術大講堂拉開帷幕。作爲首期主講人，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以“敦煌與故宮——不同力量鑄就的文化豐碑”爲主題，爲現場的師生講述了敦煌與故宮的歷史文化內涵，同時分享了自己在這兩大文化殿堂工作的感悟。本報記者特邀請王旭東院長，就讀者感興趣的相關問題，回答記者提問。
記者：您的講座主題是“敦煌與故宮——不同力量鑄就的文化豐碑”，爲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大背景下來看敦煌和故宮，它們具有什麼獨特的意義？
王旭東：我在敦煌工作了28年，去年4月來到故宮博物院。作爲一名文物保護工作者，我很幸運先後服務於這兩大文化殿堂的保護。敦煌莫高窟和故宮同在1961年列入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又在1987年成爲中國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它們是中國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和豐厚的文化內涵。
人們來到敦煌，總會驚歎莫高窟的偉大，在1700米的崖壁上開鑿有735個洞窟，其中492個洞窟有精美的壁畫和彩塑。而更讓人驚奇的是，這樣一個文化藝術寶庫，爲什麼會誕生在荒涼寂靜的大漠戈壁之中？莫高窟的產生，與絲綢之路有着緊密的聯繫。公元前2世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之後，漢王朝在西北大漠設敦煌郡，修築長城，建陽關、玉門關。敦煌作爲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漢文化與西方世界溝通的咽喉要道。經過幾百年中原文化的積澱，敦煌做好了迎接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準備。公元366年，莫高窟誕生了。持續1000多年的開窟、造像、繪畫，創造了恢弘燦爛的佛教藝術瑰寶。在莫高窟可以看到多種形制的洞窟、不同風格的彩塑和內容豐富的壁畫，它們反映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歷程和佛教藝術的演變，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先驅。4.5萬平方米的壁畫，不僅表現了不同時代佛教的主題，更生動呈現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莫高窟是“牆壁上的博物館”，爲我們提供了關於古代生活的無比珍貴的資料。在一些壁畫中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供養人的形象，他們來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身份，卻因爲共同的信仰在這裡開窟造像。由於絲路文化交流和民間信仰的力量，纔有了這個沙漠中的文化奇觀。
故宮作爲明清皇家宮殿，它的營建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紫禁城的整體建築格局沿襲了2000多年前《周禮·考工記》記述的建築思想和歷代皇城的建築規範，各個建築的規模、形制代表着不同的等級，彰顯禮儀與制度。紫禁城是中國古代建築的集大成者，每一個細節都包含着不同意蘊的文化元素，讓人感受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比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這三大殿的名稱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和文化”。交泰殿裡的匾額“無爲而治”，表達了道家的治國智慧。紫禁城建成於600年前，但它的歷史積澱絕不只是600年，而是要悠久深厚得多。除了擁有壯美的古建築羣，故宮還收藏了海量的珍貴文物。故宮186萬多件藏品中，既有歷代皇家的收藏承襲，也有清宮從民間徵集的珍品，還有宮廷製作的禮儀和生活用品、大量的君臣作品以及明清編撰書籍和明清檔案。這些藏品包羅萬象，彙集了我們傳統文化的精粹。故宮這座文化寶庫的形成，主要來自國家力量的推動，但它不只是體現皇家的意志，更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今天的故宮堪稱厚重而又博大的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承載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匯聚地。
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鑑
記者：敦煌和故宮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推動力和文化創造的路徑，那它們之間有沒有相同或相似之處？
王旭東：在敦煌和故宮，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交融與互鑑。我想這是它們能夠開出如此燦爛的文明之花並且保持長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綠洲，東來西往的僧侶、商人和軍隊在這裡歇息、補給，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宗教、藝術、文化在這裡匯聚、交融，留下印跡。在敦煌保留了早期印度風格的佛教洞窟、帶有古希臘愛奧尼柱的建築繪畫，從壁畫中可以看到西域傳來的各種樂器，還有鮮卑、粟特、回鶻、党項、蒙古等各民族的形象。尤其是藏經洞出土的各種語言的文書和經卷，記載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我們發現不同宗教的文獻在一個洞窟裡共存，這說明歷史上曾有多種宗教傳播到敦煌，在這裡和諧共生，但最後只有佛教一直傳承下來。
在故宮同樣能看到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其建築、藏品深刻記錄了我們這個多民族大一統的國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大量的宗教建築場所又體現了不同宗教在皇室的共存。鹹若館和雨花閣是佛教建築，欽安殿是道教風格，坤寧宮是薩滿教祭祀的場所。延禧宮內的靈沼軒，是德國設計師設計的西洋式建築。倦勤齋的通景畫，是由意大利畫家郎世寧和他的學生們借鑑歐洲教堂的全景畫形式移植到清宮。故宮收藏的外國文物也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比如各式各樣的西洋鐘錶，代表西方科技的望遠鏡、日晷儀，來自日本、朝鮮、俄國的工藝品和書畫作品……
中華文明5000多年綿延不絕，在長期演進過程中，不斷吸收借鑑域內外優秀文明成果。正是這種海納百川、兼容幷蓄的胸懷，讓我們中華文化不斷壯大，生生不息。莫高窟和故宮，都是中華文化博採衆長的結晶。
文化遺產的創新發展
記者：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及故宮博物院成立95週年，也是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20年。回顧這兩大文化遺產的保護歷程，能夠得到哪些啓發和感悟？
王旭東：敦煌和故宮的有效保護，都離不開國家的強大和重視。從百年來的歷史變遷可以看出，文物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
1900年道士王圓籙發現了莫高窟藏經洞，他報告給當地的官員，但官員沒有認識到它的價值。那個時候，清王朝已經奄奄一息，根本無暇顧及文化的保護。一些國外探險家得到消息，來到這裡，騙走了一批又一批珍貴文物。這樣令人心痛的浩劫，就是發生在國運衰微、民族危亡的時代。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才結束了敦煌石窟長期無人管理、屢遭破壞偷盜的局面。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昔日的皇家禁宮變成面向公衆開放的博物館，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戰火紛飛中，故宮博物院開展了歷時十餘年、行程數萬裡的文物南遷。1.9萬餘箱文物有專人保管、清點，一路都有軍隊護送，最終沒有一件丟失，守住了我們國家的文化瑰寶。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故宮和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傳承利用都邁上了新的臺階，取得了許多歷史性成就。在新時代，這兩大世界文化遺產都肩負着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使命。要把故宮和敦煌的文物資源、數字資源、學術研究成果變成大衆喜聞樂見的文化創意產品、文藝作品，要讓文物活起來，讓文物蘊含的多元文化價值活起來，走進當代人的生活，煥發出新的光彩。
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文物價值的挖掘、傳播，也需要社會各界的參與和支持。故宮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一直都開展着廣泛的社會合作，在整合社會資源、運用先進技術、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都走在前列。不久前，我們舉辦了“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國明清史國際學術論壇”，這是故宮博物院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學術盛會，匯聚了國內外一流專家學者的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在構建“平安故宮、學術故宮、數字故宮、活力故宮”的事業發展體系中，平安故宮是基礎，學術故宮是核心，數字故宮是支撐，活力故宮是根本。“四個故宮”的建設不僅要靠故宮人來完成，也要吸引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參與。
今天，去博物館“打卡”已經成爲一種時尚。我們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要創造良好的環境，讓大家從“打卡”逐漸轉變爲親近這些文化遺產，用心感悟文化遺產中的美，瞭解文物背後的故事，體會創造這些文物的智慧。希望更多人能從古代遺產中汲取文化的力量，獲得精神的慰藉，激發創造的靈感。也希望通過我們的挖掘、研究、再創造，爲社會提供文化滋養，爲子孫留下更多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