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們心灰意冷──政經遞嬗七十年（五）
2004年，《紀念丁玲誕辰100週年─丁玲生平與創作展覽》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開展。（新華社）
他們抗議黨箝制知識分子、昔日羣衆運動（如對付反革命分子）太過粗率殘酷、奴從蘇聯模式、生活水準太差、禁止閱讀外國文學、官僚幹部貪污腐化，以及黨員享有太多特權，成爲脫離羣衆的一羣。漢口一位會計學教授即認爲早期的羣衆運動「嚴重違反人權」。他還說，「這是暴政！這是惡毒的！」保護黨候選人的投票制度是一出鬧劇，「今天，我們甚至不清楚我們選出來的人高矮胖瘦，更不消說他的品格和能力。我們變成了投票機器。」
陝西一位教授描述在共產黨治下的日常生活時說道，「有一種無形的壓力逼迫人民噤聲。」一位瀋陽的教師則說，「認爲所有的農民都是有意識地希望參加農業合作社，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多數農民都是被迫加入。」另一位東北的教授寫道，他任教學校的行政體系，「到處充斥着封建的王公貴族與聲名狼藉的江湖術士。」一名魯迅的朋友提到，作家在蔣介石治下的重慶所能享有的言論自由更甚於今日的北京。幾位河南昔日地主指出，「共產黨已經智盡技窮，我們的解放時期已經來了。」
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豎立了所謂的「民主牆」，貼滿了批判共產黨的大字報。一位來自外校、支持胡風的青年女學生於五月底在北大舉辦的會議上發表演說，強烈抨擊延安整風運動扼殺了文學和詩歌的創作，她黽勉學生採取行動配合已經在西北地區、南京、武漢等地展開的示威活動。事實上，中國各地所爆發的示威遊行並不侷限在上述幾處，從成都到青島，學生團體四處騷亂，毆打幹部，洗劫檔案資料，呼籲其他院校或高中學生一同加入抗議行列，以表達支持，並籲請政府制定新的教育政策，類似事件時有所聞。自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展開以來，中國不曾有過像這類完全針對文化和政治領域大聲疾呼的示威運動。
幾位曾在中國享有盛名的知識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坦白口吻發表文章。研究農村中國和傳統士紳制度並發表相關論文、專書，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期間蜚聲於世的社會學先驅費孝通，正是當中的代表人物。一九五七年六月，費孝通發表一篇記述他那年年初重返早年從事重要田野調查工作的江蘇偏遠地區「開弦弓村」的文章。他指出，這一地區的許多問題到今天仍未獲解決，其中包括紊亂的經濟計劃，怠忽地方工業發展，不懂飼養適合當地環境的牲畜，完全漠視兒童教育。費孝通的文章暗示，開弦弓村在一九五○年代中葉的許多生活層面並未超越一九三○年代中期。在一些自省的段落中，他也委婉流露了他對現行毛主義的焦慮不安：
懷疑合作化的優越性是不正確的，但承認合作化的優越性、以爲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的，我想，也是不對的。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我們腦筋搞得簡單了，當然更會對不上頭。請原諒我，說起話來不能不囉唆一些；更希望讀者不要挑出一兩句話來，說我又在吹風了。
至少有九個省的黨委書記並不支持這次的整風運動，其他黨委書記即使贊成也都謹慎爲之。他們於六月展開反制行動。一貫反對整風運動的部分北京領導人支持上述地方幹部，不過他們暫時受制於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毛在瞭解到批判的浪潮已經直指他本人之後，即轉向黨內強硬路線的那一方。他修改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使內容看來像是毛對知識分子所承諾的自由權利只侷限在對深化社會主義有貢獻者的範圍內，這一修正觀點接着被刊登與廣爲傳播。現在這篇演講已經成爲知識分子身上的緊箍咒，而不再是毛澤東期盼、鼓勵知識分子公開批判的原始初衷。七月，反擊那些攻訐黨的宣傳在全國各主要報刊上喧囂鼎沸，共產黨宣佈開始進行「反右運動」。八月初，北京市長彭真指控那些批評共產黨的行徑，猶如一九二七年間「蔣介石、汪精衛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彭又引述另一段歷史來作比附，難道一九五七年的共產黨應該同當時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在上海、武漢大屠殺的暗無天日時期一樣，「寬宏大量地包容蔣介石、汪精衛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樣……容忍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嗎？」彭的答案可想而知，「絕對不能。」
截至年底，逾三十萬名知識分子被打上「右派分子」的標籤，徹徹底底地葬送了前途。許多知識分子被送到勞改營或鋃鐺下獄；有些則被下放到農村，並非只是從事農村勞動，而是遭懲罰性地流放以了卻其殘生。在這些人當中有作家丁玲，她的史達林文學獎、她重申對共產黨忠誠的聲明言猶在耳，但現已被一筆抹煞、拋諸腦後，丁玲被放逐到黑龍江省邊界的一處農場。黨內一整世代的青年活躍分子同樣受到極大的創傷，在這些人當中有中國最優秀的社會科學家、科學家、經濟學家，例如天文物理學者方勵之與記者劉賓雁。在這些下放的人當中，許多人早年受到鄧小平心腹之一胡耀邦的鼓吹而加入革命時代的共青團。至此，全都心灰意冷了。
費孝通本人則是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開認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形式上還定期召開大會，以維持某種全國性之民主參與的象微。費孝通自我否定了他那篇關於開弦弓村的報告，並坦承曾經「懷疑和反對社會主義的目標」、「煽動破壞了黨與農民之間的關係」、「甚至計劃利用這些材料撰寫爲外國人宣傳的文章」。費孝通的衆多榮譽職銜一一被剝奪，貼上「右派分子」的標籤，並禁止傳授、發表，或指導研究有關中國社會議題的課程或論文。然而比起那些在公開的鬥爭大會上不斷承受巨大壓力而被迫自殺的教授和學生，費孝通的境遇還算幸運。漢陽第一中學的三名學生領袖因推動反校內共產黨幹部的激烈示威抗議，在審訊之後旋即遭到槍決；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中共早在新學年之初、在一萬人面前執行處決。百花齊放之後，卻以復仇之勢告終，且將中國留下等待新的、尖銳的革命鬥爭年代。（下冊完）